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台佛教論

總 序
福建佛教的發展與傳播
福建佛教的特點
弘一大師與近代閩南佛教
太虛法師與福建佛教
虛雲法師與福州鼓山涌泉寺
圓瑛法師與閩台佛教
福建寺院建築藝術
日據時期福州鼓山涌泉寺與台灣五大法派
台灣“人間佛教”初探
試論當代台灣佛教界對青少年教育的介入與影響
當代台灣佛教界對資金的吸納
試論台灣解嚴後佛教的多元化
台灣寺院的建築藝術
何綿山發表探討與閩台佛教有關的文章目錄
後記
《寶慶講寺叢書》已出書目

從佛法本身來說，教、理、行、證的修學次第，已經為佛弟子指明了修學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為自己的資質、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類型的佛法，有重義理、重實踐等區別。但是，作為佛弟子來說，義理的探討是為了將佛陀所要開示的真實事理，充分、完整地表達出來，如“阿毗達磨”雖然著重于論證“法”的自性、定義、關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諦理的現觀”，最終歸于修證。那麼，重修證的佛教，主要是從利益眾生的角度，重視佛法的適應性、實效性，所以對事相的分別比較少，如初期大乘經典以“般若”、“三昧”、“解脫門”、“陀羅尼”、“菩提心”等作為中心，來表達從發趣、修行、證入的歷程。雖然存在著種種不同的側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義理知識與實踐經驗相結合為中心。中國佛教其實已經非常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如天台智者大師的教觀並重，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高僧傳》將古代僧人分為十科，其中翻譯、解義、讀誦便屬于義解門；而習禪、明律、感通、遺身、護法、興福，都是屬于實踐門；最後一科“雜科”則是指出家人的外學修養，旁及世間經書、治世語言、禮樂文章等，無不兼通。

但是，傳統意義的佛教義解，主要是注疏經、律、論，在“述而不作”中表達自己的理解與觀點，當然也有一些專門性的著作。而且，這些佛教義解僧，都是從自己的信仰與經驗出發，通過注疏、論著，來達到實踐與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興盛、隋唐佛教的輝煌，都與義解的繁榮是分不開的。而禪宗的發展則為中國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視主體的體認、自己身心的解脫、淨土法門的流行，激發了信仰佛教的感情，為佛教走入社會提供了方便。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禪、淨的流行，在這種“簡單”、“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國佛教徒逐漸失去探討高深佛理、考察繁瑣戒律的興趣。于是，中國佛教重視義理研究的優良傳統便喪失殆盡。

另一方面，佛學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卻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應該是開始于歐洲殖民主義者侵入亞洲地區，殖民者為了維護自己的殖民統治，必須要深入研究亞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過接觸梵文、巴利文等東方語言，開始了解佛教的理論，消化佛教的教義。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這些學者注重現代佛學研究的客觀性、純學術性，形成了佛學研究的現代傳統，于是佛教便成為一種學問——佛學。19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開始運用西方的學術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與發達。隨著“西學東漸”、日本佛教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增強，中國開始有了近代意義上的佛學研究，這在當時中國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響與回應，如《大乘起信論》、《楞嚴經》的辨偽，“大乘佛教非佛說”的討論，“佛教非宗教非哲學”之辯等。同時，佛教界受時代流行的學術方法的影響，尤其是以太虛大師為首的“人生佛教”運動，佛教理性主義思想的高揚都直接推動了佛教界從事佛學研究，其中以印順法師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對來說，學術界則在佛學研究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像呂激、陳垣、湯用彤等，皆為一代學術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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