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

1988年作者應台灣大學哲學系和歷史系的邀請，以「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為題，開設了13次的公開課，從多層次、多面向、多維度和多因素的視野來考察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和現代精神的儒學詮釋。作者的核心關切是儒家倫理與東亞現代性之間的關系，以回應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興起的著名命題。作者認為，儒家倫理與東亞現代性之間有選擇的親和性，並沒有反證韋伯的命題，但卻迫使韋伯命題只通用於現代西方。也就是說，西方的現代化雖在歷史上引發了東亞的現代化，但沒有在結構上規定東亞現代性的內容。因此，東亞現代性是西化和包括儒家在內的東亞傳統互動的結果。

作者對儒家傳統和現代精神的理解烙下了80年代的深深印痕，如從韋伯—帕森斯—哈貝馬斯一脈相承所構想的理性化過程作為現代化的本質特色，而對以福柯、德里達、拉康等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對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進行的反思則涉及較少。而作者對東亞現代性中的儒家因素則從幾個層面來把握：知識分子自我認同的精神資源，企業倫理，民間社會的「心靈積習」，生命形態的價值取向，認為發掘儒家傳統的人文資源，不僅有助於中國現代精神的發展，也可以用來構建全球倫理這個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