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史

胡煥庸線(璦琿一騰沖)是胡煥庸發現的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即自黑龍江璦琿至雲南騰沖畫一條直線(約為45°)，線東南牛壁36％的土地供養了全國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僅供養4％的人口，揭示了中國人口分布的規律。后來發現它同時還負載、分割了許多神奇的自然與社會的元素，並與氣象上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中國生態環境界線、地貌區域分割線、文化文明轉換的分割線以及民族界線等存在相當程度的重合。

該線以西、以北，大部分人群或游牧或狩獵，生產上不利於單戶生存，形成了部落內聚力強、組織性強、團體觀念重等習性，多是粗獷、豪邁、遼遠的風情。該線以東、以南，適於人類的生產和生活，農耕文明成為主流，文化發達，技術高超，創造性強，具小巧玲瓏、秀美細膩和略顯局促的景象。這里有兩個中樞區域，一在北京、一在南京，而以桐柏山、大別山、淮河之線為界，淮河是是天侯、地形及人民生活習慣的變換線。中原、江南和嶺南是古今人文繁榮的主要區域，對我國社會、歷史與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華夏文化在兩個方向的發展沒有限制，甚至諸如朝鮮、越南和日本也全都采納了中國式的國家機構與對外關系、表意文字、飲食、服飾與歷法模式。

基本的社會形態建立於基本的生態環境之中，這里最重要的是華夏的農田和蒙古的草原。一般而言，游牧民族在經濟上依賴於農業民族。草原社會事實上是中國歷史的副產品，整個游牧制度建立在粗放經濟及人口分散的原則上．，整個人口、財產的機動性與獨立性的結合，加上游牧騎兵的機動性，使草原社會在戰爭中極其堅強。西晉時，馬鐙的發明更加劇了游牧民族騎兵本來就有的天然優勢。華夏的經濟及社會不是為戰爭而組織的，相反，它們在戰爭中極為脆弱。當中原有強大的政治體系時，決定大陸秩序的．還是華夏的勢力，游牧民族至多只能沿長城一線及青藏高原東部移動。當草原和華夏兩大制度先后崩潰，大陸就分解為多個區域單元，其間的爭斗、分化、組合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內容，而多種經濟形態的東北地區充分體現出優越性，拓跋鮮卑由森林部落轉化為游牧民族，進而融合人華夏之長，主導了再統一的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