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繁華︰一千五百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

哪里的城市，為什麼是東亞，人們如何生活？——代序 葛兆光
高樓對紫陌，甲第連青山——唐長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意義 榮新江
我心中的長安:解讀盧照鄰的《長安古意》 倪豪士
唐長安居住里坊的結構與分地（及其數碼復原） 王才強
北宋開封玉清昭應宮的建造及其被焚——兼論宋真宗到仁宗（劉太後）時期政治文化之變遷 久保田和男
宋代文獻中的都城面面觀 艾朗諾
宋元時期的南京城——關于宋代建康府復原作業過程之研究 伊原弘
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會意義 唐曉峰
明朝的對外政策與兩廣社會 井上徹
晚明山人俞安期的活動 金文京
浮游群落——明清間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動與文藝社交圈 王鴻泰
城市、空間、信仰:安溪城隍信仰的越界發展與功能轉換 李焯然
園亭競秀，風雅爭勝:明代江南城市築園風氣與消費文化 康格溫
從游觀到旅游:16至20世紀初蘇州旅游活動與空間的變遷 巫仁恕
清代前期蘇州工商鋪店的實態 範金民
清代北京用煤與環境生態問題 邱仲麟
白下瑣言:十九世紀的南京記事 李孝悌
“不意于胡京復見漢威儀”——清代道光年間（1821—1850）朝鮮使者對北京演戲的觀察與想象 葛兆光
太平天國運動前夕揚州城的日常生活 安東籬
清代琉球人眼中福州城市的社會生活——以現存的琉球官話課本為中心 王振忠
民國初年一個京城旗人家庭的禮儀生活——一本佚名日記的讀後感 趙世瑜
“都市法”紀要——以近代大阪為例 （土冢）田孝
地景與想象——滄浪亭的空間詩學 季進
中國城市的後空間與後電影 柏右銘
形制與意象——一千五百年以來中國城市空間的傳承與變換 李孝聰

2009年3月，來自歐美、澳洲、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台灣及大陸的學者，一起參加有關東亞城市生活史的學術討論會。我們為這個會議選擇了一個鼓舞人心的標題，叫做“都市繁華”。盡管現在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把人心搞得惴惴不安，盡管現代之後的城市也讓人對于城市生活充滿懷疑和憂慮，但是當我們回望東亞與中國歷史的時候，卻仍然對城市生活抱有信心。如果說，在某種意義上現代化就是城市化，那麼，盡管“現代性”已經受到種種非議，但是它畢竟使生活從傳統走出來，特別是當我們回顧“一千五百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在中古都城長安、洛陽、奈良、京都、汴粱和近世城市臨安、大阪、蘇州、廣州、上海中，還是可以體會到這些曾經繁華和仍然繁華的都市，給傳統帶來的深刻變化，以及給生活帶來的無窮樂趣。

我們在這次會議上將討論“城市生活”。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城市史研究，已經不再只是研究那種“城中無人”的城市了。如果說，過去的城市史常常給人繪制的是城市地圖，那麼現在的城市史，試圖繪制的則是“清明上河圖”。過去，我們常常從文獻和遺跡中考察古代城市起源，從考古發掘材料來探索古代城市及建築，通過復原想象當時的城市空間格局，通過城市發展討論社會、經濟和生活，現在，我們則希望城市史把社會史、藝術史、思想史都糅進來，把生活、藝術、文學資料都引入這一領域。因為東亞城市的發現和文獻很多很多，僅僅以中國為例，不要說從二里頭到長安、從洛陽到廣州的考古發掘，只要看現存文獻，像《長安志》、《東京夢華錄》、《夢粱錄》等等，看各種圖像，比如《清明上河圖》、《姑蘇繁華圖》、《南都繁會圖》、《皇都積勝圖》、《上元采燈圖》等，就知道這將是一個豐富的研究領域。

從這種思路研究古代城市，可以綜合考古、文獻、圖像甚至文學作品，繪制出生動的都市風情畫卷，使得古代城市不再是寂靜的“空間”，而是有“人”住的、會發“聲”的、有“圖像”的政治、文化和生活“場所”。前些時候我看清代朝鮮燕行使者在北京的日記，就發現在清代北京，因為有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便有了不少逗留的士人。在這個“大不易”的京城里，考試期間需要借住寺院、租賃較便宜的旅館、結交同鄉並熟悉會館，考試期間之外，還需要有娛樂空間、有交游場所。這一切不僅改變了清代北京的居處、娛樂和商業，而且連帶地改變了通州甚至豐潤的文化。因此我希望，這次會議能多討論過去關心得不夠的方面，把“城市”同“生活”，同時也跟觀念、文化、藝術聯系起來。因為我覺得，城市史的研究內容、史料範圍、理論方法，似乎還可以更加寬廣。

為什麼這次會議要討論“東亞的城市生活”呢？在這里，我想順便談談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個中文口號。這句中文口號作為世界博覽會的標志性表述，我總覺得需要再詮釋。為什麼？因為這種說法在面對世界的時候會受到質疑。比如，有人會認為“城市是萬惡之淵”，城市的“現代性”帶來了很多問題，比如空氣污染、人口稠密、犯罪率高等等，所以有人會質疑，城市真的能讓生活更美好嗎？但是，作為東亞特別是中國人，我要強調三點︰第一，從東亞生活習慣與文化傳統看，東亞人和西方人對生活世界中人際關系的依賴程度是不一樣的，即使在城市中，人們仍然需要類似鄉里和宗族的認同與互助。他人不是囚禁的牢籠，而是可以依賴的圍牆。在這種背景中也許可以理解“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與現代西方城市生活的習慣和觀念不同，東方人或者說中國人既需要在城市的稠密中尋找家園的安全和熟悉，也需要在城市的快捷中得到現代的舒適和方便。第二，所謂“城市是萬惡之淵”，往往是西方人在“現代之後”的看法，可是中國目前仍處于農村人口大量涌人城市，城市仍然給人們帶來機會和方便，不能用業已現代的、甚至已經後現代的西方立場來評判城市生活。我們不希望看到時空錯位。在中國目前的社會階段，仍然需要城市生活，也許是前近代的心情和感受。第三，“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否可以理解為，在看到了“前車之覆”之後可以有“後車之鑒”，即當後發國家了解到現代城市化弊病（如污染、犯罪、擁擠、人際關系冷漠等）後，恰恰可能在這些經驗中避免城市化的現代性弊病。如果東亞或者中國，真的能做到“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倒不失為向世界提供了另一條現代化的道路。

過去，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曾經提到，他看到西方城市的中心“常常是滿滿的，在一個顯眼的地方，聚合了文明社會的價值觀念︰精神性（教堂）、力量（官署）、金錢（銀行）、商品（百貨公司）、語言（古希臘式的大集市︰咖啡廳和供人散步的場地）”，而在日本東京，他卻看到一個“空”的中心，而正是這個城市中心，“隱藏著那個神聖的‘空無”’，“以它那種中心的空洞性來支持整個城市的運動”。這個說法不一定對，不過，也許可以啟發我們去思考東西方的差異。我曾經討論過明代官方修撰的方志圖經，那些地方志中所附錄的城市地圖，為什麼總是只標志官府公廨、寺廟官觀和倉廩學校，而不記錄民眾的坊巷市集、歌樓勾欄、酒館食肆？也許在明代中國，盡管城市很發達，但在觀念中，仍然是大“公”無私、目中無“人”的。這樣是否可以解釋古代中國城市想象中的某些特點？

在籌備會議的這段時間里面，我總在想幾個問題︰第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和生活在鄉村中的人，在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以及娛樂、信仰、家庭甚至觀念上有什麼不同？在自古以來就以鄉村生活和家族倫理為基礎建立秩序、確認關系、制定規則的古代中國社會里，越來越龐大的城市生活，意味著怎樣的巨變？第二，在歐洲的城市和在東亞的城市中，人們的生活有什麼不同？這種不同如何形塑了各自的政治觀念、公共領域和生活樣式？除了被城牆標志的空間、市場和工商業、市政廳或法院（中國是官署公廨）之外，東亞城市有什麼生活設施、宗教場所、娛樂空間是和歐洲城市不一樣的？東亞城市的市民組成和歐洲的相同嗎？中國城市中的宗教性建築如佛寺、道觀以及城隍廟，和歐洲城市中的教堂，在市民生活中的功能一樣嗎？第三，東亞的城市與城市之間，生活有沒有差異？比如中國沿海城市與內地城市、江南城市和北方城市之間，城市的不同居住區之間，生活狀況顯然不同，這種不同意味著什麼？

一次會議並不能解決舊問題，不過學者聚會卻可能提出新問題，讓我們繼續深思和研究城市生活史。

葛兆光
2009年3月
于上海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