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刻禮記注疏

是中國古文獻的基礎典籍，《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左傳》等五經注疏是其核心組成部分。在五經注疏的各種版本中，清阮元刻本體例較為完備，影響亦較為深遠（至今仍為學界通行本）。

《十三經注疏》在中國古文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從未出版過單面影印、適合閱讀的本子，本書的刊行能較好地彌補這一缺憾，能有效地促進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與研習。

阮刻《十三經注疏》的問世，結束了從明末到清中期風行海內200年的明北監本和汲古閣本《注疏》雙峰並列的局面，從而開啟了阮刻《注疏》單峰獨行的新天地。

嘉慶初年，阮元巡撫浙江，建詁經精舍，收集了當時以他的能力和條件能夠找到的諸多經籍文本、校本。鳩合了段玉裁、李銳、徐養原、顧廣圻、臧庸、洪震 、嚴傑、孫同元等學者對《十三經注疏》進行校勘，並在嘉慶十三年刊刻出版了《十三經注疏校勘記》二百十七卷附《釋文校勘記》二十六卷。阮元對《十三經注疏》進行校勘的主要目的就是為重刊新的《十三經注疏》做准備，因為一些意外的事情，這件事一直拖延到嘉慶二十年段玉裁去世阮元才在江西巡撫任上開始刊刻，通過十九個月的努力，這部一百八十冊的新《注疏》文本終於問世，不過這時阮元也早就調任河南了。江西府學刊刻的這套《十三經注疏》每卷之後即附有阮元主持編撰的《校勘記》，由盧宣旬對原本《校勘記》進行摘錄後附在《注疏》後面，並且改動和增加了部分《校勘記》，所以和單行本頗有出入。

阮刻《注疏》刊行以後，因為他是經過整理的文本，且附有《校勘記》，所以一開始便受到關注和歡迎，以致道光、同治以來遞有翻刻，這些翻刻本改正了初刻本的一些錯誤，但也有些改錯了。初刻本在葉德輝的時代就已經難得一見了，他也因能購買到阮刻的初印本而感到興奮。

嘉慶以降的學者們無不受到阮刻《注疏》的影響，這些學者的著述引文也多以阮刻《注疏》為本，今天我們研究清代中期以來的學術特別是經學研究著作，阮刻作為支持這種研究的文獻基礎是不可或缺的，無論他的優點或者他的缺點都是。學者們校勘經籍也都用阮刻作為參照，即使宋元舊本逐漸普及的今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阮刻的諸多問題，但阮刻的的社會性這一優點卻是宋元珍本所無法替代的，從她問世到今天這近200年的時間里已經融入到讀書人的生活當中，不可分割，阮刻是最接「地氣」的《十三經注疏》文本，因為積累，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所負載的不光是傳播《十三經注疏》本身而已了。她總是在特定的范圍內發揮著顯赫的作用，作為現實傳播經學的載體——版本，是《十三經注疏》的版本流傳中的重要一環。

「四部要籍選刊」是以影印清代精校精刻典籍初印本為主題的新編叢書，內容涵蓋經、史、子、集四部。所選底本皆符合學術性善本的標准，采用掃描原書、單面影印的出版形式，宜讀、可信、受眾廣而專業性強。

清代朴學大興，關於古代經典著作的校勘整理出版工作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但由於年代較晚，清刻本存世數量眾多，所以在以往的影印工作中未能得到足夠的重視。事實上，清人精刻的古籍，無論是其文本質量還是學術史地位，都足以與宋元善本媲美，本套叢書皆選用清代精校精刻本為底本，掃描原書，單面影印，與同類出版物相比，本套叢書便於閱讀、內容可靠、覆蓋面廣、定價較低，能夠較好地滿足讀者閱讀、研究、欣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