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

序言︰我的跨國學術，我的跨國體驗
第一編 理論視野
第1章 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淵源、研究路徑和學術前沿趙月枝
第2章 意識形態的再次終結？——後現代主義時代的意識形態概念
第3章 國家、市場與社會︰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分析的基本立場
第二編 帝國時代的世界傳播
第4章 挑戰主導敘事︰海灣戰爭中的和平抗議與美國報章的意見/社論話語
第5章 道德改革的局限︰論新聞客觀性與可持續性民主
第6章 公共利益、民主與歐美廣播電視的新自由主義化
第7章 全球電信危機和產業重組的困境︰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破產——一位美國學者的分析和警示
第8章 帝國時代的世界傳播︰走向國家、資本和非政府組織力量的重新布局？
第9章 媒體全球化與民主化︰悖論、矛盾與問題
第三編 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傳播
第四編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參考文獻
後記

1986年，在中國對外開放政策背景下，我以公費留學生身份“出國”，赴加拿大攻讀傳播學碩士學位。出于對西方新聞學理論前沿的無知和對英文閱讀的沒有信心，我箱里裝著《報刊的四種理論》的第一個中譯本。這本冷戰時期的美國新聞理論經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以供批判資產階級新聞理論之用的名義在國內內部出版。由于當時我們自己可作為其批判武器的傳統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已失去了權威性和說服力，而我又根本不知道可作為批判此書之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其他批判理論早已在西方學界流行，所以，我不僅多多少少從接受的角度來閱讀這本書，並且假想這本書還作為西方大學的必讀教材使用。然而，我的“第三世界”國民身份又使國際傳播秩序的不平等問題縈繞于心。于是，我又帶上了作為“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運動成果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的中文版。這兩本隨我出國的書，冥冥之中把“自由”與“平等”這兩個主題放入了我的理論視野，而我當時從一個社會主義的東方民族國家到一個資本主義的西方民族國家的“出國”旅程則意味著，我對這兩個問題的思考離不開對東西方關系、民族國家範疇，以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一對相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概念的審視。

1997年，在美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勞工政策背景下，我又一次“出國”——離開加拿大這個我已經獲得其公民權的國度，去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傳播系任教。在信息化資本主義時代的國際勞動分工中，作為“跨國知識勞工”，我是被美國當做“有特殊專長人才”引進的。我是HIB簽證的持有者，在美國的正式身份是“合法異族”(legal alien)-雖然我是地球人，但是英文中的“alien”一詞總使我首先想起“E. T.”一類的外星人。當時，我的Sustaining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bjectivity《
本書分為四編。第一編提供理論視野。第1章是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發展軌跡、分析路徑、主要作者及其觀點和當下研究前沿的概述。第2章對1980年代的文化批判理論，尤其是“後學”一些主要流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中的意識形態範疇的新批判，進行了梳理與評價。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概念作為“批判的武器”的相關性同時，批判地吸收“後學”對媒體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論貢獻。以第1和第2章的理論探討為前提，第3章進一步引入從“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到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對“公共領域”概念的重構等當代社會理論資源，結合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傳播問題，從全球角度和批判理論視野來審視中外傳播中的社會權力關系。這一章旨在使政治經濟分析與文化分析相結合，力圖在動態的社會歷史分析中，構建全球化時代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整體性學術視野。

本書第二編，“帝國時代的世界傳播”，收集了我對“中國以外”的“西方”和“中國之上”的“全球”傳播的一部分研究。在這一編的6篇文章中，有一半是我自己的個人文章，有一半是我與羅伯特‧哈克特(Robert Hackett)的合著。不過，就第9章而言，我的補充和修訂已在內容上與英文原版有不少區別。從第4章對1991年美國對伊拉克的海灣戰爭中美國報界新聞話語的細致解讀和對美國主導文化迷思的解構，到第7章對2002年美國電信業危機的評述；從第5章有關北美新聞客觀性與可持續民主的討論，到第9章有關傳播全球化與民主化復雜關系問題的疑問，這些文章體現了跨文化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的一些基本思路。在第8章里，我引入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 (2000)的“帝國”概念，討論了當下世界傳播中，國家、資本和非政府組織力量的重新布局。基于此，我把這一編定名為“帝國時代的世界傳播”。不過，我要強調，任何有關當下全球結構的社會分析範疇都有其局限性。在這樣一個巨變的年代，保持分析的開放性和不同分析範疇間的對話和相互補充最為重要。

鄧正來教授在《全球化時代的發展傳播學》(2009︰10) -文中寫道，當下全球化的世界蘊含著“結構性的不平等”，形成了“世界結構”。而且，“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尤其是在中國經由加入WTO等國際組織而進入世界體系以後，我們所關注的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孤立的中國，而是一個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對于中國來說，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變局”。事實上，自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就被洋槍洋炮卷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了。如我在本書第13章和第14章所論及，改革開放和以加入WTO為重要里程碑的加入全球化的進程，是中國在經歷了1949年的社會革命後重新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過程。不過，正是在鄧正來教授所說的中國所參與“世界游戲”的“世界結構”是不平等的、“蘊含著發達國家對後發國家的結構性支配”這一層含義上，我把第三編定名為“世界結構中的中國傳播”。這一部分包含了有關中國傳播在制度變遷和話語匯里現方面的一系列論文，包括中國加入WTO這一事件在媒體話語和傳播結構層面的分析。這一編始于第10章有關報業結構轉型的分析，結束于第15章圍繞信息傳播技術的有關中國宏觀發展道路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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