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比較文學第三階段

代序:比較文學與學術創新——曹順慶教授訪談錄
第一輯:比較文學學科理論建設
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發展的三個階段
重新規範比較文學學科領域
比較文學的問題意識:以“和而不同”的尷尬現狀為例
從比較文學學科發展史看文化軟實力
建構比較文學學科研究新範式
第二輯:比較文學中國學派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
比較文學中國學派30年
中國學派:比較文學第三階段學科理論的建構
中國比較詩學30年
第三輯: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
變異學: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重大突破
比較文學變異學研究
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跨越性”特征與“變異學”的提出
第四輯:比較文學跨文明研究
“文明沖突”與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
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轉折與建構
跨文明比較文學研究的可比性問題
跨文明研究:21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朱利民（以下簡稱朱）:曹老師，您好，您是我國第一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博士，從碩士論文《（文心雕龍）中的靈感論》到博士論文《中西比較詩學》再到現在的比較文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經歷了較為明晰的學術轉向，學界中人對您的了解和關注更多的也是在比較文學方面，您能否談談您早年在中國古代文論方面的研究？您如何看待您的學術轉向呢？

曹順慶（以下簡稱曹）:談到轉向，其實我個人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16歲考上文藝兵，在部隊文工團先拉二胡，後拉小提琴。1976年，作為最後一批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我被推薦到復旦大學中文系的文學評論專業學習。當時復旦大學有一批資深的名教授，如劉大杰、陳望道、朱東潤、蔣孔陽、趙景深等，都是大師級的人物，因此，復旦大學的古典文學研究在國內是首屈一指的。正是在學術大師魅力的感召和濃厚學術氛圍的影響下，我從一名工農兵學員出身的古典文學熱愛者，經過幾年踏實的學習，慢慢成長為一名有志于古典文學研究的青年。大學期間，我就寫了一些研究古代文論的文章。記得第一篇文章是關于孔子美學思想的，曾經給蔣孔陽等老師看過，經過他的指導和修改，後來收錄在復旦大學一個學生論文集里。1980年畢業的時候，我打算考研究生，一則出于對古代文論的研究興趣，想挑戰一下自己；二則年輕氣盛，想改變一下人們對我們工農兵大學生的印象，因為當時很多人對工農兵大學生存在明顯的偏見，認為工農兵學員都是“白卷”英雄，是當時制度下的產物。但是，由于當年復旦大學這個專業不招生，只有四川大學的楊明照教授招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碩士，所以我就報考了四川大學。

剛到四川大學的時候，楊老師給“七七級”的大學生上《文心雕龍》，我就跟著旁听。楊老師上課只帶一個小筆記本，上課時先把《文心雕龍》原文背誦一遍，然後再逐字逐句地講解。楊老師的背功很好，听課的學生都很驚訝。要知道，楊老師當時已是70多歲的人了。楊老師學術功底很扎實，治學嚴謹。他的書房叫“學不已齋”，記得我每次去找楊老師的時候，他每次都在伏案寫作，桌上放著一套“十三經”。我後來曾經寫了一篇《知無涯，學不已》的文章來介紹楊老師，也是激勵自己秉承楊老師嚴謹勤奮的治學精神。我把自己拓寬古代文論研究路子的想法告訴楊老師之後，他很贊同我的看法，認為在目前這樣一個語境下，沿著典籍校勘的治學路子繼續研究古代文論已經不好走了，不妨把視野放得開闊一些，可以嘗試著走走中西比較的路子。而當時的古代文論研究的確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問題。

有人對我說，你既然跟著“龍學”泰斗楊明照教授學習《文心雕龍》，那你為什麼不接著楊教授的《文心雕龍》研究往下做呢？這樣既不會引起現在這麼大的爭議，又能享有較高的學術地位，何樂而不為呢？如果接著楊老師的治學之路繼續研究《文心雕龍》，確實是可以的。我跟著楊老師學習中國古典文論，背誦《文賦》，《文心雕龍》、《詩品》、《滄浪詩話》，打下了較好的文化典籍基礎；在古代文論方面我也做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我的碩士論文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6集）上發表後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看了該文後還專門給我寫信，說讀了我這篇文章後很受啟發。因此，我相信我在古典文論研究上也能做出成績。

但是，在學習研究古代文論包括寫作碩士論文的同時，我一直在思考治學方法問題，古代文論研究的路子是否應該拓寬。比如對“風骨”的研究，討論了近半個世紀，仍然沒人把它說清楚，反而越說越糊涂。有人認為“風”是形式，“骨”是內容；有人說“風”是內容，“骨”是形式；還有人說“風”既是內容也是形式；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後來我干脆不看這些論述了，找原文來讀，發現讀原文其實很好理解。于是我就想，為什麼很好懂的東西反而越說越糊涂呢？西方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概念呢？後來我發現，西方文論中朗吉努斯的“崇高”就與之相似，而且將兩者對照著解讀，原先的困惑豁然開朗。那麼，能否沿著這樣的思路，進一步拓展我們的古代文論研究呢？怎樣更好地吸收西方文學理論的精華，為我們的古代文論研究所用呢？這樣，慢慢就形成了比較清晰的中西比較的思路，並且開始自覺地走中西比較的路子。

1981年發表在《江漢論壇》的《亞里士多德的Katharsis與孔子的發和說》是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也是我進行中西比較詩學的開始。後來，又相繼在《文藝研究》、《學術月刊》等刊物上發表了《物感說與模說》、《論西方現代派文藝與中國古代文藝表現說》等多篇文章，都延續了這樣的學術思路。我的博士論文選擇了中西文學理論的對照研究，就是後來出版的《中西比較詩學》，它是大陸第一部以“比較詩學”命名的專著。該書出版後得到了一些學者的肯定，更加堅定了我在比較詩學方面努力的決心。從那以後，我就一直沒有放棄過比較文學的研究。

1992年，受美國康奈爾大學和哈佛大學的邀請，我先後到康奈爾、哈佛大學訪學。這期間，我結識了著名的學者艾布拉姆斯、宇文所安、喬納森‧卡勒，深切地體驗了西方文化。通過這種方式，我對西方的文化和學術大致摸了個底。1994年回到四川大學之後，結合我在美國的一些感受和國內的研究現狀，進行了一些思考。當時醞釀的主要有兩個問題︰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和“失語癥”及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問題。後來發表的《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東方叢刊》1995年第3期）、《文論失語癥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年第4期）、《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基本理論特征及其方法論體系初探》（《中國比較文學》1995年第1期），便對“失語癥”、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以及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問題進行了探討。這些文章後來都引起了討論，引用率很高（但這些文章實際上都是1994年寫的），初步奠定了我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和“失語癥”以及重建中國文論話語。這些年我一直在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漸漸形成了以師生為主的一個學術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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