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年春節過後不久，炳輝從滬上來，說天振、思和和他三位教授策劃出一套有關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個人文集，由那些較早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者選收自己的文章，先行編輯出版，然後再擴大範圍，不斷出下去。第一輯中包括了我，這樣，就把我梳理自己有關這一領域一些觀點的思路提前了。
應該說，我是比較早地從事這一領域的大陸學者之一。我之所以進入這一領域，既是個人興趣所致，也是歷史機遇使然。
就個人興趣而言，我對中外文學都有比較濃厚的興趣。上中學的時候就喜歡古文和古典詩詞，本來是要考中文系的，結果卻陰差陽錯地進了外文系，不過，對于老天的這一安排，我並不覺得遺憾，反而有一種塞翁失馬的欣悅感，因為我自信自己一定能學好外文，實現從小就打算遍游世界的夢想。幼年在鄉村小學上二年級時，我們常玩一種所謂“開火車”的問答式游戲，那時我的火車就已經“開”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首都，對于世界上的那些名山大川，我總能倒背如流；在中學時學了6年俄語，我的口語和筆試總是全班第一。我還特別喜歡俄蘇歌曲，能用俄語演唱一些著名民歌，頗得老師和同學的好評。當時還讀過一些俄蘇和西方小說的譯本，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死魂靈》、《貴族之家》、《獵人筆記》、《靜靜的頓河》、《紅與黑》、《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堂吉訶德》、《大衛‧科渡菲爾》、《天方夜譚》之類。我自以為對語言和文學的感覺相當好，因此，在進入外文系英文專業的時候，很快就沉潛在一種對新的語言與文學的研習中。大一主要集中精力攻語音、語法、詞匯、句法等，到大二時已可以對照譯本閱讀原作了，那時喜讀中華書局出的活頁文選，對著名前輩學者們撰寫的有關英美詩文的賞析性文字愛不釋手，同時還進一步擴大文學名著的閱讀，對莎士比亞、但丁、狄更斯、薩克雷、哈代、馬克‧吐溫、奧斯汀、勃朗特、歌德、普希金、契訶夫、莫泊桑、荷馬史詩、希臘神話、巴爾扎克、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大師的主要著作都有所涉獵。而且特別熱衷于翻譯練習，對嚴幾道的譯事三原則奉若神明。記得讀《哈姆雷特》時，曾反復吟詠哈姆雷特寫給奧菲莉亞那首情詩︰“Doubut
thou the stars are fire，/Doubt that the sun doth move，/Doubt truth to be a liar，/But never doubt I
love”。心想能寫出這樣美妙、雋永的千古絕句，莎翁真不愧是文壇巨擘。對照當時看到的朱生豪先生的譯文，覺得就“信”、“達”而言，可以說無可挑剔，但心中仍在不斷琢磨，能否譯得更雅些呢？譬如，譯成五言、六言甚或四言有沒有可能？記得我都作了嘗試，但都不滿意，因為很難兼顧嚴氏三原則。現在想來，也許只有其中的五言一種或可差強人意（町疑星為火，/可疑臼不落，/真理成謊言，/我心永不變）。更重要的是，在較為廣泛的閱讀中，常會發現中外作家在表現手法上往往有類似或暗合處。臂如琢磨莎翁這首小詩時，腦子里會自然浮現出我困古代民歌中“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以及蘇格蘭詩人彭斯詩中“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Till a’the seas gang dry./Till a﹀ the seas gang dry，my dear，/And the rocks melt wi’the sun；/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While the sands o’life shall
run”之類的句子。當時並不知道“比較文學”為何物，只是驚異于天下詩人在寫情誓詩時何以竟能如此相似，今天看來那也許就是處于萌芽狀態的比較意識了。
正因為在從小學到大學的求學過程中，打下了比較厚實的中外文學根基，因此在“文革”十年浩劫後，國家恢復研究生教育體制的1978年，當我面對中國社科院外文所薩克雷的《勢利者集>（The Book of
Snobs）和奧登寫抗戰中中國土兵的那首十四行詩之類的考題時才不致慌亂。今天看來，當時的答卷當然遠不理想，但它畢竟讓我登入了外國文學的殿堂，為我日後的外國文學甚至比較文學研究鋪平了道路。我之所以略顯作秀式地回顧個人求學過程中的這些經歷，只是想表明，我對中外文學興趣的養成和已經形成的基礎，與我後來被比較文學所吸引乃是一種邏輯關系。
就歷史機遇而言，20世紀70年代末我在研究院學習外國文學的那幾年，正是改革開放肇始之初，解放思想成為變革的先機，文化界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思想十分活躍，大家開始反思“文革”十年甚至更早的“十七年”中各種律條如何束縛了人們的心靈，進而導致了思想枯竭和文化荒漠的現實局面。外來的各種思潮開始進入人們禁錮十余年之久的頭腦；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錢錘書等一批過去相當長時間內銷聲匿跡的學界大師們的身影和他們的著述又開始回到社會的關注之中，人們開始熱烈議論他們的學術思想、他們的道德文章，特別是1979年開始陸續問世的錢錘書先生的《管錐編》，產生了極大的社會反響。該書以古文撰述，包含了英、法、德、意、拉丁等多種西方文字，讓我們這一代學子大開了眼界。當時，我們這些在社科院和北大攻讀外國文學的研究生中許多人有較好的古文功底，而且正在學習二外和三外，因此能較為順利地進入閱讀和討論。錢著以中國古代典籍為依托，出入古今中外，涵納文學文化時空的各種層面，大如觀念現象，小如字詞章句，皆能廣征博采，相互比勘、相互生發，且信手拈來，皆成妙文。該書跨界論述的特別方式與當時已漸為國人所知的比較文學方法頗多暗合之處，學界有人開始呼吁進行比較文學的研究，外國文學界著名前輩學者季羨林、楊周翰、李賦寧等率先建議在高校建立比較文學的學科。在我從研究院畢業的1981年，北京大學率先成立“比較文學研究會”，出版《比較文學研究會通訊》。隨後幾年，京滬等各地高校紛紛響應，成立研究機構、發表文章、開設課程、組織學術研討會議的消息此起彼伏，倡導比較研究的呼聲漸成燎原之勢，比較文學學科的建立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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