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是世界史學界公認的關于歐亞大陸游牧民族三千年歷史的經典史著,由著名東方史學家勒內‧格魯塞創作。書中描繪了三千年來大草原上上演的一幕幕氣勢恢宏的歷史劇︰斯基泰、匈奴、突厥、蒙古這些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草原帝國風起雲散;阿提拉、成吉思汗、貼木兒這些“上帝之鞭”掀起橫貫歐亞的歷史狂飆。作者以開闊的歷史觀為讀者梳理出這些赫赫有名的游牧民族背後共通的歷史脈絡,並書寫了草原帝國波瀾壯闊、蕩氣回腸的歷史畫卷。


勒內‧格魯塞(Rene Grousset,1885—1952),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法蘭西學院院士。一生潛心研究東方歷史與文化,並對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有獨到見解。共撰寫了二十余部重要的歷史著作,其中《成吉思汗》《草原帝國》《十字軍東征史》等書已成為相關領域最權威的著述。
 

目錄

導言 草原與歷史
第一部 公元13世紀前的亞洲高原
第一章 草原上的古代歷史——斯基泰人于匈奴人
第二章 中世紀初的突厥、回紇和契丹
第三章 公元6—13世紀的俄羅斯草原
第二部 成吉思汗蒙古人
第四章 成吉思汗
第五章 成吉思汗最初的三個繼承人
第六章 忽必烈的統治
第七章 欽察汗國
第八章 帖木兒
第三部 最後一批蒙古人
第九章 羅斯的蒙古人
第十章 昔班家族成員
第十一章 公元15—18世紀蒙古境內的最後一批帝國
譯後記
 

序

我們幾乎可以在任何歷史回憶錄里看到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兒等人的名字。西方的紀年學者以及中國或波斯的編年史家將他們的形象通俗化,並記載了下來。他們這些游牧人竟然出現在文明時代,甚至僅用了幾年時間便將羅馬、伊朗或中國變成一堆廢墟,實在堪稱偉人。在過去的年代里人們很難解釋他們的出現、活動,以及他們的消失,甚至將他們看成上帝降下的災難和對古老文明的一種懲罰。

但是,人類生來就是大地的兒子,這一點從未改變。環境決定了人類的生存方式,只要找到他們的這一生存規律,便能夠對他們的來龍去脈了如指掌。草原的環境造就了這種身材矮小粗壯、桀驁不馴的人,並讓他們能夠在那麼惡劣的條件下繼續存活下去。高原猛烈的風塑造了他們的五官,使他們變得眼楮細長、顴骨突出、汗毛稀少、骨骼堅硬。他們總是喜歡在有水草的地方居住,這種生活需求決定了他們的游牧制度,使得他們與當地人的接觸更加頻繁,形成了某種特殊的關系,這種關系有可能是禮貌的借貸,也有可能是屠殺性的掠奪。

三四位亞洲大游牧者的出現,縮短了我們與歷史的距離,如果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偶然,那麼只能說明我們的無知。他們之中有三個人完成了驚人之舉,成為世界的征服者;但還有很多的阿提拉與成吉思汗們只成功地建立了從西伯利亞到黃河、從阿爾泰山到波斯間的佔亞洲四分之一面積的帝國,這已經可以算作大規模的冒險行為。

歷史上有過很多偉大的野蠻人,我在這里要提到的是被鄰近民族認為是野蠻人的人。凱爾特人曾經長期被羅馬人看做是野蠻人,日爾曼人被高盧人看做是野蠻人,而斯拉夫人則被日爾曼人看做是野蠻人。中國南部的居民也曾長期被黃河流域的原住中國居民看做是野蠻人。這些地區雖然地理條件不同,但都形成了農耕的生活方式,因此到了中世紀後期,整個歐洲、小亞細亞、伊朗、印度及中國幾乎達到同一物質文明階段。

然而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地方卻得以免于這種變化,那就是綿延于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的一條長方形的草原地帶。這個地帶從滿洲邊界直至布達佩斯和西伯利亞森林,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塊土地還可以耕作,那里的地理條件不允許農作物生存,居民們只得永遠過著畜牧、游牧的生活,甚至幾千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更有甚者,這些部落中的部分人,即處于森林地帶的部落,還停留于馬格德林式獵人的文化階段。于是,草原和森林地帶便成為野蠻人生活的保留地,這當然不是說那里的居民在品質上比其他民族低下,而只是因為那些人長期停留于早已被其他地區居民淘汰了的生活方式。

當亞洲的其他地方早已到達了極其先進的農業階段時,這部分停滯在畜牧階段的人們的繼續存在對歷史的劇變有著很重要的影響。他們的存在表明了臨近居民之間存在情況的巨大差異——公元前2世紀和公元12世紀的人生活在同一種狀況。從蒙古高原南下到北京,從吉爾吉斯草原北上到伊斯法罕的游牧民族與定居民族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因而引起的災難十分嚴重。對于中國、伊朗、歐洲的居民來說,匈奴、突厥、蒙古人是真正的野蠻人,必須去恐嚇和哄騙他們,好讓他們遠離耕地。至于那些游牧人,他們的心情是可以揣測的。旱天里,那些貧苦的蒙古游牧者離開那些荒蕪的草原,來到農田的邊緣,在那里好奇地觀賞居民的文明奇跡、豐富的谷物以及都市的繁華。確切地說,這種奇跡中所隱藏的秘密,即在建立這些“人類蜂窩”時所付出的艱辛是不可能被匈奴人所了解的。那些匈奴人被看做是從雪地里走過來的狼——匈奴人的“圖騰”——一群看到籬牆內的獵物的狼。一千多年來,他們由于條件反射而會突然地侵入、掠奪,帶走戰利品後繼續逃亡。

畜牧和狩獵人類繼續與農業人類並存,甚至可以說,如果日趨富裕的農業社會接觸到停留在畜牧生活並因天旱而遭遇可怕饑荒的畜牧社會,那麼可以說在極顯著的經濟對比上又加上了時常是極其殘酷的社會對比。再進一步可以認為,就是這種人文地理問題變成了社會問題。定居者與游牧者相互之間的感覺,就等于一個近代城市中所包含的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和一個無產階級社會。在農業社會里,不僅有華北肥沃的黃土地帶,還有伊朗的果菜園地或者是基輔豐饒的黑土地帶,但被一片貧瘠的牧場區域所包圍,這地區的氣候條件是可怕的,十年之中總有一年水要干涸,草要枯黃,牲畜要死亡,人也要餓死。

在這種情況下,游牧民族定期地向農耕區域發起攻勢便成了一種自然法則。這些突厥人或蒙古人屬于一個智慧、沉著、活動能力強的種族,早已適應了艱苦的環境,自然養成了統率眾人的才能。定居者則時常是頹廢的,往往會在沖擊之下崩潰。游牧人進入城市後,先是屠殺,接著便毫不費力地取代被他們打敗的統治者。他們大膽地登上尊貴的王位,成為中國的可汗、波斯的王子、印度的皇帝。他們的適應能力很強,很快便成為北京的半個漢人,或是伊斯法罕和雷依的半個波斯人。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草原與農業區域之間的和解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嗎?絕對不是。人文地理上的嚴酷法則將繼續起作用。即使漢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們沒有引起當地居民的反擊,沒有被逐漸地或是突然地淘汰,也會有新的部落出現于他們的邊境。那些草原深處的正在忍受饑餓的部落只把他們的堂兄弟看做是暴發的塔吉克人或拓跋人、波斯人或漢人,他們將重新開始不利于他們的同類的冒險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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