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以後的中國1976—1983(普及本)

序言
自序：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劉香成
序一：歷史與攝影 陳丹青
序二：以人為本用影像解讀歷史 （英）凱倫·史密斯
第四版序：偉大的照片是思想的呈現 （意）帝奇亞諾·坦尚尼
第四版序：真相從事實之中浮現 （美）劉美源
第四版序：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
第一版自序：實事求是 劉香成
正文
出版後記

最後一批游客離開了紫禁城，身材矮小、戴著大眼鏡的滿族人溥傑引導我緩步走向午門，門衛微笑著招呼我們進去。夜幕漸漸籠罩紫禁城，溥傑和我一起走向太和門。

「我曾經因為穿著佩有黃色飾物的袍子而遭到哥哥呵斥。」溥傑邊說邊領我走上一條壯觀的深紅色皇家大道。「在這兒，」他比畫說，「哥哥曾和我學騎自行車。」然後，他指向另一個方向，告訴我就在那座亭子里，也是和哥哥一起，師從著名的蘇格蘭老師庄士敦學習英語。

在我跟中國打交道的漫長歲月中，這是一個無法忘卻的瞬間：拍攝這樣一個滿族人的機會絕無僅有，溥傑的哥哥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而北京故宮這塊天子的塵世領域，曾是他們短暫居住過的家。

我在共和國成立後不久出生於香港，當時它仍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我並沒有在那里度過我的童年，我的父母在1954年將剛學會走路的我送回祖國大陸。我關於「玩」的最早記憶是參加「除四害」運動，為的是將食物鏈上的敵人趕出這個國家。（起初，「四害」指的是老鼠、麻雀、蚊子和蒼蠅，後來認識到麻雀吃害蟲，不是害鳥，所以就改成了臭蟲。）《人民日報》1958年4月19日的報道說，300萬名北京市民花了一整天時間逮住83249只麻雀。在那個全民荒唐的時代，有人指出a只麻雀能消耗500克谷物，相當於一個人一天的配給口糧。這些就是我所受的小學教育的主要內容。我按期上交家庭作業——被我以無比熱情奮力消滅的滿滿一火柴盒的蚊子和蒼蠅，以及逮住的幾只麻雀。但不管如何加倍努力，我「政治表現」一欄的成績很少會超過「丙」。母親被划定為「官僚階級和平地主」，盡管她的階級定性是「和平的」，我依然不幸地成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後代。許多中國人都了解那些被划入「錯誤」成分的人受到了多麽巨大的沖擊。

「除四害」運動轉移了人們對全國食品日益短缺的嚴峻形勢的注意。我的同學主要是解放軍高級軍官的後代。盡管被他們視為「階級」異類，我仍然參加了那場狂熱的「大躍進」。就在那時，我目睹了「大躍進」政策所帶來的普遍營養不良的惡果：飢餓不只存在於這個國家最貧困的人當中，它就出現在我們身邊。與我一起玩耍的鄰家小孩由於缺乏基本的營養而四肢浮腫。浮腫的情形也發生在祖母家所有的鄰居身上，他們在1954年的全民國有化浪潮中占據了原本是我們家私產的庭院。（我們家族的財產包括母親出嫁時外祖母給她作嫁妝的房子。）有一次社區殺了一頭豬，我排了好幾個小時的隊才買到配給的20克豬油，這事我至今記憶猶新。

1960年，「大躍進」的失敗已經一目了然。隨著情勢更加惡化，父親安排我回到了香港。當時中國正處於3年自然災害（1959-1961）中，據稱有許多人餓死。回到香港後，我學習了英語和粵語。璁假里，父親教我將美聯社和路透社的短篇新聞稿翻譯為中文。

1970年，我離開香港赴美留學，在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主修政治科學。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我選修了《生活》（Life）雜志著名攝影師基恩·米利（Gjon Mili）的攝影課。這一學期成就了我以後的生活：畢業後，我追隨米利，在《生活》雜志做起了實習生。我在恰當的時間被放到了恰當的地方：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外交關系正常化，1978年我作為《時代》（Time）雜志北京首個辦事處的一員，成為《時代》在中國的第一位常駐北京的外籍攝影記者。

其實在那之前，我作為職業攝影記者與中國的接觸就已經在震驚中開始。1976年的大地震將唐山摧毀，就連唐山以北150公里的北京也有震感。消息傳過來的時侯，我正在歐洲拍攝在里斯本作競選巡回演說的葡萄牙共產黨候選人。隨後，弗朗哥（Franco）之死的消息傳來，我前往西班牙拍攝社會黨候選人菲利普·岡薩雷斯（Philippe Gonzalez）。當時他正領導學生集會，要求結束西班牙的弗朗哥時代。接著在巴黎，我計划拍攝法國總理雷蒙·巴爾（Ragmond Barre），卻在離開馬提尼翁酒店的那天早晨從當日《費加羅報》（Le Figaro）首版上意外地看到了毛主席的整幅照片。我得知毛澤東已經離世，就聯系了在紐約的經紀人羅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他為我搞到了一份為《時代》雜志拍攝毛澤東葬禮的委任狀。但我進人中國後卻滯留在了廣州，於是我開始拍攝沉浸在哀悼中的廣州市民。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我將要從這里開始拍攝「毛以後的中國」的旅程。

四年後，我加入美聯社。1980年，美聯社北京分社由傳奇人物約翰·羅德里克（John Roderick）領導。羅德里克是美聯社資深的首席記者，他曾於1943年在延安采訪過毛澤東與周恩來。1971年，他被指派報道美國乒乓球隊對中國的訪問——也就是知名的「乒乓外交」。「乒乓外交」為1972年理查德·克松（Richard Nixon）對中國的里程碑式的訪問鋪平了道路。後來，周恩來告訴羅德里克：「你打開了大門。」

很自然地，當1979年中美重新建交時，美聯社便委派羅德里克從東京前往北京重建新聞分社。在羅德里克的游說下，我接受了美聯社的雇用，成為中美恢復外交關系後第一個駐華攝影記者。我在北京度過了難忘的五年時間，後來又成為駐洛杉磯、新德里、漢城和莫斯科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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