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個作者來說，當他的成果被譯成“外”文並在“外”國出版時，總是一件樂事。如果這個國家還“異乎尋常”的話——對我們西方大多數人來說，中國就顯露出神秘的晨曦——這種榮譽和激動就更大。但是，與此同時，某種擔憂和關切也相隨而來。我的讀者，甚至受過“那邊”良好教育的讀者能夠理解這本書嗎？如果西方之于中國人，如同中國之于西方人一樣神秘的話，那麼這種不恰當或使人誤解的交往的可能性就很大，尤其在對待一種歷史本性時更是如此。況且在我看來，我的著作中大部分有關18世紀西歐（主要是德國和英國）美學史發展方面的內容，或許與我的讀者所特有的與生俱來的現行社會關系毫不相干，在18世紀歐洲專家學者和一般知識分子之間進行的這些深奧爭論，與當代中國能有什麼關系呢？甚至這些爭論與20世紀歐洲又有何干系？可以說，我擔憂的是，所闡述的這些思想可能只會使那些對歷史離奇注釋和某種智力收藏品感興趣的古怪學者表現出濃厚興趣。雖然我的研究限于它的主題，但與當代世界也息息相關。在某種意義上，沒有18世紀德國美學的爭論，將不可能有卡爾‧馬克思，正如17世紀偉大的物理學家（如牛頓）只可能產生在16世紀亞里士多德學派和“近代人”（例如布魯諾，他被敵對派亞里士多德學派活活燒死）就時空本質的激烈爭論之後。為了使我的“外國”讀者不以為西方文化和西方歷史有一個有限的傾向性，我想在“序言”中嘗試——即便這一切都顯得太簡短——解釋我的研究的雙重關系。我必須請求讀者對西方以及它的歷史有充分的了解，以寬恕我不可避免的淺薄。
一
首先，我想論述和解釋的是，現代歐洲美學理論，實際上作為一門科學的美學理論的發展，是以一般世界觀為先決條件的，根據這種世界觀，人們從“現代科學”，尤其是天文學和物理學的角度來觀察世界。我特意使用“世界觀”這一術語而不使用思想意識——雖然一種世界觀可以很容易地產生一種思想意識。我采用這個術語完全在于它的字面意義意味著“觀察”世界，理解“現實”，並且解釋現實的一種方式。術語“美學”源于古希臘的用法，最初意指aistheta，即感覺，以經驗為根據的“感覺”（das
Sinnliche）。現代數學模型科學的發展徹底地改變了西方的aistheta（“感知”或“觀看”）。一般說來，美學理論的發展，是根據這種新的和“現代的”感性“觀看”事物的方法，演化成一門關于美或藝術理論的嘗試。僅在純歷史基礎上對美學理論發展作歷史的邏輯的理解，對認識當前諸問題不是沒有價值的。
其次，我將論述對當代社會不無價值的18世紀美學的某些特殊方面，實際上是“空想”方面（並且和青年馬克思有著重要的聯系）。暫且我想擬出一些邏輯的一科學的線索，根據這些線索，18世紀西歐“異乎尋常的”爭論就很有意義，並由此有了歷史的意義。
在德國，美學理論的起源大約發生在1700年至1750年，它渴望知道一個人在現代科學關于感性世界的新方法所給定的範圍內應如何“觀看”客觀世界。德國早期美學有一種明顯的“視覺”性質以及許多隨之而來的解釋。這種視覺所具有的某些重要性應該毫不奇怪，因為一些數學模型被運用到天地萬物，特別是“天空之外”尤其要依靠視覺。自從表明所“觀看”到的，即便最簡單的每天的聯系，也不是超時間的，而有著一定的歷史性以來，符號學、社會學、心理學研究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為了用例子說明我的意思，我簡單地“考察一下”亞里士多德和牛頓。亞里士多德晚期使用了一個專門術語，他把所有的物體都看作本質上是“懶惰的”，因而它們“傾向于”或注定了保持靜止。這樣一種“觀看”不只是一種隨意的猜測。一一個人不得不去推一輛車，它耗費能量，並且這輛車越重需要的能量就越多，如果中止推動，這輛車將很快停下。這種見識是卓越的和完全科學的。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統治歐洲思想約2000年之久。但是，牛頓對事物的“看法”卻不同，他看見了不同的“事實”。他每觀察一處，所發現的是慣性和引力，慣性不是懶惰，它需要某種刺激以便從懶惰中產生。不，慣性意指任何靜止的物體依然靜止，除非它受來自外部的作用；任何運動的物體依然運動（即用一種勻速度），除非它受到來自外部的作用。亞里土多德的車被“看”作由于內在的“懶惰”而漸漸慢下來，而牛頓的車除街道摩擦所產生的阻力，即外力使它停止外，將永恆地繼續行駛。牛頓不僅在天體中“看”到慣性，而且在所有的物體——包括最微小的粒子中看到慣性，但是，對牛頓來說，經驗的主要成分不只是以經驗為根據的或感性的給予。的確，我要說，17世紀的一般經驗更支持亞里士多德而不是牛頓。不，牛頓處處看到他的“慣性”是因為他的觀察方法——受數學推理的高度影響——致使他傾向于看事物、看對象不同于亞里士多德。18世紀的認識論問題就產生于這種“科學”觀察的基礎。自然、客觀世界，不是它所呈現給一般感官的那樣。太陽不是圍繞地球旋轉——任何一個具有一般感官的人每天都可證實太陽圍繞地球旋轉——而是地球圍繞太陽旋轉。在哥白尼時代，它僅以簡明的推理作為它的根據，只是後來（例如在像伽利略這樣的大人物們的影響下）得到了經驗的證實。18世紀的美學理論逐漸作為根據這種新方法所引起的認識論疑慮和不確定來理解這種“觀察”事物“新方法”意義的一種嘗試。席勒把美的對象叫做活的形象，他明確地顯示出生活概念與英國經驗主義美學（即生活美學）和形式概念與德國理性主義美學（即形式美學）的關系。只有康德哲學——他的哲學部分地構成一種把近代牛頓科學的有效性從休謨所進行的關于它的理論基礎的令人頭痛的破壞性分析中拯救出來的巨大嘗試——能夠提供一種充分的理論基礎。正如康德把經驗主義原理同理性主義原理結合在一起一樣，席勒也試圖構建一種活的形象美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