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第五十四輯(NO.3.2011)

“十二五”規劃已進入實施階段。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制訂一份有著美好遠景目標的發展藍圖容易，但要確保其順利推進和目標的如期實現，絕非輕而易舉。因為既有的種種制約因素，如利益的分化和固化、傳統體制和思維方式的路徑依賴，會自我增強，不進行某些領域的重大改革，就無法真正轉變增長方式，從而實現“十二五”宏偉規劃。當前改革的反復與停滯，有著許多復雜因素，不同政策措施之間的相互影響、對目標和過程的不同理解，以及國內外環境的變化，等等，都給未來的改革制造了許多不確定性，加劇了改革的困難。如何應對這些因素，啟動改革的順利進行和目標的實現，需要更好地理解“十二五”規劃的背景及基本邏輯，汲取國際正反面經驗，對國內外環境和發展趨勢作出前瞻性評估，是為本輯《比較》的著重點。

開篇是“十二五”規劃參與者劉鶴的文章。他比較分析了“十二五”規劃和此前六個五年規劃的不同背景和基本邏輯。他認為，以往的《建議》假設（實際也如此），經濟全球化處于黃金期，外部經濟環境是給定不變的，因此更偏重提高供給體系的效率；而新《建議》更重視市場需求問題。思考的是外部需求結構正在不斷變動，全球化進程放緩，中國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擴大內需，努力改善民生，才能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而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擴大內需，就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和勇氣深化改革。隨後他討論了擴大內需的三個重點，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分析了下一步改革的總體規劃和重點內容。

劉世錦等人的文章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研究”課題的成果之一。其基本結論為︰在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結束之前，中國落入與拉美國家類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較小；但中國也面臨著真實而嚴峻的挑戰，即在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結束之後，能否有效化解該階段積累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和財政金融風險，並切實轉變增長方式，進而順利跨八高收入國家門檻。應對這些挑戰，要以“參與促進型改革”來推動發展方式轉變的實質性進展。文章還提出了高收入之牆的概念，以區別于中等收入陷阱，並對中國經濟增長率自然回落的時間進行了預測。

2008年的金融海嘯爆發，促使美國當局重新審視現代宏觀經濟學在提供政策建議方面的前景和局限性。為此，美國眾議院科技委員會下屬的調查與監督小組委員會分別邀請五位經濟學家出席听證會或提供書面證詞。我們獲得了其中四位經濟學家的首肯，他們是瓦拉德拉揚‧查理、大衛科蘭德、斯科特‧佩奇、羅伯特‧索洛。四位作者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批判了以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為代表的宏觀經濟學理論，但這並不意味著拋棄宏觀經濟學理論，就像“艾滋病危機襲來時，我們不會拋棄現代醫學研究而求助于針灸師”一樣。要發揮現代宏觀經濟學模型的效力，既需要為此投入更多的資源，也需要改變這一研究領域的激勵結構，營造一個鼓勵多樣化模型的環境。

2003年，《比較》第7輯曾經發表過星岳雄和卡什亞普關于日本經濟衰退成因的深入分析文章，多年來，他們始終關注研究日本近20年經濟停滯的深層原因。《日本經濟緣何停止增長》即是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他們認為，進入1970年代後，日本經濟面臨三大挑戰︰追趕階段結束後，依靠技術模仿和技術引進已不足以維持增長；老齡化進程加快，降低了增長潛力；長期施行出口導向政策，忽視了國內需求和非制造業部門的發展。日本至今不僅未能成功地應對這三大挑戰，還因對銀行問題和僵尸企業處理不當，財政和貨幣政策表現不佳，導致日本自泡沫經濟破滅後，一直未能走出“停止增長”的陰影。日本的教訓對于今天的中國，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約翰泰勒的文章用實證方法證明了美聯儲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引發了金融危機，危機後的不當干預行為又延長了危機的持續時間，加劇了危機的嚴重程度。許小年則對泰勒的文章給予了解讀和點評，他提出T危機後值得思考的問題︰中央銀行的角色與職能如何定位，貨幣政策應如何操作。

“視界”欄目是編委錢穎一教授對中國大學本科教育及改革的討論。作為清華經管學院院長，他深入考察和系統思考了中國大學本科教育的現狀和問題，提出現階段中國大學特別是研究型大學本科教育的目標，即培養每一位學生成為有良好素養的現代文明人。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是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這只有深化改革，創造環境，才能使杰出人才脫穎而出。

“新書架”中伊夫澤諾的文章選自即將出版的《中國經濟中長期發展與轉型》一書。作者結合住房市場的經濟學理論研究成果和國際經驗，分析了中國當前住房政策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

最近幾年，自然災害頻頻發生，如何運用制度來防災和救災，以有效減少自然災害帶來的損失呢？保羅拉施基的文章梳理了經濟學界有關制度與自然災害損失的研究文獻，並運用計量經濟研究，證明了良好的制度設計是降低自然災害損失的有效手段。

自《比較》第48輯發表了王小魯的“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一文後，引發了很多爭議。為了能更充分地討論這個問題，《比較》第52輯上登載了李實等人的質疑文章。在本輯“爭鳴”欄目中，王小魯對李實等人在結論、研究方法、調查方法等方面提出的質疑一一作了回應。

“法和經濟學”欄目是焦津洪關于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討論。他認為，中國當前的金融監管機構法律地位模糊，導致在實際監管過程中，金融監管機構的授權依據、職責範圍、預算管理、人才引進以及與司法機關的關系等方面常常出現各種沖突，影響了金融監管的有效性。在這次世界性金融危機給各國金融監管體制帶來挑戰的契機下，中國應該以明確監管機構的法律地位為突破口，果斷推進新一輪金融監管改革。

本書是《比較‧第五十四輯（NO.3.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