宋代文言小說的文化闡釋

序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的歷史和現狀
一 古人對此論題的認識
二 魯迅對此論題的看法
三 當代學者對此論題的研究
第二節 本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思路
一 本書的研究對象
二 本書的研究思路
第三節 本書的研究方法和意義
一 本書的研究方法
二 本書的研究意義
第二章 宋代文言小說與理學文化
第一節 理學與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
一 理學興起的社會條件和思想淵源
(一)理學興起的經濟基礎和社會文化背景
(二)理學興起的思想淵源
二 理學思想體系的建立
三 理學與宋代文人的文化性格
(一)深刻冷靜的理性精神
(二)深重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道德意識
(三)追求平淡的審美傾向
第二節道德勸懲的普遍性與自覺性
一 宋人對小說功能的認識
二 果報題材的泛濫
三“情欲傷身”的主題
第三節 理學精神的形象再現
一 娼妓形象的道德精神強調
二 小說中的“聖賢氣象”
(一)溫潤含蓄、端方仁厚
(二)重義輕利、涵養道德
三 忠君愛國的“節操”觀
第四節 理學文化與宋代文言小說的美學風格
一 理學家對“文”“道”關系的闡釋及其對宋代文壇的影響
二 宋代文言小說平實簡淡的美學風格
(一)“樸雅”而“采艷殊乏”的敘事語言
(二)不多“幻設”的敘事觀念
(三)冷靜理性的敘事態度
第五節小結
第三章 宋代文言小說與史官文化
第一節 古代小說與史傳的血緣關系
一 古代小說的史傳淵源
二 古小說對史傳的依附與疏離
三 唐人小說中的史傳因子
第二節 宋代史官文化精神
一 完備的修史機構和制度
二 量多質優的史學著作
(一)歐陽修《新五代史》、《新唐書》
(二)司馬光《資治通鑒》
(三)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
(四)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五)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
(六)袁樞《通鑒紀事本末》
(七)朱熹《資治通鑒綱目》
(八)鄭樵《通志》
三 史學思想和史學自覺意識
(一)以史為鑒的鑒戒論
(二)維護綱常倫理
(三)重人事，輕天命
第三節 史官文化精神與宋人小說觀念
一 補史意識和實錄精神
二 鑒戒意識和批判精神
三 評價尺度和研究方法
第四節 史官文化精神與宋代文言小說創作
一 題材取向
(一)歷史題材
(二)軼事題材
二 敘事的“史筆”
(一)以人物為中心的敘事結構
(二)“篇末垂誡”的議論模式
(三)簡約、客觀的敘事風格
第五節 小結
第四章 宋代文言小說的通俗化
第一節 宋代文言小說通俗化的成因
一 社會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
(一)公私教育的發展與普及
(二)印刷刻書業的發展
二 “市人”階層的興起和白話小說的形成
三 文言小說創作和接受群體的擴大
第二節 宋代文言小說中的市井社會
一 商人和商業活動
二 開放的婚戀形態
三 市井化的文人形象
第三節 宋代文言小說體制的新變
一 語言的通俗化
二 標題的格式化
三 敘事方式的多樣化
第四節 宋代文言小說反映的市人心態
一 對金錢的熱切渴求
二 對艷情的濃厚興趣
三 獵奇的審美心理
第五節小結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中國古代的散文體小說基本上可分為“文言”和“白話”兩大類，正是這兩種不同“語體”的小說同源異流而又交互影響，構成了中國古代小說產生、發展的總體格局和歷史景觀。

散文體小說是敘事文學的最高形式，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敘事藝術達到一定高度的產物，此為文學發展之一般規律，東西方概不能外。據此，東西方各個國家或民族的散文體小說都應該有一個從無到有、漸次形成的過程，其過程又與各自的歷史文化有關。中國古代“文言小說”較之“白話小說”早出，也是由其自身的歷史文化發展態勢所決定的。

由于種種特殊的地理、歷史條件，造成了主要生活于東亞大陸的中華民族不同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歷史演進形式和社會發展模式，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都與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其表現在精神文化上，則由于“敬天法祖”、 “天人合—”成為一種思想傳統，強調人倫理性的文化元典“六經”早早確立，原始宗教觀念日趨淡化，民族自身發展的歷史因此受到最大的推崇，甚至“神話傳說”也逐漸被“歷史化”，使層出不窮的散文體史書，不僅成為對民族歷史進程的記憶，也成了民族敘事藝術積累的主要載體。在文學領域，則是“緣情言志”的抒情詩遠比敘事詩發達，長期高踞文學的主流位置。正是這一切導致了中國古代小說的形成道路與西方的不同。

歐洲的小說史在追述“小說”形成的沿革時，無不把古希臘史詩，認作小說的遠源，而將12世紀興起的“騎士傳奇”列為近源。確實，不管古希臘史詩、歐洲各民族的“英雄傳奇”和“騎士傳奇”實際上是否一脈相傳，說歐洲“文藝復興”以來出現的散文體小說主要是由長篇敘事詩孕育而成，應該是沒有疑義的。因為有了長篇敘事詩作為“典範z’，使歐洲散文體小說以長篇為主流的特點顯得十分突出。“文藝復興”以來在“人文主義思潮”激蕩下出現的歐洲散文體小說，大多是長篇體裁，連分明短篇規模的小說也要連綴成長篇的形式（如薄伽丘的《十日談》），歐洲典型的短篇小說要到18世紀以後才盛行。

由于沒有規制宏大的以“神話傳說”為內容、以“史詩”（敘事詩）為形式的“神話—史詩”傳統，敘事詩落後于抒情詩的發達，典型的戲劇要到12、13世紀才形成，中國古代敘事藝術的經驗在文學領域——包括詩、賦和各種文學散文中的積累，應該說是比較有限的。不過，在書面敘事方面，中國古代另有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那就是各種各樣的“史書”積累豐厚。漢初，中國最早的史書《春秋》已被列人“五經”，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則被公認為“正史”的典範而為後世一再仿效。而從先秦至魏晉六朝，“史傳”之外帶有敘事成分的散文體作品——各種雜史、雜傳，則大部分屬于史乘之支流，即使被稱為“志怪小說”的魏晉六朝之“志怪書”實亦為史傳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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