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修史籍考

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緣起說明
序言
凡例
第一部分 官方機制
一、導言
二、官方機制
1.起居郎
2.著作局
3.史館
4.秘書內省
5.其他參與修史之官署
6.來自各行政機構的資訊
第二部分 歷史記錄的纂修
三、導言
四、起居注
《大唐創業起居注》
五、內起居注
第五章之附錄
六、時政記
七、日歷
1.《唐歷》和《續唐歷》
2.《續唐歷》
八、列傳
九、機構制度史、歷史資料總匯與文檔匯編
1.特定機構的歷史
2.官署題記
3.詔令與奏疏之結集
4.百科全書式的政典
(1)《唐六典》
(2)《政典》
(3)《通典》
(4)《續通典》
(5)《會要》
(6)《續會要》
(7)《唐會要》
十、實錄
唐實錄
十一、國史
唐代國史
第三部分 《舊唐書》
十二、《舊唐書》之纂修
十三、《舊唐書》及其史料淵源︰本紀
十四、《舊唐書》及其史料淵源︰志
1.《禮儀志》
2.《音樂志》
3.《歷志》
4.《天文志》
5.《五行志》
6.《地理志》
7.《職官志》
8.《輿服志》
9.《經籍志》
10.《食貨志》
11.《刑法志》
附錄
《舊唐書》本紀各卷溯源
引用書目
二十世紀前學術界的原始資料與著作
現代學術著作
正文與腳注中提及的隋、唐、宋代作者的已佚失著作

我構思此書為時已久。它的起始可以追溯到1950年，其時我開始認真地研究唐代歷史，勢必要對它相當有限的史料進行盡可能縝密的審察，它成了縈繞于我腦際的日常思慮。之後，與我們這一代所有的中國史學者一樣，我的興趣集中到了歷史編纂問題上，它是被1956年夏天一次召開于倫敦的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的有關中國與日本的史學家的會議激發起來的，那次會議是這類專業化研究會議中首開風氣的，而且也是迄今為止最好的會議之一，它在我們的學術生涯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是，雖然我在1950年代就歷史編纂的主題寫了若干短小的論文，我關注的中心卻已轉向了別的歷史問題。�我之重返歷史編纂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緣于受邀參加由我已故的好友芮沃壽(Arthur Wright)組織于1970年與1971年的關于中國史學與比較史學的耶魯研討會。構成本書一部分內容的一份初步的簡要大綱，題為《關于唐代史錄編纂的若干札記》，就寫成于他慷慨提供的位于薩欽之角(Sachem﹀s Head)的寓所，此文也是我向這次激勵人心的研討會提交的兩篇論文之一。�

其他工作的壓力再次分散了我的精力，使這一研究不能繼續下去，甚至連我這一初步的考察成果也未能公之于世。然而，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里，歷史編纂問題已必然地在我的研究生教學中成為一個反復涉及的主題，無論其具體的論題是什麼。而且在1982年，很大程度上由于來自北京社會科學院的王毓銓教授——當時他正在普林斯頓做訪問學者——的鼓勵，我認定現在應當是將我關于唐代歷史編纂的某些思考用不同于以往的、更系統的方式表述出來的時候了。

本書探討的僅是唐代歷史編纂中的一個方面。它試圖在現有資料提供的範圍內，描畫出有關官方歷史撰寫的制度設施的清晰圖像，並探索歷史編纂既作為官方舉措，又是政治運作的各種寓意。它盡其可能地為這樣一個遙遠的時代勾勒出這一制度加諸唐代史家的種種限制與壓力。最後，它還嘗試展現留存下來的唐代史料是如何被編纂成史並相互糾結關聯的。雖然許多細節問題因為相關的證據佚失已久，必將始終無從索解。這些結果將使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者省悟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官修史書的那些不朽的鴻篇巨著絕非如它們最初顯現的那樣無懈可擊。

我不想致力于探討唐代歷史編纂理論方面更基本與奧妙的問題，或是唐代學者與作家對待以往歷史的復雜與多層次的態度。撰述有關中國問題的現代西方的歷史學者理應時時在心中考慮到這些因素︰我們是作為二十世紀的學者去探討中國的過去的，我們秉有自身的史學觀，有著各自的對各種事件、問題的重要性的認識，以及各自的方式方法——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文化與自己的時代的產物。當我們力圖將我們的歷史探索的方式運用于中國歷史的書寫記錄時，我們首先務必努力去理解那些歷史家們表現于其著作中的態度、傾向與局限性，我們為了求證就必須依賴這些著作，這樣我們才能以盡可能的理解去閱讀它們。我們理當如此行事，切記恰如他們的理念與撰寫歷史的方式是由他們所處的時代決定的，從而應當根據唐代的精神與制度的歷史來理解它們，我們對以往歷史的審視——直接的，精細的，並且清晰明確如同它們所顯現于我們的——也是同等短暫的，體現了二十世紀西方思想的方方面面，服從于歷史研究中變動不居的時尚風氣。假如有時我們對中國古代的史家很少甚至不去關注我們現今視為關鍵性的問題而感到困惑，那麼我們至少應當對他們表示尊重，力圖確切地理解他們曾受到怎樣的要求以及他們要努力成就怎樣的結果——從他們的角度去看待歷史的撰寫，去理解其存在的理由以及他們自己看待其術業的方式。

不過，這些重大問題應是另一部絕然不同的書所探討的題目，在此我只是浮光掠影地觸及了官方史家的修史過程及其作品，對它們僅淺嘗輒止而已。

我應當對那些我曾與之討論本書部分內容的眾多友人與同仁致以謝忱。我尤其要對麥大維(David McMullen)、牟復禮(Frederick W．Mote)及王毓銓表達我最誠摯的感激之意，他們每一位都曾細心校讀過全稿的早期文本，他們的精心審閱使我避免了某些錯誤及粗率的推斷，他們的正訛與建議實質性地改善了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