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羅佩︰溝通中西文化的使者

序
一 高羅佩及其文化實踐
　（一）高羅佩生平
　（二）高羅佩文化交流活動的針對性和關聯性
二 高羅佩研究的現實意義
　（一）當前的文化語境和文化走向
　（二）高羅佩文化實踐的意義
　（三）高羅佩研究的現狀
　（四）本書的研究重點與研究方法
　（五）本書所研究文本的版本說明
三 關于高羅佩文學翻譯實踐的研究
　（一）文化翻譯研究的理論基礎
　（二）高羅佩對待翻譯的態度
　（三）翻譯的選材
　（四）翻譯的結構調整
　（五）統一敘事角度
　（六）避免道德說教
　（七）考量藝術效果︰簡潔與懸念
　（八）中國文化參照
　（九）關于《狄公案》中譯本文化翻譯策略與實踐的分析
　（十）小結
四 《狄公案》的敘事特點
　（一）分析材料的選擇
　（二）主要情節的設置
　（三）文本的比較分析
　（四）小結
五 《狄公案》的人物塑造
　（一）《狄公案》中的狄仁杰
　（二）《狄公案》中的助手們
　（三）《狄公案》中的女人們
　（四）小結
六 《狄公案》的世界觀與文化觀
　（一）《狄公案》中的鬼神觀
　（二）《狄公案》中的愛情觀
　（三）《狄公案》中的法制觀
　（四）小結
七 高羅佩的古琴文化研究
　（一）關于古琴
　（二）高羅佩與古琴
　（三）高羅佩關于琴文化的研究成果
　（四）高羅佩琴學研究的得失
　（五）小結
八 高羅佩的東方性學研究
　（一）高羅佩收集整理的性學研究材料
　（二）高羅佩性學研究成果︰《秘戲圖考》、《中國古代房內考》
　（三）高羅佩研究的中國古代春宮畫
　（四）高羅佩春宮畫的研究態度、策略方法及得失
　（五）高羅佩春宮畫研究對于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六）高羅佩研究中國古代性與社會
九 高羅佩文化實踐的啟示
附錄一︰所用研究範本
附錄二︰《狄公案》小說中狄仁杰經歷與作品對照表
附錄三︰高羅佩生平及其主要學術著作年表
後記
致謝

近幾年來，隨著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研究疆界的不斷擴展以及與文化研究的相互融合，越來越多的比較文學學者開始在自己的研究中引人文化研究的新課題、新術語和新的研究範疇，從而使得當今的比較文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比較文化的特色。而在這樣的“比較文化”研究中，我們又可以清晰地看出研究者應有的深厚文學功力和多學科、跨文化知識背景，我認為這恰恰是當代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說實話，我本人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發表的著述就帶有這樣工個特色，因而我所指導的研究生也就自然而然地繼承了我的研究視野和方法。

本書作者張萍原先是學外語出身，碩士階段學的是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因此在英語的閱讀和寫作方面打下了扎實的基礎。由于她本人的刻苦努力和用功，同時也由于一流大學的教學對人才的高要求，她也必須和她的不少年輕同事一樣，利用業余時間在職攻讀博士學位。于是她經過努力于2004年考人北京語言大學攻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學位。我當時雖然早已離開了語言大學，但仍在那里兼職指導博士研究生。雖說她報考的導師是我，但進校後的指導教師卻同時是我和高旭東教授，主要擔負指導任務的是高旭東教授。她和擅長中國文學研究的高旭東教授商定了以荷蘭學者高羅佩的著述為博士論文的題目。當時我們確實曾有過擔心，一來我們自己對這個題目並不太熟悉，二來這對于以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為碩士專業的張萍來說，不啻是重新學了一個新的專業。其中要付出的辛勤勞動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當她在規定的時間內拿出開題報告時卻受到了全體考試委員的認可，更令我們驚奇的是，她居然克服了種種工作上和家庭中的困難，按時于三年之內完成了博士論文，並且順利地通過了答辯。這使我們感到欣慰。

確實，在當今這個學術不景氣的商品經濟時代，不少青年學生拿到博士學位就以為萬事大吉了，或者棄學經商或改行從政，或者一輩子吃老本，不求進取。而張萍卻不是這樣的人。她繼續在繁忙的教學工作和家庭事務之余，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將博士論文修改擴充成一部分量厚重的專著，從篇幅來說等于她原先論文的一倍，而從內容來說則大大地豐富了，其中有些研究，如討論高羅佩對中國古琴的研究可以說開了國內這方面研究之先河，而對高羅佩的房中書的深人研究和討論則明顯地超越了現有的研究成果。所以當我遠在英國訪學時，張萍請我為她的這本即將付梓的專著撰寫一篇序言時，我就欣然同意了。

如果從讀她的博士論文算起，我是第三遍通讀本書，每一次通讀都發現她的新進展和新見解。我認為，本書以荷蘭漢學家，或業余漢學家高羅佩的《狄公案》系列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涉及了高羅佩的文化翻譯對傳播中國文化的貢獻以及對翻譯理論本身的貢獻，帶有明顯的文化研究的色彩。眾所周知，偵探小說屬于通俗文學的範疇，在傳統的精英主義比較文學學者那里是不受重視的，但她卻從中發掘出了理論批評價值和文化研究的價值，並據此對翻譯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正如她所正確地指出的，在考察和比較《狄公案》系列小說的中譯本與原文的差別時，我們幾乎很難把這個中文版本看成是傳統意義上的翻譯文本，倒更像是勒菲弗爾所稱之為的“改寫”文本。但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卻是，在西方廣受歡迎的《狄公案》系列小說，正是在兩位中國譯者陳來元和胡明的努力下，不僅順利地回到了故鄉、沒有出現水土不服，而且在廣大中國讀者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在讀中文譯本時，很多讀者根本想不到這是一個外國人創作的關于中國古代人物的小說。因而可以說，兩位中國譯者的“改寫式”翻譯預示了勒菲弗爾的“改寫”理論。當然，若按照本雅明等解構翻譯理論家的說法，一部未經翻譯的原文本也許是處于“死亡”的狀態，正是譯者的翻譯才使得這部原作具有了連續的生命或曰“來世生命”。這在本書所討論的個案中明顯地得到了印證。雖然中文譯本與原文本存在一些差異，但作為通俗文學文本，無論是原文本還是翻譯文本在各自的讀者群中都取得了廣泛的認可，因而其文化傳播的效果十分明顯，似乎也應該被視為一種成功的文化翻譯。更值得稱道的是，作者還以此為據，提出了中國文化在全世界傳播的一些具體策略，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實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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