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

自序
導論
第一章 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
一 引言
二 方法論的思考
三 問題意識
四 研究主題
五 結論
“自我”與“他者”的互動
第二章 中日文化交流史中“自我”與“他者”的互動——類型及其涵義
一 引言
二 類型一︰“政治自我”與“文化自我”的張力
三 類型二︰“文化自我”與“文化他者”的張力
四 類型三︰“政治自我”與“政治他者”的張力
五 類型四︰“文化他者”與“政治他者”的張力
六 結論
第三章 十八世紀東亞儒者的思想世界
一 引言
二 十八世紀東亞儒學的同調（一）︰通過反朱子學而反形上學
三 十八世紀東亞儒學的同調（二）︰在“存在”中探索“本質”
四 十八世紀東亞儒學的異趣︰中、日、韓儒者主體意識的比較
五 結論
第四章 論中國經典中“中國”概念的涵義及其在近世日本與現代台灣地區的轉化
一 引言
二 “中國”作為中國的“自我形象”︰“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的合一
三 近世日本世界觀中“中國”概念的重構
四 現代台灣地區世界觀中的“中國”︰“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合一與撕裂
五 結論
知識與權力的互動
第五章 論東亞儒者理解經典的途徑及其方法論問題
一 引言
二 作為體驗的東亞儒者解經途徑
三 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學的方法論問題
四 結論
第六章 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與政治權力之關系——以《論語》、《孟子》為例
一 引言
二 東亞儒家經典詮釋與權力的支配
三 東亞儒家經典的政治性解讀
四 結論
結論
第七章 結論
引用書目
外文人名索引
中文人名索引

這部書所探討的是在東亞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中，儒家經典及其價值理念與日本及朝鮮之地域性特質的互動、沖突或融合之問題，尤其聚焦于儒家經典的閱讀者之“自我”與“他者”之互動，以及經典中的知識與東亞各國權力結構之互動。本書原是我執行“國科會研究計劃”（NSC 95-2414-H002-028-MY3，2006年8月1日至2009年7月31日）之主要成果，經大幅改寫而成。我想先說明本書之問題意識及寫作構想。

本書之問題意識從東亞出發思考，實系以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人文研究之新動向為其宏觀之學術背景。

進入二十一世紀，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新動向正隱然形成之中。這股新動向主要是由于“全球化”潮流與亞洲的崛起這兩大力量的相激相蕩所造成。“全球化”是大家都耳熟能詳並身處其中的潮流，而亞洲的興起不僅是因為在亞洲歷史上出現如儒學、佛教、道家、神道等偉大的精神傳統與宗教信仰，出現源遠流長的漢字文化、中國傳統醫學等文化遺產，出現影響深遠的律令制等政治制度，更是因為最近十余年來亞洲地區的快速崛起，《東洋經濟周刊>曾統計︰自1996年至2005年的十年之間，亞洲各國之間的航空旅客增長率是109%，遠超過全球跨洲的平均增長率60%、亞洲與北美間的67%、亞洲與歐洲之間的59%，以及歐洲各國之間的36%。而且，全球各地人口超過千萬的十九個大城市中，有十一個在亞洲。亞洲的崛起應是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可以預期的新趨勢。在亞洲地區勇猛發展之際，東亞地區的人文學術研究迫切地需要新的取向與新的視野。

但是，回顧二十世紀東亞各國的人文研究趨勢，固然個別學者或研究機構有其精深扎實的學術成就，但是就其大趨勢而言，常常出現兩種明顯的傾向︰

第一，二十世紀東亞人文學界許多著作常以西方經驗作為研究時的參考架構，以東亞經驗印證西方學術理論。例如，二十世紀中國著名思想史學者侯外廬（1903—1987）宣稱他“主張把中國古代的散沙般的資料，和歷史學的古代發展法則，作一個正確的統一研究。從一般的意義上言，這是新歷史學的古代法則的中國化，從引申發展上言，這是氏族、財產、國家諸問題的中國版延長”。侯外廬的《中國古代社會史》確實是企圖以中國歷史經驗作為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理論的亞洲版本之注腳。

第二，二十世紀東亞各國學者人文研究的視野常以自己國家為中心，較少采取跨國或跨界之視野，因此，較少或難以提出具有普遍意義之命題。二十世紀中、日、韓各國的文史哲研究論著，呈現相當明顯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國族論述”。

以上這兩大問題常交互作用並互為因果，所以流弊所及，使東亞學術界的潛力難以發揮，正如張光直（1931—2001）在1994年所說︰“中國人每個人都有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本錢。研究的資料，則有一部二十四史，……為什麼在二十世紀的學術研究上，中國對人文社會科學作一般性貢獻的潛力完全不能發揮？”張光直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因應以上所說二十世紀東亞人文學術研究的問題，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新時代里，我認為東亞人文研究可以采取以下三種研究取向︰

第一，聚焦東亞經驗，從東亞出發思考。事實上，跨出國家疆域而以東亞作為研究之範圍，正是二十一世紀人文研究的新動向。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隨著亞洲（尤其是東亞）的興起，以及“全球化”趨勢的加速發展，東亞人文學界開始從二十世紀常見的“國家中心主義”的研究格局，逐漸轉而以東亞為研究的視野。舉例言之，日本東京大學原有的“中國哲學”講座，就更名為“東亞思想文化學”講座。日本各大學獲得日本文部科學省資助的卓越研究中心（Center of Excellence，簡稱COE）計劃，也大多以東亞為視野。南韓政府所推動的“二十一世紀韓國頭腦”（Brain Korea 21“Century）卓越計劃（簡稱BK21），在人文學科方面的計劃也是以東亞為研究範圍。台灣自2000年開始所推動的兩梯次卓越研究計劃，也都是以廣義的東亞文化範圍為研究領域，如“東亞儒學”、“東亞民主”、“華人心理學”等計劃，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所屬創始計劃如“東亞經典”、“東亞民主”、“東亞法治”、“全球化”研究計劃以及後來的“華人的人觀與我觀”與“生產力與效率︰從東亞走向全球化”等研究計劃（在2006—2010年執行），均在不同領域與程度上說明了二十一世紀人文社會學術研究的新取向。這種新的研究取向必然具有跨文化的、跨國界的、跨學科的、多語言的多重視野。這種學術社群必然是管弦嘔啞、眾聲喧嘩的，是“萬山不許一溪奔”的學術社群。必須特別強調的是︰我在此所謂“聚焦東亞經驗”，實系有感于我們愈深入東亞歷史與文化經驗，就愈能開發其全球性之意涵，而“從東亞出發思考”，正是建立具有普世”性的學術命題的重要起點。

第二，以經典或價值理念為研究之核心。二十世紀中國人文學術研究以實證主義為其方法論基礎，這種狀況固然與清代樸學的學術傳統有關，也與二十世紀初年歐陸實證主義思潮相激蕩。在實證主義風潮之下，二十世紀中國人文研究論著，關懷“事實”問題遠過于“價值”問題。

但是，問題是︰“事實”如果不是置于“價值”的脈絡中加以衡量，那麼，“事實”的意義多半難以彰顯。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人文研究，除了過去所注重的“事實”問題之外，更應加強有關“價值”問題的研究，尤其是承載價值理念的經典，更應成為人文研究的核心。

第三，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我雖然強調以“從東亞出發思考”作為新時代人文研究的策略，但我們也必須注意東亞各國歷史經驗與人文傳統中的“同”中之“異”。只有深入具體而特殊的而且具有地域特色的個別文化脈絡，我們才能開發並拓展壘球的視野，文化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1923—2006）所謂“具有全球意義的地域知識”，正是指此而言。

東亞各國固然都分享漢字文化、儒家價值理念、佛教信仰、傳統中國醫學等共同的文化質素，但是，中、日、韓、越各國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之差異，也不容我們忽視。例如，作為儒家價值承載者的儒家學者，宋代以後的中國是士大夫階級，與朝鮮時代（1392—1910）朝鮮社會的“兩班”階級不同，也與德川時代（1603—-1868）日本的儒者只是一般的知識分子，在各自的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都大不相同。

因此，如果我們能將東亞文化的共同質素，放在各國具體而特殊的文化脈絡中加以分析，就更能避免“去脈絡化”的弊病，而使研究對象的發展歷程更具有實體感，也更具有厚度。

隨著二十一世紀全球化時代中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解疆域化”，以及“區域經濟”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東協10 +1”、大中華經濟圈等經濟體的興起，人文研究勢必形成新的取向。二十一世紀人文研究策略，如果采取“從東亞出發思考”、“以經典或價值理念為研究之核心”，並“以文化為研究之脈絡”的研究策略，就可以開展許多新的研究的可能性。

在上述二十一世紀新學術視野之下，本書各章文字中所謂“東亞儒學”這個研究領域雖然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等地的儒學傳統，但是它並不是東亞各地所呈現的不同版本的懦學拼湊而成的“馬賽克”（mosaic）。“東亞儒學”的視野超越國家的疆界，它既是一個空間的概念，也是一個時間的概念。作為空間概念的“東亞儒學”，指儒學思想及其價值理念在東亞地區的發展及其內涵。作為時間概念的“東亞儒學”，在東亞各國儒者的思想互動之中因時而變、與時俱進，而不是一個抽離于各國儒學傳統之上的一套僵硬不變的意識形態。

本書將東亞儒學經典及其價值理念，置于中、日、韓各地的文化脈絡中加以考察，分析源起于中國的儒家經典及其核心價值與各地地域特質的互動。

本書既以東亞為視野，主張“從東亞出發思考”，因此，首先必須就“東亞文化交流史”這個新學術領域有所探索，本書第一章《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就分析“東亞文化交流史”領域中之問題意識及其研究主題，作為本書之《導論》。

本書第二部分《“自我”與“他者”的互動》包括第二、第三、第四共三章，探討在東亞周邊地區如日、韓等地的儒者，解釋中國儒家經典時，常常體驗中國儒家經典中的“普世價值”與“地域特性”之間的張力關系，與“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之間的張力關系。本書第三章比較十八世紀中、日、韓儒學思潮的同調與異趣，第四章以中國經典中常見的特殊詞稱“中國”這個概念為中心，分析“中國”概念在近世日本與現代中國台灣的轉化。

接著，本書第三部分《知識與權力的互動》包括兩章，第五章研究東亞儒者解經之途徑及其問題，指出在東亞儒學解經傳統之中，“體知”是一種手段，而“體現”才是讀經之目的；東亞儒學讀經的根本目的並不是在于對經典進行知識論意義的“理解”，而是將經典中的價值理念含納到自己的身心，使自己的生命受到經典的價值理念的浸潤與轉化。所以，東亞解經傳統中的“體知”這個課題，是東亞儒家詮釋學中極其重要的研究課題，與當代文化人類學與戲劇學中的“embodiment”這個課題，可以互相發明，開發東亞研究的新視野。

本書第六章特別注意到經典解釋與政治權力之間的復雜關系︰兩者之聞一方面既不可分割，另一方面又互為緊張；兩者在相互競爭中既互相滲透．又互相轉化。展現具有東亞文化特色的經典解釋學。

總而言之，隨著二十一世紀世界格局的轉變，將儒家傳統置于東亞文化交流的脈絡中加以考察並衡斷其價值，是新時代人文研究的一個新方向，值得努力以赴。本書是我自己在這個新領域探索的初步成果，謹以虔敬之心，獻給有心于“東亞儒學”研究的同行學者，並期待讀者諸君子的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