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1920年《企業代表會法》發生史

序言 鄭寅達
導言
一 問題的提出
二 蘇維埃、委員會還是代表會
第一章 前奏︰1918年前德國社會對于勞資關系變革的討論與實踐
第一節 德意志帝國成立前的社會改良思想及其初步實踐
一 工業化進程中的社會問題與社會改良思想
二 個別企業主的實踐行動
三 政府的立場與行動
第二節 德意志帝國成立後的勞資關系大討論與國家立場的演變
一 關于勞資關系變革的不同設想
二 從俾斯麥到威廉二世︰政府立場的演變與司法實踐
第三節 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下的勞資關系演進
一 “城堡和平”的出現
二 戰時經濟中的勞資關系
三 《為祖國志願服務法》 的劃時代意義
小結
第二章 十字路口︰1918/1919年革命爆發之際勞資利益團體與各政黨的勞資關系觀團體與各政黨的勞資關系觀
第一節 勞資利益團體的勞資關系觀
一 工會的勞資關系觀
二 企業家利益團體的勞資關系觀
三 “斯廷內斯一列金協議”的談判進程
第二節 社會主義政黨與團體的勞資關系觀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社會主義政黨的分裂
二 社會民主黨
三 獨立社會民主黨右翼
四 斯巴達克團
五 革命領導者團體
第三節 資產階級與保守政黨的勞資關系觀
一 1918/1919年革命前後資產階級與保守政黨的分化組合
二 民主黨
三 民族人民黨
四 人民黨
五 天主教中央黨與巴伐利亞人民黨
小結
第三章 新方向︰1918/1919年革命中代表會運動影響下的勞資關系變革
第一節 政治性代表會運動的興衰︰勞資關系變革視野中的政治革命
一 代表會成立浪潮
二 政治新格局的形成及其內在矛盾
三 代表會的去政治化及其引發的政治變動
四 權力關系的新形式與政治代表會運動的最後風潮
第二節 經濟性代表會運動的興起︰“完全控制權”與“共決權”之爭
一 爭議的產生︰政治革命中的“完全控制權”與“共決權”
二 爭議的發展︰國民會議選舉之後的“完全控制權”與“共決權”
三 經濟性代表會運動的困境
小結
第四章 法制化︰企業代表會體制的形成
第五章 尾聲︰企業代表會的實踐與勞資關系變革的失敗（1920—1934）
結語
附錄
附錄一 文件
附錄二 《企業代表會法》（1920）
附錄三 大事年表
附錄四 人名譯名對照
附錄五 地名譯名對照
附錄六 黨派演變圖
參考文獻
一 德文文獻
二 英文文獻
三 中文文獻
後記

對于本書所探索的對象——德國的代表會，也許大多數中國讀者會感到陌生，但是，如果把“代表會”改譯成“蘇維埃”，很多讀者就會回想起俄國十月革命和德國十一月革命那段如火如荼的歲月。其實，以1920年的德國《企業代表會法》為紐結，可以引申出兩條線索，一條是革命史的線索，另一條是勞資關系史的線索，兩條線索互相影響，推動著歷史向前發展。從革命史的角度考察，德國1918/1919年革命明顯走的是“下降”路線，從十一月革命爆發後蘇維埃基本控制局面，然而由于在蘇維埃中佔多數地位的社會民主黨堅持要由國民會議來決定國家的走向，最後導致政治屬性的蘇維埃自殺，德國建立了魏瑪共和國而不是蘇維埃國家，國家最高權力轉歸國會（至少在名義上如此），蘇維埃的活動範圍退縮到經濟領域，成了“工廠委員會”或“企業代表會”。但是從勞資關系史的角度考察，《企業代表會法》的通過，在德國歷史上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從世界範圍來看也處于領先地位，因此，又帶有某種“上升”路線的色彩。

自人類社會產生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以來，勞資關系就是一對難以處理的矛盾。資本家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出于種種考慮，總是希望在利益分成中壓低工人所佔的份額。而工人為了保證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總是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福利條件。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後，工人階級的斗爭目標上升到政治領域，要求奪取政權，把人類引向共產主義社會。圍繞這樣一對矛盾，社會上各個階層、各種政黨團體乃至思想流派，出于不同的考慮，提出了各種應對方案。在俄國十月革命、尤其是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以後，勞資關系的解決或調節，融入到一個更大的框架之內，即究竟是實現蘇維埃專政抑或建立議會制民主共和國。在這帶有你死我活意味的時刻，各種力量以積極的姿態搏殺其中，在德國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驚險劇。然而劇情的結尾，竟是勞資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失政治化”，重新回到企業內部來解決。從勞資關系政治化，到各種力量的搏殺，再到勞資關系失政治化，歷史進程撲朔迷離，留下了很多疑團。

在中國國內從事世界史研究會遇到不少困難，其中之一就是缺乏原始資料，致使很多學者不敢涉足許多有價值的微觀性課題。本書所探討的課題就是這種微觀性課題之一。所幸的是，本書作者孟鐘捷同志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獲得了“中德聯合培養”的機會，赴德國研修，在德方導師直接指導下從事研究。孟鐘捷同志天性聰慧，自1996年從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保送進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後，一直潛心史學領域，從本科階段的“基地班”成員，到免試直升碩士研究生，再到“碩博連讀”提前攻讀博士學位，依靠自己的辛勞和悟性，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發展。在德國研修期間，他按照德方導師的要求，又結合中國的史學特點，圍繞1920年德國《企業代表會法》的緣起問題，大量搜尋資料，建構了本書的基本框架，對這段撲朔迷離的歷史做了解釋。為了保證行文的通暢，本書把篇幅較大的引文作為附錄較為完整地附在書後，這樣就為後續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這種做法，也許是值得發揚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