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

出版說明
整理說明
艾愷教授序（艾愷作）
一、我的思想的根本
001 儒家跟佛家
002 什麼是佛
二、從中國文化的精神說起
001 為何我還樂觀
002 人與人相處的問題
003 情理與物理
004 什麼是戒、定、慧
005 我做記者的時候
006 陳獨秀、李大釗和我
007 當代儒家代表人物還有誰
008 熊十力和唯識
三、中國的道路
001 美國人和台灣問題
002 毛主席這個人
四、我是怎樣一個人
001 凡夫
002 素食
003 說說自己的身體
004 獨立思考，表里如一
005 與毛的分歧
006 我不是一個學者
007 我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五、我受到的影響
001 東西文化的調和
002 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003 我最佩服的中國人
004 得力于佛學
005 希望跟著王陽明走
006 生活中對我有影響的人
六、生活之學
001 自主自如的生活
002 看戲和看書
003 文革中的故事
七、發展總是好的
001 我的期望
002 人類怎樣才能減少斗爭
003 我是一個樂天派
004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
八、我的社會交往（上）
001 與晏陽初等人的交往
002 我的部分社會活動
003 對蔣介石的印象
004 蔣介石最大的貢獻
005 韓復
006 與李宗仁的相識
九、我的社會交往（下）
001 跟馮玉祥的接觸
002 鄉村自治的時候
003 張東蓀和張君勱
004 關于辜鴻銘
十、從忙碌到清閑
001 前定與算命
002 親戚
003 對我的公開批評
004 中國農村的變化
十一、與聖人相比
001 我只是一個普通人
002 王陽明的徹悟
003 說說康有為
004 再談孔學與佛學
005 中國還是以農村為根本的
十二、天下事
001 中西方的分別
002 世間出世間
003 對靈性的認識
004 沒有永久不變的真理
005 人類的和平相處
十三、現代化的危機
001 教育的力量
002 回顧此生的感想
後記（梁培寬作）

我非常榮幸能為這本小書作序。

我想先說說我與梁漱溟先生兩人對談的因緣。

我在哈佛讀書的時候，對梁先生的生平志業產生興趣，以他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在台灣與香港收集相關資料，尋訪他的故友舊交。礙于當時中美政治局勢，我始終無法前往中國，親見我研究的對象梁先生。

1973年初，我頭一次有機會前往中國。在當時，一個美國人能到中國去，仍是極不尋常的異例。為什麼我能成行呢？這是因為在尼克松總統訪中後，幾個中國代表團在1972年陸續來美，而我充當中文翻譯，起了溝通兩國的橋梁作用，所以在1973年時，我與內人才有這個難得的機會可以造訪中國。當時，我向中方提出的第一個請求，便是希望可以同梁先生見面，但由于正值“文革”，時機敏感，我並沒有如願以償地拜見到梁先生，只能抱憾返美。

1979年，在我的梁漱溟研究《最後的儒家》出版成書的同時，中國的政治起了巨大的變化。這波改革開放的潮流也改變了梁先生的生活。原本與夫人蝸居在狹小房間的梁先生，被政協安置到有部長樓之稱的22號樓，與文化名流如丁玲等對門而居。有了舒適的房舍，梁先生認為比較適宜見客，便即刻想辦法與我聯系。

某日我突然接到一通陌生的來電，電話那頭是一位高齡八旬的石老先生。他是梁先生20年代在北大的學生，剛從北京來美，受粱先生所托，捎來口訊，說是梁老已經知道《最後的儒家》出版了，希望可以與我見面。又過了幾個月，一天課後，有個中國學生突然來見我。他不久前才從北京來美與父親團圓。他拿著梁先生的聯絡地址，告訴我他舊日的鄰居梁伯伯，十分希望可以見到我，看到我所出版關于他的著作。

我即刻將拙著寄給他，不久便獲得梁先生友善的回應，約定好隔年一定到北京去拜訪他。

1980年我到北京第一天，馬上便去尋找粱先生，他告訴了我他是如何搬到22號樓來。第二天早上，我到梁家正式拜見，梁先生所有的親人都出現在那里，對于我的來訪相當鄭重其事。梁先生將我介紹給他的家人，我則送予他哈佛大學的紀念品，以及一幅他父親的遺作。經過種種波折，在這多年之後，我終于得以與梁先生，僅僅隔著一方小幾，相對而坐，開始對談。之後的兩周，我天天一早便到梁家拜訪，請教粱先生。我將對話的內容錄音整理，後來收進梁先生的全集，現在又單獨出版成書。回顧兩人對談因緣，真是感慨萬千。

在我們的對談中，我透過粱先生理解到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種特質。這是最值一提的部分，

在我們密集談話的兩周里，頭兩三天梁先生多與我說關于佛家的想法，讓我很感疑惑，便問︰“您不是早在多年前便公開放棄佛家思想了嗎？”他說他都放棄也沒放棄，談到拙作的標題《最後的儒家》將他定位為一位儒者，他表示他可以接受。然而有時他也向我表示馬列主義的科學很好；當談到中國傳統文化，他亦贊美道教。有次提到他因組織民盟而見到馬歇爾，他對馬歇爾的評價很高，認為他是個好人，因為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那時我相當不解，一個人如何可以既是佛家又是儒家？既認同馬列思想又贊許基督教？後來終于想通了，這種可以融合多種相互矛盾的思想，正是典型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特質。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雖有許多辯論，但百家學者並不認為自己是特定的一家，比方說現在我們討論孟子與苟子，認為他們雖然一言性善，一言性惡，但都是儒家，是孔子的信徒，然而在當時，即便是孔子也未必認為自己是儒家。我們今日習以為常的學術分類，其實是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論及其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為諸子百家分門別派，而發明出來的體系。

我認為中國文化本就是個融合許多看似不相容的思想于一體，卻同時又喜歡分門別類的文化。只需留心便會發現，其實大部分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是融合各類的思想于一身。比方程朱陸王，同為新儒家，雖然講義理心性，歧異很大，但他們的思想中都含有許多佛家的成分。晚清的知識分子，如梁肩超、章太炎，固然在政治立場與今古文經學上分踞兩極，但同樣都將佛家、西方思想及儒家融入他們個人的學思中。

這解釋了為什麼對于受現代學術規範訓練的我而言，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是儒家，又是馬列信徒；但對梁先生來說，這完全不是問題。從這點看來，粱先生仍是一個相當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

依我淺見，先秦諸，雖然路線不同，但他們都共享一個宇宙觀，認為宇宙是一體而有機的，天地問的每個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關連，所以在這樣的宇宙觀里，沒有絕對的矛盾，只有相對的矛盾。這種宇宙觀，經歷數千年，仍深植在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的底層，是以各種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個人的思想里，運行不悖。

梁先生與我談話的內容，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請教20世紀初的人事。為何我不靜靜听梁先生抒發他的想法，而要詢問他許多過去的交往呢？我是歷史研究者，自然會希望多多保存歷史資料，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後一個健在且頭腦清明的人，曾經親身經歷參與過這幾十年中國文化劇變，並且和許多重要知識分子相知相交過。他的回憶是寶貴的，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導談話，希望可以將這些獨一無二的經驗記錄下來。

像我這樣，等到傳記完成出書之後，作者才終于見到傳主，在中國近代史學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與梁先生談話之後，我在《最後的儒家》一書最後加上一章，增補修定了原書的一些未竟之處，特別是他在“文革”期間受苦一節，由于我未能在書成前與他見而，也沒有相關記錄流通，所以不知悉細節，也無法載入書中，後來與他談話後才知道實情，補充在這最後一章里。大體來說，我並沒有在親見粱先生之後，修改拙作的結構與內容。與他談話之後，我發現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誠實地反映出他的觀感，未曾因為要順應時局而掩飾真心，所以我透過文字所見到的梁先生，與我後來實際上對談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雖無緣在書成前見到他，但透過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認識到粱先生的真實的性格與想法。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的角度看來，我認為就算再過一百年，梁先生仍會在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不單單是因為他獨特的思想，而是因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與許多20世紀的儒家信徒相比較起來，他更逼近傳統的儒者，確實地在生活中實踐他的思想，而非僅僅在學院中高談。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體現對儒家和中國文化的理想，就這點而言，他永遠都是獨一無二的。

2005年9月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