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文學史論(重排本)

本書屬稿于1942年至1948年期閭，書名即稱《中古文學史論》，是作者原在清華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漢魏六朝）”一課程的講稿。其寫作意圖及經過已詳書中所附之初版《自序》及《後記》中，不再贅述。1951年作者曾以之分別編為《中古文學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學風貌》三書，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時值建國之初，私營出版社顧慮較多，不願出字數較多之學術著作，故循其所請，一分為三，其實仍為一書。1956年，“運動”之風漸緊，乃自我從嚴處理，將全書整理修改一次，刪削幾半，改題《中古文學史論集》，交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荏苒多年，久未重印。迨“史無前例”之時代結束以後，天晴日霽，科學研究又邁新步，上海古籍出版社乃于1981年據1956年紙型，重印一次。後知香港中流出版社曾于70年代據棠棣出版社本，重印過《中古文學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學風貌》三書；又承日本石川忠久教授主持，將《中古文學思想》及《中古文人生活》二書中多篇文字，予以逐譯，改名《中國之文人》，列為日本大修館書店所出《中國叢書》之一，在日本出版。又由于近年來學術思想活躍，各地治中國文學史之同道及同學，也時有詢及棠棣版三書者，認為尚具有某種參考價值，亟宜重印；今歲訪日，又蒙日本同行學者予以關心與鼓勵；感愧之余，遂擬仍照原先計劃，將棠棣版三冊合為一書，仍名《中古文學史論》，予以重版。承北京大學出版社熱心協助，遂得付梓。對于來自各方之盛情支持及鼓勵，作者深為銘感。在付印過程中，又蒙錢理群、陸彬良二同志協助核校，多所匡正，並此志謝。

學術研究工作總是在前輩學者的哺育和影響下起步和前進的。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曾受到朱自清先生和聞一多先生的指導，已于初版《自序》及《後記》中敘及，這是一種“親承音旨”式的當面討論的方式；此外受到前輩著述的啟發和影響的地方，尤其眾多，我這里只想談談魯迅著作對我的教益。由本書的內容可以看出，作者研究中古文學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深受到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的影響的。魯迅對魏晉文學有精湛的研究，長期以來作者確實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論作為自己的工作指針的。這不僅指他對某些問題的精闢的見解能給人以啟發，而且作為中國文學史研究工作的方法論來看，他的《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等著作以及關于計劃寫的中國文學史的章節擬目等，都具有堪稱典範的意義，因為它比較完滿地體現了文學史既是文藝科學又是歷史科學的性質和特點（文學史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評價作品的藝術成就為任務的文學批評，也不同于以探討文藝的一般的普遍規律為目標的文藝理論；它的性質應該是研究能夠體現一定歷史時期文學特征的具體現象，並從中闡明文學發展的過程和它的規律性）。魯迅把他擬寫的六朝文學的一章定名為“酒‧藥‧女‧佛”，這四個字指的都是文學現象；關于“酒”和“藥”同文學的關系我們已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得知梗概，“女”和∣佛”當然是指彌漫于齊梁的宮體詩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譯文學的流行。這些現象既同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有聯系，又同文人的生活和作品有聯系，是可以反映和概括文學史的歷史特征的。又如他把唐代文學的一章定名為“廊廟與山林”，那是根據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對現實采取不同的態度和傾向加以概括的，其意蓋略近于他的一篇講演的題目《幫忙文學與幫閑文學》，目的是由作家的不同的社會地位來考察作品的不同傾向。他能從豐富復雜的文學歷史中找出帶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時代特征和本質意義的典型現象，然後從這些現象的具體分析和闡述中來體現文學的發展規律，這對文學史研究工作者是具有方法論性質的啟發意義的，至少作者是把它作為研究工作的指針的。但由于自己理論修養和學術水平的限制，幾十年來不僅始終停留在“心向往之”的階段，而且還常常發生東施效顰的現象，本書各文就具體地說明了這種情況。作者所以願意指出這一點，是因為雖然本書質量不高，還可能存在某些錯誤或不妥之處，但作者深信自己所遵循的思路和方法還是比較對頭的，而且仍然希望能在今後的工作中繼續努力，並對過去的失誤有所彌補。

此次重版，雖經作者就全書重行校讀一遍，並有所補正，但總的說來，它仍然是一部舊作。由于多年荒疏，作者未能對論述內容做出新的探討和增補，至感內疚；但本書所論述的都是一些比較專門的學術問題，也搜集了一些有關的資料和提出了個人的看法，或者仍可供今天的研究者與學習者以參考，因此決定重版，並希望能由此得到讀者和專家們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