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與智慧︰馮契哲學研究論文集(1996—2005)

智慧的沉思（代序）
馮契先生的智慧哲學與本體思考︰知識與價值的辯證統一
智慧的探索——讀馮契“智慧說”三篇
馮契對金岳霖本體論思想的轉進
“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略評馮契先生“智慧說”
馮契先生的哲學研究路向
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選擇——兼論馮契的人格理念
“天人合一”的現代詮釋——馮契先生“智慧說”初論
轉識成智——馮契對時代問題的哲學沉思
試論馮契先生的“終極關懷”
感覺經驗能否給予客觀實在——從洛克到金岳霖和馮契
對智慧探索歷程的邏輯概括——論馮契建構的邏輯範疇體系
馮契對休漠問題的解答
認知的界限和求通的智慧一一論馮契先生的廣義認識論
馮契科學邏輯思想初探
化理論為方法——一馮契對中國近代邏輯思想革命的總結和超越
馮契對辯證邏輯研究中兩個疑難問題的解決
論辯證思維推理的基本原則—一讀馮契《邏輯思維的辯證法》札記
向德性倫理回歸——解讀“化理論為德性”
化理論為德性——論馮契先生的自由價值觀
追求自由與善——馮契倫理思想初探
馮契“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說申論
馮契倫理思想探析
馮契美學思想初論
從“認識史”到“智慧說”——20世紀9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趨向
談馮契對中國傳統哲學價值的認識
論馮契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貢獻
“前現代”的中國哲學史書寫︰以馮契為例
馮契對中國哲學現代化的貢獻
從“形式化”到“理想形態”——馮契對金岳霖概念論超越的一個側面
馮友蘭“境界說”和馮契“智慧說”的比較研究
附錄
Ⅰ Feng Qi’s Ameliorism︰Between Relativista and Absolutism
Ⅱ Philosophy︰Recent Trends in China since Mao（節選）
Ⅲ 馮契傳略
Ⅳ 馮契哲學思想研究論文存目（1996—2005）
編後記

自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半個多世紀的思想跋涉中，馮契先生既歷經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潛于中國的智慧長河。對人類認識史的這種沉思與反省，又伴隨著馬克思主義的洗禮及時代問題的關注。從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說三篇”，馮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終于智慧的長期沉思，為中國當代哲學留下了創造性的篇章。

以智慧的探索為中心，馮契先生的哲學思考涉及中國哲學史、認識論、價值論、倫理學、美學、邏輯學等各個領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和一卷本的《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如書名所示，馮契先生對中國古代哲學的考察，側重于揭示中國古代哲學合乎規律的發展過程。運用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及科學的比較方法，馮契先生梳理了中國古代哲學演進的歷史脈絡及其中的邏輯環節，並深入地分析了中國古代哲學的歷史特點。馮契先生對認識論作了廣義的理解，認為它包括如下四個問題︰第一，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第二，理論思維能否達到科學真理？或者說，普遍必然的科學知識何以可能？第三，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首先是世界統一原理、宇宙發展法則）?第四，人能否獲得自由，或者說，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養？在馮契先生看來，中國傳統哲學在關注前兩個問題的同時，又對後兩個問題作了更多地考察，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宇宙發展法則的問題，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的問題貫穿于整個中國哲學史；正是在對這兩個問題的考察上，顯示了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

就名實之辯而言，馮契先生認為，相對于西方哲學，中國哲學較早地發展了辯證邏輯；每當中國哲學達到總結階段時，哲學家便從不同方面對辯證思維的形式進行考察，深入地闡發辯證邏輯的原理。在先秦哲學的總結階段，
在人的自由問題上，馮契先生認為，相對西方哲學，中國傳統哲學更多地考察了自愛的原則，而對自願原則則有所忽視，後者容易導向宿命論。馮契先生對正統儒學的宿命論傾向作了 深入地分析。按馮契先生的看法，自由不僅是倫理學及認識論的問題．而且也涉及美學。在美學上，馮契指出︰西方人比較早地提出了美學上的模仿說（再現說）和典型性格理論，而中國人則比較早地發展了美學上的言志說（表現說）和意境理論。馮契先生的這些看法基于對中國哲學的長期沉思，它將中國古代哲學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層面。

關于中國近代哲學，有見于其劇烈變革的社會歷史前提，馮契先生研究的側重之點主要在于其“革命進程”︰按照馮契先生的看法，中國近代哲學以“古今中西”之爭為其背景，具體圍繞著如下四個同題展開，即歷史觀、認識論、邏輯和方法論、人的自由和理想。這些問題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理氣（道器）之辯、心物知行之辯、名實之辯、天人之辯在近代的延續和發展，同時又受到西方近現代哲學的影響。隨著進化論的輸入，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開始拉開帷幕。五四以後，馬克思主義的傳人，則使哲學革命由進化論階段發展到唯物辯證法的階段。在這一過程中，歷史觀與認識論的論爭逐漸結合起來，成為中國近代哲學發展的主線，最後由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作了總結；邏輯與方法論及人的自由和理想的論爭，在中國近代未能作出系統總結，馮契由此提出了“進一步發展哲學革命”的問題。這些考察，既清晰地梳理了中國近代哲學演進的脈絡，又將近代哲學的變遷與中國哲學的未來發展聯系起來，使歷史的考察成為哲學重建的起點。

哲學史與哲學的統一，是體現于馮契先生哲學研究過程的一個基本原則。對以往哲學的考察，總是處處滲入他的哲學見解；而他的哲學思考，又伴隨著對以往哲學智慧的總結。這種總結．比較集中地體現在他的“智慧說三篇”中。“智慧說三篇”由三部相互聯系的著作構成，這三部著作即《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早在青年時代．馮契先生便“真正感受到自己有一個哲學問題非要解決不可”，這個問題就是知識與智慧的關系。如前所述，馮契先生對認識論作了廣義的理解，認為它不應限于知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還要研究智慧問題，要討論元學（形而上學）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等問題。這些既涉及具體經驗領域的知識，又涉及關于性與天道的智慧，元學與知識論統一于廣義的認識論。

按馮契先生的理解，廣義的認識過程包括兩個飛躍，即從無知到知的飛躍和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由無知到知的過程發端于實踐中獲得的感覺，這種感覺能夠給予客觀實在。馮契先生認為知識經驗領域無非是以得自經驗者還治經驗，得自經驗者即是概念，用概念來摹寫和規範經驗，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由此形成了知識經驗。作為知識經驗主體的“我”，運用邏輯範疇進行思維，運用歸納與演繹相統一的接受總則統率經驗領域。形式邏輯與接受總則即構成了普遍有效的規律性知識之所以可能的條件。

經驗知識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馮契先生看來，認識並不限于經驗領域，它同時指向性與天道，後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說認識論的前兩個問題主要關聯著經驗知識，那麼，智慧則更多地涉及認識論的後兩個問題。就具體真理而言，其最高的形態可以歸結為世界的統一性原理和發展原理，用中國哲學的術語來說，即是關于性與天道的認識；而關于道的真理性認識又內在地關聯著人的發展，後者便展開為自由的人格。馮契先生肯定，邏輯思維能夠把握具體真理︰人能夠在有限中認識無限，在相對中揭示絕對，而這一過程即表現為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就對象而言，通過如上飛躍．自在之物不斷化為為我之物；就主體而言，精神由自在而自為．自然賦予的天性逐漸發展為自由的德性，從而達到理想的人格。

知識所注重的是有分別的領域．它可以用名言來把握。就表達而言，知識是由命題（包括特殊命題與普遍命題）分別地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斷，並以語句加以陳述；就所表達（所知）而言，則是把對象區分為一件件的事實，一條條的定理，以把握事實及事實和條理之間的聯系，知識經驗的領域即是以名言概念來區分的世界，無論是特殊命題，還是普遍命題，其真都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馮契先生認為，與知識不同，智慧所把握的是有關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它的目標是求窮通，亦即窮究宇宙萬物的第一因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揭示貫穿于自然、人生之中無不通、無不由的道，並進而會通天人，達到與天地合其德的自由境界。總之，智慧追求的是無條件的、絕對的、無限的東西，“這就是難以言傳的超名言之域了”；而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便相應地意味著從名言之域走向超名言之域。

如何實現從名言之域的知識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馮先生從理性直覺、辯證綜合、德性自證諸方面作了考察。轉識成智的飛躍，旨在領悟有限中的無限，相對中的絕對，這種領悟往往是在頓然之間實現的，它表現為哲學上的理性直覺。理性直覺包含著感性和理性的統一，它通過破而超越對待，通過立而揭示相對之中的絕對，由此達到天人、主客、能昕的統一，而這一過程本身又實現于認識的無限的前進運動。通過理性直覺達到的領悟，必須以辯證的綜合來論證和表達。馮先生區分了總名與達名，達名表示的是最高的類，總名所表示的是元學的理念，亦即大寫的Idea。總名可以看作是達名的辯證綜合，如時空範疇便是達名，當我們說在有限中揭示無限、在瞬間把握永恆時，便是以時空範疇作辯證的綜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與辯證綜合相聯系的是德性的自證。理性直覺與辯證綜合的主體是我，我不僅有意識，而且能自證其德性，亦即對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驗證，在言行一致的活動中自證其德性的真誠與堅定。

可以看看，從無知到知、又從知識到智慧的飛躍，既是知識論的問題，又是元學或本體論的問題。以廣義的認識論為基礎，馮先生對知識論與本體論作了溝通，並由此展示了統一本體與現象、名言之域與超名言之域的獨特思路。

認識世界與認識自己作為性與天道的理論，屬于超名言之域。理論不能僅僅停留于形而上的層面，智慧學說在超越名言之域的同時，又要始終保持與知識經驗和具體人生的聯系。馮契先生以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概述了以上關系。化理論為方法，主要說明認識的辯證法如何通過邏輯思維的範疇，轉化為方法論的一般原理。在《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中，馮契運用客觀辯證法、認識論、邏輯相統一的觀點．吸取了中國傳統哲學的類、故、理等範疇，建立了一個辯證邏輯的範疇體系。化理論為德性．則是指將認識的辯證法貫徹于價值領域，在實現真善美理想的過程中，培養自由的人格。在《人的自由與真善美》中，馮契對此作了深入的論述。這樣，主體在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中轉識成智，又通過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而不斷地向知識經驗與現實人生回歸，知識與智慧、名言之域與超名言之域展開為一個基于廣義認識論的動態統一過程。

哲學自其誕生之時起，便與智慧結下了不解之緣︰馮契先生以智慧說上接哲學的源頭，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吸取了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思維成果，他的理論，即可以看作是對20世紀中國哲學的總結，又表現為對近現代西方哲學的回應。作為一種開放的體系，馮先生的智慧說當然並沒有終結中國哲學，但它無疑為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