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與先唐典籍

序
導論:儒家史學的知識形態
第一章 劉知幾的四部之學
第一節 劉知幾與初唐經學
一、《史通》對《經典釋文》的因襲
二、《五經正義》對《史通》的影響
三、劉知幾與司馬貞的經學論爭
第二節 《史通》的史籍流別觀
一、《史通》對《隋志》的批評
二、《史通》、《隋志》史籍流別觀的性質之異
三、以“六家二體”為範型的“古今正史”
四、“六家二體”之外的“雜述”
第三節 作為子書的《史通》
一、《自敘》篇自述學術淵源
二、儒家、法家抑或雜家
三、《史通》內外篇之關系
第四節 文學的歷史觀與歷史的文學觀
一、從“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
二、從貞觀到開元:史家在文學時代
三、以文衡史與以史律文
第二章 以史論經與經論史
第一節 《疑古》篇接受史與古今學術變遷
一、信古時代
二、疑古時代
三、釋古時代
第二節 以史論《春秋》與古文經學
一、《惑經》篇以史論《春秋》多本杜預
二、《左傳》以史傳經對《史通》以史論經的影響
第三節 以“例”論史及其學術淵源
一、劉知幾以“例”論《春秋》
二、《春秋》學家以“例”論經對劉知幾的影響
三、變經例為史例:劉知幾以“例”論史舉隅
第三章 編年體興衰的政治意蘊與學術基礎
第一節 編年體興衰與政治之關系
一、荀悅《漢紀》的尊漢意識
二、尊晉意識的逐漸形成
三、桓溫專權時期的編年史撰述
四、編年史中的梁末之亂
五、編年史的盛行與北魏國史之獄的安全
六、北齊史統紀問題的變遷
第二節 《竹書紀年》的意義
一、《竹書紀年》“多與《春秋》、《左氏》扶同”
二、《史通》征引《竹書紀年》考論
第四章 初唐史學中正史與霸史的確立
第一節 偽史、霸史、載記
一、《七錄》之“偽史”
二、《隋書‧經籍志》之“霸史”
三、《晉書》之“載記”
第二節 十六國史的正偽問題
一、十六國政權自立正朔
二、《隋志》、《史通》著錄十六國史之比較
三、《十六國春秋》與《三十國春秋》的正統觀
四、前涼、西涼不入《晉書‧載記》
第三節 南北朝史的正偽問題
一、南北對峙時期南北史籍互稱“索瞄”與“島夷”
二、南北統一後“索虜”、“島夷”之史皆成正史
第四節 劉知幾以霸史為正史？
一、劉知幾以霸史為正史？
二、劉知幾正統觀的產生
三、劉知幾之矛盾根源于正統論自身之矛盾
第五章 正史視野中的“雜述”
第一節 雜傳與列傳
一、別傳
二、郡書
三、家史
四、雜記
第二節 小說與正史
一、瑣言
二、逸事
三、雜記
第三節 地理書與地理志
一、地理書
二、都邑簿
第六章 劉知幾的天人之學
第一節 劉知幾對陰陽災異的態度
一、《書志》篇論天人感應之條件
二、《錯誤》、《雜駁》篇釋天人感應
三、劉知幾論《五行志》的《左傳》學背景
第二節 劉知幾論《五行志》的方法
一、以引書論
二、以敘事論
三、以解釋論
四、以時間論
結語
附錄一 《史通》引書目錄
附錄二 《史通》研究論文論著目錄
參考文獻
後記

《文心雕龍》和《史通》是我非常喜歡的兩部經典著作。這里暫且不論其理論貢獻，就文獻價值而言，兩部著作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評述了很多著作，自然也論及了作者。從目前所保留下來的著作看，他們的評論大都準確犀利，多為不移之論。劉師培在《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歷代文章得失，後人評論每不及同時人評論之確切。”這道理不言而喻，漢魏六朝之文，後代多有散佚，我們所能看到的遠遠不如當時人，這是毋庸置疑的。僅就劉勰、劉知畿而言，“二劉”都是當時的飽學之士，閱讀範圍非常寬泛，且思考深入。他們的見識，他們的評論，我們自應格外珍重。劉師培所謂“論各家文章之得失應以當時人之批評為準”，這論斷不無道理。

具體落實到《史通》，作者劉知畿持有什麼樣的觀念來選擇和評述歷代著作？這些著作在後世的流傳情況又如何？而這，正是馬鐵浩的新著《〈史通〉與先唐典籍》著重關注的問題。

現代史學研究有“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的區分，前者通過對資料的搜集、整理、考訂、辨偽，力求獲得客觀準確的歷史知識；後者則以系統的觀點通釋歷史的發展，從而探討歷史規律與史學演進之觀念。

據我所知，《〈史通〉與先唐典籍》原本分內外兩編。內編即本書主體《〈史通〉與先唐典籍》，重點討論的是劉知幾的歷史觀，這里包括:1．劉知；幾四部之學，包括經、史、子、集（文學）四個方面；2．以史論經與以經論史，從這兩個角度論述劉知幾出入經史的緣由；3．編年體興衰的政治意蘊與學術基礎，認為劉知幾標舉紀傳、編年二體，以編年體入正史，源于對《春秋》、《左傳》等編年體史籍的推崇；4．初唐史學中正史與霸史的確立，將《史通》對唐初諸史的批評置于歷史變遷的背景中加以解釋，從而揭示出劉知畿正統觀念的矛盾；5．正史視野中的“雜述”，從《史通》對“雜述”的批評中，燭照出劉知幾的儒學史家本色；6．劉知幾的天人之學，通過對《書志》、《漢書五行志錯誤》、《五行志雜駁》等篇的辨析，揭示儒學史家探索天人之際時表現出的倫理和政治特征。通過這些考察，希望能夠為劉知幾史學理論研究盡可能提供一些有創意的解釋。

外編為《〈史通〉引書考》，根據《史通》所評述的典籍，統計出來大約有三百四十種。作者按照傳統目錄學的方法，逐一考察這些典籍的書名、作者、卷帙、存佚、注釋及影響等方面，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做到胸中有數。這是全部論文的文獻基礎。這樣處理，希望在確定性歷史知識的探求上亦能有新的發現。

由此來看，全書內外編的結構關聯是比較密切的。內編所謂的“史觀”主要是史籍觀，亦即劉知幾的文獻觀；外編“史料”考辨的目的則是探索典籍原貌，從而使劉知畿史籍批評的學術特征呈現出來。這樣的安排，結構比較穩妥，文獻與理論並重，注重揭示問題的來龍去脈。從文獻學出發，不集中探討史學理論問題，但也不回避史學理論問題。《史通》中評述的典籍，大約有三百四十種，書稿逐條考證這些典籍，典籍的存佚流傳，劉知畿針對典籍提出的問題，以及劉知幾史籍批評中的矛盾之處，都是作者要著力解決的。遺憾的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引書考》則未能收錄。我希望將來有機會，這部分內容也能結集面世，以求證于學術界的同仁。

五年前，馬鐵浩參加博士學位入學考試，他的專業課試卷，漂亮的繁體字，工工整整；答題也要言不煩，面面俱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知道，他的碩士論文以唐代典籍考訂為主，對于唐代及唐前典籍比較熟悉，就商量以《史通》的文獻學研究為對象。從那時起，馬鐵浩幾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研究上，潛。研讀相關典籍，尤其注重目錄學的探討。為此，他首先收集整理出詳盡的《史通》研究論文論著目錄，撰寫了研究綜述；又花費一年多的時間，編寫近百萬字的《〈史通〉引書考資料長編》，認真閱讀鑽研《史通》評論所及的主要典籍，對《史通》征引評述的三百日十余種典籍進行詳細考證。在資料長編基礎上，他寫出了《〈史通〉引書考》70余條。這些基礎性的文獻工作，為他撰寫《〈史通〉與先唐典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是這部著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障。

文獻考訂與理論探索並重，因枝振葉，沿波討源，就使得他的著作別具風範。與單純的史學史研究相比，《
人民出版社在讀書出版界享有盛譽。能夠在那里出版著作，是很多年輕學者的夢想。作為導師，我知道馬鐵浩為撰寫這部著作所下的工夫，也深知作者的為人和治學，用勉強細密四字概括，似不為過。我相信，這套著作的出版不僅對作者有益，對廣大讀者也有莫大的學術參考價值。

劉躍進
2010年歲末草于京城愛吾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