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的迷思︰一個西方信仰的歷史

譯序
第三版序
第二版序
導論
第一章 定義
日常思維
方法論的警示
一個定義的各種元素
一個引起爭議的定義?
作為現代宗教元素的“發展
第二章 一個西方神話變形記
變形的蘊涵後果
西方對于歷史解釋的基石
結論
第三章 全球化的濫觴
殖民化
國際聯盟與托管制
結論
第四章 發展概念的發明
杜魯門總統的“第四點計劃
一種新世界觀——“欠發達”
美國的霸權
一種新範式結構
“發展”的時代
第五章 學說和國際機構的建立
1955年4月18-24日的萬隆會議
新的國際“發展”機構
第六章 介乎歷史和預言之間的現代化
一種歷史哲學
是反共主義還是沒有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
異端的聲音
第七章 外圍與歷史研究
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
拉美的依附論派
新範式、舊假設
附錄
第八章 社會的獨立自主
——過去之作為未來的模式
“烏賈瑪”或日坦桑尼亞的經驗
自力更生的原則
結論
第九章 第三世界主義高奏凱歌
國際經濟新秩序
另闢蹊徑︰達格?哈馬舍爾德報告(1975年)
彗星之尾
“基本需要”的進路
結論
第十章 環境
——“發展”的新本質
回到古典經濟學與人類心靈的補充
“可持續發展”還是永恆的增長?
全球峰會
結論
第十一章 現實主義與善良感情的混合
南方委員會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人道的發展”
第十二章 作為“發展”幻影的全球化
誤解的功效
全球化——實現“發展”的最後希望?
作為信仰避風港的虛擬現實
第十三章 從消除貧困的斗爭到發展千年目標
問題何在?
何謂窮人?
全面出擊
千年目標︰成為碎片的“發展”
對“發展”的援助︰數字的操縱
結論
第十四章 超越“發展”
——從增長到經濟範式的轉變
增長的反對者與“發展的信徒”
經濟“科學”——一個過時的範式
結論
第十五章 結語
論斷
“後發展”
經濟範式的枯竭︰盲信還是求知?
譯名對照表
參考文獻

“發展”是當代基本問題之一，用一些論者的話來說，“發展”構成每個國家不可剝奪的權利和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學術界關于發展問題的著述多不勝數，新論迭出，觀點多樣，學派林立，從“新發展哲學”到“依附論”，從“自力更生”理論到“另一種發展”，各闢蹊徑，爭論不斷。同時，隨著國際形勢和時局的演變，作為全球模式的發展戰略和目標也不斷更新，全球或地區一次又一次峰會的決議和宣言，聯合國等國際機構主持和組織的一份又一份發展報告，從1951年的《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應采取的措施》到世紀之交的《千年發展宣言》，發明了諸多界定發展的形容詞，如“真正的發展”、“良性的發展”、“整體的發展”、“符合希望的發展”、“以自己的力量為中心的發展”、“滿足基本需要的發展”、“人道的發展”、“可持續的發展”等，蔚為大觀，反映出政治風向和社會一經濟思潮的微妙轉換。然而，不同學派和不同時期的論說雖然在界定發展概念的含義、發展的進路和模式、論證的重點等方面千差萬別，就主流觀點而言無不肯定發展的必要性，特別是對于欠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乃是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和繁榮的不二法門，並在強調發展不能等同于單純的經濟增長，必須涵蓋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科技、資源、環境、生態等多重關系的同時，堅持認為“必要的”經濟增長是發展的基礎和保證。至于作為工業化和無節制的消費主義“惡果”出現的資源、生態、能源、氣候等一系列當代危機，通過新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多種新能源的開發，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節能減排等一系列措施，是可以減緩、克服乃至避免的，從而保障了發展的可持續性。也就是說，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或者危機，只有通過發展本身才能解決。即使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持保留或批判態度的“南方委員會”，也在其報告中一方面強調“深刻意識到以往所采取的發展戰略的局限，並越來越堅信要走出當前的危機，就不能重復此類戰略的老路”，因此反對“模仿式發展”，並認為“發展是各個國家和民族借以對自身做出評估並自己決定應該達到的目標的過程”，“現代化不應當背離一個民族的文化”，所以“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之外，政府領導人還應該關注用什麼樣的手段進行生產和付出多大的社會和生態代價”；另一方面又堅稱必須通過“快速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來實現“發展的迫切需要”。

不言而喻，對于上述主流觀點持懷疑、保留和批判態度的也大有人在。特別是近年來，有人斷言這樣的“發展”已經終結，或者說“為它起草悼文的時候正在降臨”。在對于發展的批判論說中，吉爾貝‧李斯特的《發展的迷思——一個西方信仰的歷史》一書以其文筆之犀利和論說之系統引人矚目。作為設在日內瓦的發展研究學院的名譽教授和歐洲一第三世界中心的前負責人，李斯特強調必須從“發展”理念形成的源頭和演變過程本身，來揭示其實質。在他看來，借用自生物學的“發育”或“成長”一詞的發展，作為西方的一個信仰源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等哲人的歷史觀，經過中世紀和近代歷史進程中的種種“變形”，特別是進化論的點化，如同進步理念一樣形成為一種自然觀、社會觀和“天然”信念。就當代而言，1949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國情咨文，亦即當時的報紙所說的“第四點計劃”發明了“欠發達”一詞，導人了“發展”與“欠發達”之間的一種新穎關系，改變了發展概念的意義。“欠發達”概念的出現不僅表明在走向最終目標的進程中有可能發生變化的理念，而且特別強調激發這種變化的可能性。它不僅肯定事物正在“發展之中”，而且斷言我們有可能對事物加以發展。于是，發展有了及物的意義，而“欠發達”被視為一種“天然”存在，而造成不發達的原因——帝國主義的征服佔領、殖民統治、民族壓迫、資本的剝削和掠奪、不平等的社會分配制度等，則被一筆勾銷。李斯特著重指出，這種劃分世界的新二分法顯而易見是為美國的利益服務的，其基礎則是強國肩負所謂“傳播文明”的使命觀。將整個人類納入被設定為人人分享文明的條件的“發展”範式，促使“發展”成為一個“天然的”普世價值。惟其如此，發展研究及其理論——包括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和發展人類學等——一時成為國際顯學。以“發展”為標榜的廣泛運動植根于西方想象力的這樣一個信仰，即一切人的幸福生活可以借助技術進步與商品和服務的無限增長來得到保障，人人終將從中獲益。因此，“發展”不啻是普遍富裕的承諾，是“自然的”、積極的、必要的和無可爭議的。所有政治領導人、經濟角色、公共和私人組織，以及北方和南方的部分民眾或是自願或是被迫地皈依這一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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