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文學研究︰2006論文集

大江健三郎文學研究︰2006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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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大江健三郎先生是日本著名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35年出生于日本四國地區一個被森林圍擁的小山村,少年時代在母親影響下對魯迅開始了此後不曾間斷的閱讀,大學時代在渡邊一夫教授的引領下沐浴了歐洲人文主義的光芒,並由此走上了創作道路。1960年對中國進行的第一次訪問,使得“農村包圍城市”與文化人類學的邊緣和中心之概念結合起來,最終演化為《萬延元年的Footbabll》、《同時代的游戲》等諸多作品中的根據地/烏托邦。1994年以《個人的體驗》和《萬元延年的Football》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大江健三郎更強烈地意識到作家的責任,借助《空翻》、《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別了,我的書!》等作品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並于《在自己的樹下》、《兩百年的孩子》等作品里表現了對新人、孩子和童子等未來之象征所寄予的希望……

本書是關于研究其文學作品的論文集。
 

目錄

大江的愛(代序)
北京講演二○○六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演講
年輕一代參與的意義——我們絕不能重蹈覆轍
童心新說——評《愁容童子》與《堂吉訶德》及其他
大江健三郎先生給我們的啟示
大江健三郎文學的傳統與現代
“大江文學”給中國當代文學的幾點啟示——在中國“大江文學研討會上”的發言
大江健三郎——當代杰出的人道主義作家
回歸與拯救
大江健三郎與俄國文學觀念
大江健三郎文學里的中國要素
互文性、信仰及其他——讀大江健三郎《別了,我的書!》
二十一世紀的必讀書——大江健三郎的小說
恐怖的“日內瓦指令”︰從莫斯科到東京——《群魔》和《別了,我的書!》對“日內瓦指令”的諷喻
人文主義者的思想探索與寫作實踐——試析大江健三郎的早期思想與創作
致大江健三郎先生的信
 

2001年8月23日,筆者和黃寶生先生、許金龍先生抵達東京。適逢第十一號台風在日本登陸。于是日本友人便戲稱我們為“台風人”。第十一號台風雖不如我們想象的那樣飛沙走石摧枯拉朽,卻也是綿綿淫雨令人掃興。然而,奇怪的是我們驅車前往大江先生的東京外別墅時,天空竟開,太陽嬉皮笑臉地從雲翳的高處探出頭來,一路陪伴著我們。

大江先生早早地站在宅外的林間小道上,沒等汽車停穩,便迎上來與我們握手寒暄。先生還是舊模樣。他身著便裝,清 的臉上洋溢著誠篤的微笑。他熱情地介紹了他的妻子和兒子,然後就滔滔不絕地回憶起 00年9月應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之邀成功訪問北京的情景。他記得北京一位網民友善而坦誠的提問︰“大江先生,您為什麼這麼主?”也記得西單圖書大廈讀者的熱情包圍和北京小胡同里的豆漿油條。當許金龍先生把

《環球時報》編輯的一本《20世紀外國文學回顧》轉贈與他時,他的臉上更是漾起了激動。他多次表示,對北京的訪問是他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一年來,他利用一切機會宣傳北京,用所見所聞告訴日本人民︰中國已經並正在發生巨大而積極的變化,他在那里感受到了蓬勃向上的氣息和人們發自內心的喜悅,看到了世界上最優秀的知識精英。此後,他還就日本右翼勢力篡改歷史教科書事件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這是日本右翼勢力無視歷史、無視現實的又一明證。為此,他曾在國會議事堂舉行大型記者招待會,當眾抗議日本政府的錯誤行徑,要求日本政府正視歷史,制止刪改歷史教科書,真誠地向亞洲各國賠罪,以求得到亞洲人民的寬恕。

是年,大江先生正在創作《兩百歲的孩子》。我說這不是“東方版《堂吉訶德》嗎”?他忙不迭點頭稱是。我們真誠地希望先生的理想主義和他的這一個堂吉訶德可以創造“戰勝風車”的奇跡。

先生侃侃而談,並不時地朝兒子光投去關切、慈愛的目光。光回以安寧、欣慰的目光。

三個小時似白馬過隙匆匆而去。大江夫人忙里忙外為我們準備了“中國包子”和各種小吃。大江先生撫今追昔意猶未盡,他為自己的中國之行、為自已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名譽研究員而感到由衷的高興。我們在戀戀不舍中走出大江先生的別墅。它和他的主人一樣,顯得那麼樸質、那麼敞亮。還有三十年前的舊煙囪、很不起眼的門牌及門前的參天大樹和這種樸質、敞亮構成了大江及大江家的獨特風景。

告別時分,大江一手拉著夫人,一手挽著兒子。大江光依偎在父親身上,用稚嫩的中文怯生生地說著“你好”和“再見”。

這情景不由得讓我想起了一句古話,謂“在上則人咸戴焉,在下則人咸親焉”。我還由此想到了大江的愛國之心。事實上,大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他深愛日本,卻不被大多數日本人所理解。他說過,日本只有承認歷史、與中國及亞洲各國修好,否則便是死路一條。且不說歷史證明了這一點,即便是在當下,在全球化乃至未來跨國資本主義語境中,大江先生的話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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