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十之七八，系余個人心得。其余材料則取之于國內時賢著作者，十分之一；取之于國外西儒著作者，亦十分之一。在國內時賢著作中，尤以童斐君《中樂尋源》-書，使余得益不少。鄭覲文君之《中國音樂史》，材料亦甚宏富，可惜多未注明出處，是以不敢盡量采用。在國外西儒中，則以法人苦朗( Courant)君所著《中國雅樂研究》(Essai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
classique es Chinois)一種，最為精博。本書之中，多采其說。此皆余個人對于國內外作者，應致其感謝之意者也。
時人關于中樂之著作，實以西儒所撰者，遠較國人自著者為多，為精。此無他，西人科學常識豐富，遇事觀察銳利故也。在西洋所謂“漢學家”中，現在尚無以音樂一學為專業者。在西洋一般“音樂學者”中，又無人曾經習過漢文者。上面所述西儒關于中樂之著作，類皆出自彼邦教堂牧師、使館譯官、商人、旅客之手。往往嫌其美中不足。然持與國人自著者相較，固已高出數倍。蓋彼輩一方面曾受普通音樂教育；在我國詫為艱深樂理者，在彼邦已成為家常便飯。他方面西洋各種學術發達，易收相得益彰之效；讀者諸君如曾閱過拙作《西洋音樂史綱要》一書者，當知音樂史一門，需要其他各科學術之助，為如何密切者。（見該書卷首）現在一般國內人士，既無享受相當音樂教育之機會；（此刻國內所謂學校音樂，尚無資格與西洋音樂教育相提並淪．）同時，其他各種學術，又均不發達；而音樂一物，更為國人所視為末技小道，不能修洋房，造汽車者，國內音樂同志處此環境之下，安能著出一部可與西儒比美之中國樂史。故現在國內音樂著作界之可悲現象，非國內音樂同志之咎，乃一般社會之罪也。
至于吾人之所以毅然從事樂史研究者，至少當有下列兩種理由︰(I)吾國音樂進化，除律呂一事外，殆難與西洋音樂進化同日而語。但吾人既相信“音樂作品”，與其他文學一樣，須建築于“民族性”之上，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則吾人對于“國樂”產生之道，勢不能不特別努力。而最能促成“國樂”產生者，殆莫過于整理中國樂史。蓋國內雖有富于音樂天才之人，雖有曾受西樂教育之士；但是若無本國音樂材料，（樂理及作品等等，）以作彼輩觀摩探討之用，則至多只能造成一位“西洋音樂家”而已。于“國樂”前途，仍無何等幫助。而現在西洋之大音樂家，固已成千累萬，又何須添此一位黃面黑發之“西洋音樂家”？倘吾國音樂史料，有相當整理。則國內音樂同志，便可運其天才，用其技術（制譜技術），以創造偉大“國樂”，儕于國際樂界而無愧。蓋能創制作品者，不必具有整理史料之學力，能整理史料者，又不必具有創造天才也。而余個人終身學業，則只能以整理史料一事自勵。至于實際創造“國樂”，則有待來者。(II)國人飽受物質主義影響，多以自然科學為現在中國唯一需要之品。而不知自然科學，只能于吾人理智方面，有所裨益；只能于吾國生產方面，有所促進，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為之團結。因民族精神一事，非片面的理智發達，或片面的物質美滿，所能相助者．必須基于民族感情之文學藝術，或基于情智各半之哲學思想，為之先導方可。尤其是先民文化遺產，最足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音樂史，亦先民文化遺產之一也。其于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之功，固勝于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國之“快郵代電”也。
又吾國歷史一學，向來比較其他各學發達。但在事實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學家”。（如司馬遷之流乃系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只有“掛賬式”的史書，而無“談進化”的著述。從前（（紀事本末》一類書籍，近于言“進化”矣，但亦只限于該“事”之本末，而于當時社會環境情形，卻多不作深刻探討。此與近代西洋治“歷史學”者大異。譬如吾輩治西洋樂史，凡研究某人作品，必須先研究當時政治、宗教、風俗情形、哲學美術思潮、社會經濟組織，等等；然後始能看出該氏此項作品所以發生之原因也。至于吾國歷代史書樂志，類多大談律呂空論樂章文辭，不載音樂調子，樂器圖畫，誠有如明末朱載育所謂︰“前賢多不留心于此，其以為深者，偷薄自畫，而討論不來．其以為淺者，鄙俚斯嫌，而潤色不出。故于論數目尺寸，聲調腔譜處，率刪去。此則史家之通弊也。”直至今日，其弊猶未一改。譬如近人張爾田君所編《清史稿‧樂志》八卷。其中便有五卷，專載似通非通之“台閣體”樂章文辭；而于有清一代盛行之昆曲京戲，則閉口不提。至于音樂調子及樂器圖畫，則更不屑附載矣。故此種《樂志》，只能代表有清一代宮中廟中之樂，不足以代表最近j百年來之中華民族音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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