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選注

《資治通鑒》是我國宋代史學家司馬光主持編寫的。

全書共二百九十四卷，內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韓、趙、魏三家分晉，下迄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趙匡胤（宋太祖）禪代之前，涵蓋歷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是我國古代最大的一部編年體通史。

學國學之所以要選讀《資治通鑒》，我想首先是因為國學是有關本國固有文化的學術，而中國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史學發達堪稱我國傳統文化一大特色，故而人們談到我們的文化傳統，往往慨嘆：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更何況二十四史之外，我國史學還有《資治通鑒》這樣的宏制巨著。前賢陳寅恪先生在他的名作《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自序里曾說：「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書，尤為空前傑作。」所以，直到20 世紀80 年代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博士候選人資格考試（現在所謂的博士課程中期考試只考一門課程——《資治通鑒》，試題都據該書內容擬出。

如上所說，我們國家的傳統史學主要是政治史。

當年《資治通鑒》尚在編修過程當中，宋神宗就為之制序說：「《詩》雲：『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鑒》。」，可見編撰意旨就在「以古為鏡（鑒），可以知興替」。

（《舊唐書·魏徵傳》錄唐太宗語）《資治通鑒》敘事自東周末年形成戰國開始，歷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把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依時代先后列為十七個朝代紀，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還用追敘和終言的手法，把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因而使讀者對國家興衰隆替、治亂安危、成敗得失能夠一目了然。這些對於統治者當然是值得汲取的經驗教訓。對於其他有志創業和從事經營管理的人來說，這些經驗在其事業的開創、困境的突破、成就的維持和局面的拓展等方面也都可以提供參考。

其實，歷史的演進變化、盛衰成敗對於人民大眾來說也是重要的人文文化知識。《易經》彖辭中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這里與天相提並論的「人」就可以理解為民，與天意相應的就是民心。史料記載武王伐紂時，出現過多種不利天象，可是周武王卻戰勝了商紂王，為什麼呢？這其實是要表明「人間正道是滄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是我們傳統文化的重要價值觀。湯武革命之所以成功，主要並不是起事造反的商湯和周武王自身有多麼高明，而是據有政權的夏桀和紂王暴政虐民，失去了民眾支持，失去了民心。當然，讀史的意義還不止此。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哲人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說過一句「知識就是力量」的名言，這句話在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在社會上被民眾廣為熟知。就這同一個培根，他還說過另一句同樣富有哲理的名言：「讀史使人明智。」把這兩句話放到一起，我們不難看出，在哲人培根看來，歷史知識具有使人明智的力量！為什麼呢？我以為至少可以有這些理由：

第一，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這些可為今日人們的社會活動提供有益借鑒，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前車之覆，后車之鑒」。個人生活畢竟有限，不可能事事親歷，學習歷史，善於借鑒，就有可能會高明一些。

第二，歷史記載的都是故事，事情的發生與讀者所處並非同一時代，經常都是已經過去很久，幾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事。這就使讀者有可能擺脫當時人的個人利益和情感糾纏來審視具體事件和人物的成敗得失、是非對錯，從而得出發人深省的明智見解。譬如隋煬帝修大運河，便利交通交流，有益國家統一，然而工程浩大，民怨沸騰，致隋速亡。但過了二百年，唐人李吉甫修《元和郡縣圖志》稱運河「隋氏作之雖勞，后世實受其利」，可謂明智。

第三，歷史可以為人們提供長時段的社會觀察工具。社會的演進往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才能發生變化，如人們常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以及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晉時期撰寫《徙戎論》的憂國之士，他們能夠預感到即將發生的「五胡亂華」，卻未必能預見到南北朝以后的隋唐大一統。人們要想在潮流漩渦、時代變遷中保持清醒明智，唯有讀史，尤其是讀《資治通鑒》這樣超越朝代更替、貫穿千年興衰的通史。由此可見，必要的歷史知識是現代追求高尚人格的人們應有的人文素養。然而，如宋元之際胡三省為《資治通鑒》作注時所感嘆：「溫公作《通鑒》，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通鑒》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因此，從中選編一部分內容附以白話譯注，為今天的人們學習國學提供一個入門讀本還是有必要的。

王小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英國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終生成員（Life Member）、國家社科基金通訊評審專家、國家留學基金評審專家、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評審專家、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評審專家、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編委、唐研究基金會（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學術委員會委員、《唐研究》編委、《東方歷史學術文庫》出版評審委員、《東方文化集成中亞文化編》編委、《新疆通史》編委、北京大學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