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制造了“房權”、“車奴”和“卡奴”?︰孫立堅談中國經濟

序言
The first|part
第一部分 經濟活力與結構調整
導言
從“四大環節”再論《反壟斷法》實施的緊迫性和艱巨性
“長三角先行”意義何在？
靠市場還是靠政府？——為中小企業“驅寒”要謀求新思路
“危機機”當頭中國更應該臨危不亂！
努力打造中國在“低碳經濟”社會中的有利地位
扶持民間投資是提升中國經濟活力的重要源泉
無視“地方債”後患無窮
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在哪里？
財稅制度改革不能操之過急
The Second|part
第二部分 價格穩定與宏觀調控政策
導言
論“流動性繁榮”的兩面性
什麼才是經濟發展的主旋律？
治理通脹預期的三大政策環節
非常時期應對“非常”通脹
政府應多給市場發“紅包”
我們該如何應對金融大海嘯的影響？
“疏”比“抑”好、“疏”比“抑”難！
The third|part
第三部分 資本市場與金融創新
導言
中國式的“創業板”能走多遠？
誰制造了“房奴”、“車奴”和“卡奴”？
談當前農村金融的“特殊性”
東亞國家為什麼排斥金融創新？
打造“信用評級”的“中國標準”意義何在？
The fourth
第四部分 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導言
世界經濟失衡環境下的人民幣匯改︰機遇和挑戰
我們應做什麼？我們又能做什麼？
論人民幣匯率的市場化條件及其制度安排
“海外抄底”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人民幣國際化”能“先行一步”嗎？
“大師”為什麼要講違背經濟學常識的話？——談人民幣升值對誰有利
兩房“退市”再揭中國“軟肋”
後記

在很多人看來，中國經濟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大海嘯的沖擊下，依然能保持改革開放30年所創造的“中國奇跡”的發展勢頭，並在這短短的兩年內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又將是一個“中國創造”的里程碑式的“世界紀錄”。而且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經濟今天能夠拿出這樣輝煌的成績單——不管它和成熟市場相比還有怎樣多的缺點，它一定存在自己“成功的秘訣”。如果我們忽視了這一點，只是看到它存在諸多的問題，而拼命地去尋找其他替代當前制度的模式，那麼，很有可能我們找到的是不符合中國“國情”，今後會遇到更多問題的“死胡同”。所以，不總結今天的成功經驗，而“舍近求遠”，甚至“舍本逐末”，最終一定會付出巨大的“成長的代價”。

事實上，和“中國奇跡”一樣令人欣慰的是，今天，海內外的一些經濟學大家，如吳敬璉、羅斯基和諾頓等教授都很好地總結和歸納了中國經濟轉型和增長的經驗和教訓，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他們都是以“順敘”的邏輯思維方式揭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所在，為我們展現出非常清晰的中國經濟發展的輪廓。而本書則嘗試著以“倒敘”的思維方式，尤其是以當前金融危機中，中國經濟依然保持高速增長這一事實為思考問題的出發點，來探索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發展的“秘訣”和“軟肋”。比如，當前中國經濟增長的活力來自哪里？如果說改革開放30年是市場經濟活力的充分表現，那麼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強調“結構調整”的緊迫性和重要性？這兩年政府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是政府決策上的偏差所致，還是我們的發展狀況和所處的環境已經出現了結構性的轉變所致？金融創新在創造新一輪“中國奇跡”的過程中將會發生怎樣的作用？中國已經是世界經濟公認的“創造財富”的大國，那麼，為什麼今天我們還要主動去挑戰美元的霸權地位，來倡導“人民幣的國際化”這類“管理財富”的大國戰略？人民幣升值究竟是一種被動的反應，還是我們要采取的一種主動的“謀略”？這樣做的“根據”是我認為目前任何國家所反映出來的各種狀況在很大程度上都顯現出其歷史發展的必然。只有“順藤摸瓜”才能找到問題的癥結。

為此，我在本書的第一部分“經濟活力與結構調整”中指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30年所創下的持續不衰的“高增長”的奇跡，是民間資本利用中國經濟市場化轉型所帶來的低成本的價格競爭力所致，也是成功地利用外資企業的品牌和中國產品走出去的開放型戰略所致，而行業壟斷和行政壟斷一直是這一階段中國經濟成長過程中的絆腳石。所以在目前中國社會人均收入水平偏低的客觀情況下，要簡單地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刺激“內需”以應對外部危機所帶來的各種挑戰，並以此替代“外需”所推動的“結構調整”做法，不僅無法治本，而且還讓政府不得不過度地干預市場，來支撐中國經濟形式上的“增長”，從而最終造成其無法“退市”、“地方債”過多、“重復建設”、“行政壟斷”的不良後果。這反過來也會進一步嚴重影響改革開放所激發出的中國經濟固有的“創造財富”的市場活力。

接下來，在第二部分“價格穩定與宏觀調控政策”中，我梳理了中國經濟這種“創造財富”的增長方式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不可避免地會面臨的各種各樣的挑戰。為此，中國政府如何發揮自己在“法律和制度建設”方面的積極作用，激勵和疏導國內不斷積累的“流動性”走向不斷加快建設和完善的金融市場，並通過其中專業化的團隊力量將它配置到中國自主創新的各類“風險投資”項目之中，而不是一味地通過被動的宏觀緊縮調控政策來應對“流動性過剩”的沖擊或是放任自由，直到“資產泡沫”、“通貨膨脹”的現象惡性爆發為止。事實上，到那時，一切“常規性”的宏觀調控政策都將變得無濟于事，而行政性的強制管理方法不僅很容易走過頭，而且今後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再要保持“常態性”的運行，將會付出不可低估的代價。

第三部分“資本市場與金融創新”是筆者最為關注的話題之一。在這一部分，我將向讀者闡述金融體系的深化和金融機構創新能力的不斷提高，對中國大眾盡快完成原始財富的積累（階段）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書將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來說明︰一是企業創造財富的能力需要一個能夠承受高風險、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直接融資”平台；二是個人管理財富的能力需要一個能夠分享資本市場財富效應的專業機構化的“間接金融”理財渠道。否則產業升級和內需主導的增長模式轉變就會成為紙上談兵，最多也只能達到暫時性的“宣傳效果”而已。

本書的最後一部分也是海內外讀者最為關心的“共同話題”。它反映了中國政府在後危機時代對“貨幣主導權”高度重視的姿態︰一方面反映了對已有的大量外匯儲備的使用和管理的戰略上的變化，從只關注“流動性”和“保值”效果而對美國國債單一的“被動投資”，逐漸開始轉變成也重視“收益”和“分散風險”的多元化目標而需要的“主動投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未來財富增長過程中，如何通過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來提高中國財富自我管理的能力和匯集全球財富的金融服務能力。筆者在論述了外匯儲備管理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基礎上，著重討論了它們對匯率制度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並在其中反復提出了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欲速則不達”的告誡。

不管怎樣，本書所討論的各類話題都在強調一個共同的觀點︰如果不妥善處理好市場與政府間的關系、中央與地方間的關系、內資與外資間的關系、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間的關系、高收入階層和中低收入階層間的關系，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旋律就會因為市場參與者的“利益沖突”而變得模糊不清，中國經濟的市場活力就會大打折扣，可持續發展的模式及其推動力也就難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