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米勒手記：「推銷員」在北京

序言
緣起
《推銷員之死》排練日記
譯后記

1984年，我剛到中國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時，根本沒想到要寫書。影響寫作的不確定因素太多了：演員里只有一人懂英語，我怎麼交流?觀眾對這出戲能否有起碼的理解?它的形式與它所講述的社會一樣，對他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實際上，一位人藝的導演在排練開始后讀過劇本，他宣稱：「演這樣的戲完全沒有可能。」爾后，好幾位演員坦白地承認，剛開始排練時，他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但是后來的事實證明，東西方的月亮一樣亮，東方的演員和西方的演員同樣才華橫溢。不同的只是，東方演員特別彬彬有禮。我后來認識到，這是中國人說話行事的方式。他們更加持重，對年長者尤其尊敬。可是在中國，至少在中國大陸。人們的觀點總與自己所在的政治團體一致。比如，我費了很大的力氣才讓大家相信：比夫堅決反對威利追求金錢，可是他並不是在談論政治，這只是他從個人經驗出發所持的立場。一個人動輒心血來潮，不停地改換職業，這在中國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中國人喜愛群體服從社會的情形，也是外國人想像不到的。哈皮不顧兄弟要睡覺不停地跟他說話，對於這個角色和演員來說都委實困難，因為這樣做太不禮貌了。

雖然有這麼多禮貌習俗上的問題，我發現我們的感情是相似的：愛、憐惜、幻想，等等。中國觀眾的熱烈反響再次證明了這種相似。這出戲上演了數月，又在全國巡回演出，同時電視轉播。不久前，這出戲只更換了兩名演員，又在北京上演。

當然，中國觀眾如何理解這出戲另當別論，而且這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一位女觀眾看了這出戲，搖着頭感嘆着對我的妻子英格·莫拉斯(Inge Morath)說：「威利跟家母的確一模一樣。」散場后，另一位男青年在大廳接受CBS采訪，他同意威利的哲學：「人人都想當第一，當老板。這自然是對的，錯的是比夫。」比夫來到時的中國，剛剛從文化大革命的極端平均主義中走出來，這之前，任何與眾不同的想法和做法都有違社會道德(甚至養金魚、養鳥都被視為反社會的個人主義)。對中國人來說，比夫更像是舊時的紅衛兵，拒絕威利提倡的出人頭地。

這本偶然結成的書大部分是按排練時間順序寫成的。中國演員們從早上八點排練到中午十二點，然后休息，再從晚上七點排練到十點。他們利用中間的時間用餐及午睡。我因為擔心自己被日復一日的陌生語言所隔閡，隨身帶一個小錄音機錄下我自己以及英若誠在排練時說過的話。英若誠扮演威利，因為英語流利，也擔當排練的翻譯，我通過他得以與其他演員順暢地交流。如果下午沒有排練，我就聽早上排練的錄音。這些錄音復雜零星，我幾乎已經全部忘記，於是我用打字機把它們草草記下。過了幾天我就發現，記錄的談話顯示出，我們大家正嘗試着感受一個從未到過的未知國度：對他們來說，是想像中的威利·洛曼的美國；對我而言，則是中國式的布魯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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