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記(修訂版)

修訂版序言何兆武
序　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葛兆光
第一章　（1921—1939）
　我的祖上沒有名人
　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一二•九”見聞
　上學記•甲
　　1.力矯時弊，以古為則？
　　2.無故亂翻書
　　3.天籟幻想
　鬼子來了
　戀戀故鄉情
　返鄉
　湖南印象
　上學記•乙
　　1.中央大學附中
　　2.西方教科書
　　3.逃離“修道院”
第二章　（1939—1946）
　上學記•丙︰遷徙的堡壘
　　1.自由散漫的作風
　　2.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3.自由，學術之生命
　　4.逃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听
　　5.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6.茶館听吹牛，里根掛二牌
　　7.兼職做教師
　　8.戀愛？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觀轉變
　幾個難忘的人
　　1.一包熱情的聞一多
　　2.民主人士張奚若
　　3.戰國派雷海宗
　　4.吳　印象
　　5.馮友蘭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掄先生
　　9.數學系
　　10.物理系
　戰火芬芳
　　“一二•一”運動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個人的政治底線
　五柳讀書記
　憶同窗
　　1.“科里紅”何佶（呂熒）
　　2.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獲罪的陳良璧
　　5.老友鄭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　（1946--1950）
　教書台灣
　日日江樓坐翠微
　上學記•丁︰革大學習
零敲碎打
後記︰把名字寫在水上　文靖

這本小書《上學記》確實是一個偶然的產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靜女士來找我談話，想從我這里了解一些舊時代學生生活的情況。當時我沒有任何思想準備，更談不到思想上的醞釀，只是東拉西扯地信口閑談。文靜女士據此寫了幾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載，這或許引起了她的興趣，于是又連續和我幾度閑談。就我而言，事先並無寫書或出書的念頭，只不過是零星回憶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沒有一個整體的構思，閑話太多，較重要的事情卻多有遺漏，乃至後來讀到成稿時，已經難以重起爐灶，只不過在個別字句上略加修飾，點綴成文。

我想有一點是要特別加以說明的。回憶錄不是學術著作，也不可以以學術著作視之，讀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學術著作的，來要求個人的回憶錄。學術著作要有嚴格的客觀根據，絕不能只根據作者個人的主觀印象。而個人的回憶錄則恰好相反，它所根據的全然是個人主觀的印象和感受，否則，就不成其為個人的回憶錄了。詩人歌德青年時曾熱戀綠蒂，甚至于想要自殺，終于寫出了《少年維特的煩惱》，一瀉千里地發抒了自己火熾的熱情。及至晚年寫自己的回憶錄《詩與真》時，他卻對自己青年時的熱情出之以嘲諷的態度。然則“兩般誰幻又誰真?”我以為，兩者都是同樣的真實，都是詩人自己個人真實的寫照。

《上學記》一書出版後，我送給當年同在北京(北平)師大附中讀書的一位老同學，當時我們同樣經歷了盧溝橋事件和中日戰爭的爆發，也同樣對當時政局的內幕一無所知。不過據我當時的印象，宋哲元只不過是一心想在夾縫之間作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盧溝橋開火，幾天之內日方就以重兵包圍了北京城，而當時的宋哲元卻還一味地大談其什麼︰“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純屬一派胡言，痴人說夢，不知所雲，足可以和閻錫山的哲學(什麼“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類的混沌邏輯)相媲美。正當他大作其和平美夢的時候，就被日軍打了個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淪敵，二十九軍還犧牲了一個副軍長和一個師長。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綿陽，臨死時還感嘆︰“這個局面怎麼向國家交代?”這是我對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學則認為宋哲元還是抗日的。當然，他也同樣不了解當時的內情，這只不過是他個人的感受。我想，我們盡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寫回憶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而且都應該忠實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學者研究的事情。我們兩個人的感受不同，回憶各異，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的友情，更不妨礙事實的真相。相反，你必須盡量使每個人都忠實地回憶，才能盡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憶中還有一樁，即我對殷福生(殷海光)學長的印象。有一年顧壽觀學長和我同住一個宿舍，殷福生常常跑來和他高談闊論。我和顧壽觀很要好，覺得他忠厚樸實且又好學深思，但對殷福生則印象不佳，總覺得他仿佛是高人一節，褒貶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這一點上，不愧是一個法西斯。但後來的情況卻又大謬不然。他到台灣之後，成為了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成為台灣青年一代知識分子最有影響的思想導師，受到台灣當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對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錯誤的。但是作為回憶錄，我以為仍然應該如實地記錄下當時自己的感受。當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于書中提到馮(友蘭)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辯白。凡是親身經歷過西南聯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會一清二楚。鄒承魯院士的學術和人品大概是學術界耳熟能詳、一致公認的，他對當時老師的月旦，可謂要言不繁、一語中的(見《科學文化評論》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頁)。凡是對當時同學們的諸多壁報還有所記憶的，大概也不會忘記當時大量嚴厲的批判文字。本來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盧梭的一諱、為賢者諱，並不是真正對人的尊重。一個人的思想本來是活潑的、與時俱進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種思想上的木乃伊，讓人去頂禮膜拜呢?

以幾度私下的閑談而居然能濫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許多重要的遺漏(如舊時代學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響，以及個人對當時學術界的感受和批評)，都無法在這里一一補充了，這是要告罪于讀者的。最後我要衷心感謝友人文靜女士為此書所付出的辛勤勞動，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曾誠先生，感謝三聯書店編輯吳彬女士為此書所承擔的那麼多意外的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