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是《回到正統》一書的姊妹篇。對切斯特頓來說,《異教徒》是對壞哲學或異端思想的批評,《回到正統》則是對好哲學或正統信仰的辯護。作者在本書中抨擊了他同時代那些藐視正統信仰的異教徒,揭示出他們的思想何以是壞哲學。書中充滿著智慧的悖論和思考問題的獨特視角,語言詼諧幽默,頗為引人人勝。


切斯特頓,20世紀杰出的作家、護教學家。他視野廣闊,思想深邃,筆調詼諧,對C.S.路易斯產生過極大的影響。他的作品涉及範圍頗廣,涵蓋傳記、推理小說、歷史、神學論著等。最著名的著作有《異教徒》、《回到正統》、《永恆的人》、《布朗神父》等。
 

目錄

中譯本導言(勞倫‧威爾肯森)
第一章 引言︰論正統的重要性
第二章 論否定的精神
第三章 論魯德亞德.吉卜林與使世界變小
第四章 蕭伯納先生
第五章 H.G.威爾斯先生與巨人
第六章 聖誕節與唯美主義者
第七章 歐瑪爾與神聖的葡萄
第八章 黃色報刊的溫暾
第九章 喬治‧穆爾先生的變化無常
第十章 論涼鞋與簡樸、單純
第十一章 科學與野人
第十二章 異教與洛斯‧迪金森先生
第十三章 凱爾特人與親凱爾特人
第十四章 論某些現代作家及家庭這一機構
第十五章 論聰明的小說家及聰明階層
第十六章 論麥卡比先生與一種神聖的輕薄
第十七章 論惠斯勒的風趣
第十八章 年輕國家之類的謬論
第十九章 以貧民窟為題材的小說家與貧民窟
第二十章 結語︰論正統的重要性
譯後記
 

在當今的全球時代,“文明的沖突”會造成文明的毀滅,因為由之引起的無限戰爭,意味著人類、動物、植物和整個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則帶來文明的更新,因為由之導向的文明和諧,意味著各文明自身的新陳代謝、各文明之間的取長補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處以及全人類文化的繁榮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對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經典之翻譯。就中西兩大文明而言,從17世紀初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首的傳教士開始把儒家經典譯為西文,到19世紀末宗教學創始人、英籍德裔學術大師繆勒(F.M.Muller)編輯出版五十卷《東方聖書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經典在內的中華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了西方各國,從徐光啟到嚴復等中國學者、從林樂知(Y.J.Allen)到傅蘭雅(John Fryer)等西方學者開始把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著作譯為中文,直到20世紀末葉,商務印書館、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和其他有歷史眼光的中國出版社組織翻譯西方的哲學、歷史、文學和其他學科著作,西方的科學技術和人文社科書籍也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了中國。這些翻譯出版活動,不但促進了中學西傳和西學東漸的雙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華文明的新陳代謝,以及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型。

清末以來,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取長補短”的歷程,經歷了兩大階段。第一階段的主導思想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表現為洋務運動之向往“船堅炮利”,追求“富國強兵”,最多只求學習西方的工業技術和物質文明,結果是以優勢的海軍敗于日本,以軍事的失敗表現出制度的失敗。第二階段的主導思想是“民主加科學”,表現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尊崇“德賽二先生”,中國社會在幾乎一個世紀中不斷從革命走向革命之後,到現在仍然需要進行民主政治的建設和科學精神的培養。大體說來,這兩大階段顯示出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由十分膚淺到較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從物質層面深入到制度層面。

正如觀察一支球隊.不能光看其體力、技術,還要研究其組織、戰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樣地,觀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業、技術,還要研究其社會、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靈性。因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質、制度和精神三個不可分割的層面,舍其一則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到了20世紀末葉,中國終于有了一些有歷史眼光的學者、譯者和出版者,開始翻譯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層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從而開啟了對西方文明的認識由較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從制度層面深入到精神層面。

與此相關,第一階段的翻譯是以自然科學和技術書籍為主,第二階段的翻譯是以社會科學和人文書籍為主,而第三階段的翻譯,雖然開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實際上,基督教對世界歷史和人類社會的影響,絕不止于西方文明。無數歷史學家、文化學家、社會學家、藝術史家、科學史家、倫理學家、政治學家和哲學家已經證明,基督教兩千年來,從東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經極大地影響,甚至改變了人類社會從上古時代沿襲下來的對生命的價值、兩性和婦女、博愛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勞動和經濟、科學和學術、自由和正義、法律和政治、文學和藝術等等幾乎所有生活領域的觀念,從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這個誕生于亞洲或“東方”,傳入了歐洲或“西方”,再傳入亞、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現在因為信眾大部分在發展中國家,被稱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來就不屬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沒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經不僅僅在宗教意義上,而且是在現實意義上展現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質。

因此,對基督教經典的翻譯,其意義早巳不止于“西學”研究或對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對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這里所謂“基督教經典”,同結集為“大藏經”的佛教經典和結集為“道藏”的道教經典相類似,是指基督教歷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師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視為唯一神聖的上帝啟示“聖經”。但是,由于基督教歷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師名作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絕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樣結集為一套“大叢書”,所以,在此所謂“經典譯叢”,最多只能奢望成為比佛藏道藏的部頭小很多很多的一套叢書。

然而,說它的重要性不會“小很多很多”,卻並非奢望。遠的不說,只看看我們的近鄰,被稱為“翻譯大國”的日本和韓國——這兩個曾經拜中國文化為師的國家,由于體現為“即時而大量翻譯西方著作”的謙虛好學精神,一先一後地在文化上加強新陳代謝、大力吐故納新,從而邁進了亞洲甚至世界上最先進國家的行列。眾所周知,日本在“脫亞入歐”的口號下,韓國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長的情況下,反而比我國更多更好地保存了東方傳統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僅僅保存在書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這一事實,加上海內外華人基督徒保留優秀傳統道德的大量事實,都表明基督教與儒家的優秀傳統可以相輔相成,這實在值得我們深長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傳A中國,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齡率宮廷衛隊到京城西郊歡迎傳教士阿羅本主教,接到皇帝的書房讓其翻譯聖經,又接到皇宮內室听其傳講教義,“深知正真,特令傳授”。三年之後(公元638年),太宗又發布詔書說︰“詳其教旨,玄妙無為,觀其元宗,生成立要。……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換言之,唐太宗經過研究,肯定基督教對社會具有有益的作用,對人生具有積極的意義,遂下令讓其在全國傳播(他甚至命令有關部門在京城建造教堂,設立神職,頒賜肖像給教堂以示支持)。這無疑顯示出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見識、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後,在這個問題上,一位對中國文化和社會貢獻極大的翻譯家嚴復,也顯示了同樣的見識、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張發展科學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時,指出宗教隨社會進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別,認為基督教對中國民眾教化大有好處︰“教者,隨群演之淺深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點而補苴之,殆無疑義。且吾國小民之眾,往往自有生以來,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臨以帝天之神,時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愛而不欺,此于教化,豈日小補!”(孟德斯鳩《法意》第十九章十八節譯者按語。)另外兩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即胡適之和陳獨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們又都同時認為,耶穌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對中國社會有益,宜于在中國推廣(胡適.《基督教與中國》;陳獨秀,《致(新青年>讀者》)。

當然,我們編輯出版這套譯叢,首先是想對我國的“西學”研究、人文學術和宗教學術研究提供資料。鑒于上述理由,我們也希望這項工作對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貢獻,還希望通過對西方文明精神認識的深化,對于中國文化的更新和中國社會的進步有所貢獻,更希望本著中國傳統中謙虛好學、從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過對世界歷史和人類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動力的了解,對于當今道德滑坡嚴重、精神文化堪憂的現狀有所補益。

盡管近年來翻譯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在這方面艱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極有意義的工作,澤及後人,令人欽佩。但是,對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千年古國和文化大國來說,已經完成的工作與這麼巨大的歷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車薪,還是遠遠不夠的。例如,即使以最嚴格的“經典”標準縮小譯介規模,這麼一個文化大國,竟然連阿奎那(Thomas Aquians)舉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學大全》和加爾文(JohnCalvin)影響歷史的世界經典《基督教要義》,都尚未翻譯出版,這無論如何是令人汗顏的。總之,在這方面,國人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本譯叢的翻譯出版,就是想以我們這微薄的努力,踏上這漫長的旅程,並與諸多同道一起,參與和推動中華文化更新的大業。

最後,我們應向讀者交代一下這套譯叢的幾點設想。

第一,譯叢的選書,兼顧學術性、文化性與可讀性。即從神學、哲學、史學、倫理學、宗教學等多學科的學術角度出發,考慮有關經典在社會、歷史和文化上的影響,顧及不同職業、不同專業、不同層次的讀者需要,選擇經典作家的經典作品。

第二,譯叢的讀者,包括全國從中央到地方的社會科學院和各級各類人文社科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高等學校哲學、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學者師生,中央到地方各級統戰部門的官員和研究人員,各級黨校相關教員和有關課程學員,各級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官員和研究人員,以及各宗教的教職人員、一般信眾和普通讀者。

第三,譯叢的內容,涵蓋公元l世紀基督教產生至今所有的歷史時期。包含古代時期(1—6世紀),中古時期(6—16世紀)和現代時期(16—20世紀)三大部分。三個時期的起訖年代與通常按政治事件劃分歷史時期的起訖年代略有出入,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別是基督教思想史的發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時期與中古時期以西羅馬帝國滅亡為界,中古時期與現代時期(或近代時期)以17世紀英國革命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羅馬帝國滅亡後仍持續了近百年,而英國革命的清教思想淵源則無疑應追溯到16世紀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譯叢三大部分的時期劃分。這種時期劃分,也可以從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們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對于世界進程和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宜園
200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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