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慮20世紀：托尼·朱特思想自傳

跋
托尼·朱特
當蒂姆·斯奈德在2008年12月第一次找到我，提出一系列對話題目時，我還抱有些疑慮。在這3個月之前，我被確診患上了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ALS），我對自己未來的計划殊無把握。我本打算開始寫一本新書：一部關於20世紀社會思想的智識史和文化史，這本書我已經考慮多年了。但該研究所牽涉到的—更不用說寫作這一行為本身—已不再是我能夠駕馭的了。這本書本身我已經打好了腹稿，而且很大一部分都已做了筆記，但我是否能完成則尚未可知。
此外，這樣一種持續性交流的概念也不是我所熟悉的。和大多數公共作家一樣，我接受過媒體的采訪—但幾乎都是關於我已出版的某本書，或者是某個公共議題。斯奈德教授的提議則很不一樣。他所建議的是一個漫長的系列訪談，它們會被錄音並最終整理成文，這些訪談將涵蓋多年來主導我的研究的多個主題—包括我構想中的那本書的主旨。
我們就這一想法進行了一番熱烈的討論—我被說服了。首先，我的神經系統疾病是好不了了，如果我想繼續作為一名歷史學家進行工作，我需要學會「談論」自己的想法：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對頭腦沒什麽影響，而且基本上沒有什麽痛感，所以人還是可以自由思考的。不過四肢癱瘓了：寫作最多也成了一項二手活動，即口授。這極有效率，但確實需要一些適應。作為過渡，錄音訪談似乎是一個相當實用甚至是很有想象力的辦法。
但我之所以同意這項計划還有另外的原因。采訪和對話並非一碼事。即便是記者最愚蠢的問題，你也能夠闡發出一些有見地的東西；但你沒法跟一個對所談內容一無所知，或不熟悉你試圖表達的想法的人進行一場值得記錄的對話。
不過我早就知道，斯奈德教授跟一般人不一樣。我們不屬於同一代人—我們初次見面時，他還是布朗大學的一名本科生，我當時正在那里做一個講座。我們也來自很不一樣的地方：我出生在英國，中年才來到這個國家（美國）；蒂姆則來自俄亥俄的腹地。但我們有著非常多的共同興趣和關切。
蒂姆·斯奈德是我1989年之後一直期待的那類人的典范：研究東歐的一代美國學人。從「二戰」結束到蘇聯解體的40多年來，英語世界的東歐與蘇聯研究基本上是從該地區來的難民的分內之事。這本身倒不是一流學術研究的障礙：因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緣故，我們時代的一些最優秀的頭腦成為了德國、俄國（蘇聯）和其間各國的被驅逐者和流亡者。他們不僅改變了對其母國的研究，也改變了經濟學、政治哲學和其他諸多學科。任何研究過從維也納到烏拉爾、從塔林到貝爾格萊德這片廣袤歐洲地區的歷史或政治的學者，幾乎都無一例外地有幸在這些人手下工作過。
但他們是一筆漸漸流失的財富：他們大多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便都退休了，而且似乎不可替代。美國（歐洲略好些）語言教學的缺乏，前往東歐國家的困難重重，在那里進行嚴肅研究的不可能性，以及或許最重要的，西方大學對這些地方的缺乏重視（導致職位很少），都挫傷了本土出生的歷史學家的興趣。
雖然蒂姆在東歐無親無故，與之也無情感聯系，但他還是到牛津攻讀波蘭史的博士學位—受蒂莫西·加頓·阿什和耶日·耶德利基（Jerzy Jedlicki）的指導，並求教於萊謝克·柯拉科夫斯基。幾年下來，他在中東歐語言的學習上表現出了非凡的天分，而且他對這些國家和該地區歷史的熟悉在他那一代無人能出其右。他出版了一系列獨到的著作，最近的一本是《血色大地：希特勒與斯大林之間的歐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今年剛問世。而且，由於其處女作《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現代中歐：卡齊米日·凱勒斯-克勞茨傳》［Nationalism， Marxism， and Modern Central Europe： A Biography of Kazimierz Kelles-Krauz (1872—1905) （1998）］，他不僅熟稔該地區的社會和政治史，而且對中歐政治思想史也不陌生：這對大多數歐洲讀者來說，都仍然是一個過於宏大也過於晦澀的題目。
如果我想要「談論」20世紀，顯然需要一個人，他不僅有能力就我自身的專業領域進行提問，還能夠將相應的我自己只是間接了解的一些領域的知識帶進對話中來。我對中東歐做過頗為詳盡的論述，但除了捷克語（和德語），我不敢稱自己對該地區的語言有任何了解；我也沒在那里做過第一手研究，盡管往來頻繁。我自己的學術研究最初限於法國，後來才擴展至西歐大部和政治觀念史。斯奈德教授與我因此是理想的互補。
我們共有的不僅是對歷史的興趣，還有對政治的關切。盡管存在著代際上的差異，但我們都懷著類似的不安經歷了後1989的「蝗蟲年代」（locust years）：最初是樂觀主義和對「天鵝絨革命」的希望，然後是克林頓時代令人沮喪的自命不凡，最後是布什—布萊爾時期的災難性政策和做法。在對外政策和國內政策上，自柏林牆倒塌以來的這幾十年在我們看來是被揮霍掉的：在2009年，盡管貝拉克·奧巴馬的當選激起了一些樂觀情緒，但我們對未來都憂心忡忡。
20世紀的教訓、記憶和成就是什麽？哪些東西留存下來了，又有哪些需要挽回？圍繞著這一問題的是，當代人和研究者們都認為20世紀如今已成過往：這是一份最好忘卻的關於獨裁、暴力、專制與壓迫的污穢記錄。人們稱21世紀會更好一些—即便只是因為它將建基於某種最小國家（minimal state），一個所有人都享受到全球化好處的「扁平的世界」和不受限制的市場自由的話。
隨著我們對話的展開，出現了兩個主題。其一是更狹義的「專業性」主題：一份有關兩位歷史學家討論新近的歷史，並試圖在回顧中對其加以理解的記錄。但另一系列的關切層出不窮：將20世紀置諸身後，我們失去了什麽？這些新近的過往中有哪些是最好被拋到腦後的，又有哪些是我們期望挽回並用於建設一個更好未來的？這些都是更為介入性的論辯，在這里，當代關切和個人喜好都必然會闖入學術上的分析。在這個意義上，它們的專業性更弱，但同樣重要。其結果是一系列頗為熱烈的交流：這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了。
本書「談論」的是20世紀。但為什麽是一個世紀？簡單地將這一概念斥為老生常談，並根據其他因素—經濟創新、政治變革或文化變遷—來重訂我們的紀年表，這是很有誘惑力的。但這有一點點不誠實。正因為它是一項人類的發明，所以按十年或百年來編排時間在人類事務中至關重要。人們很看重轉折點，結果這些轉折點便贏得了某種重要性。
有時候，這純屬機緣巧合：17世紀的英國人清楚地意識到了從16世紀到17世紀的轉變，因為它恰好是伊麗莎白女王駕崩、詹姆士一世登基之時—在英國政治中，這是一個真正意義重大的時刻。1900年也大抵如是。尤其對英國人來說是如此—1900年後不久便是維多利亞女王的駕崩，後者在位64年，並以其名字定義了一個時代—不過對法國人來說也同樣如此，他們敏銳地覺察到了文化的變遷，這些變遷本身共同形成了一個時代：世紀末（the fin-de-si cle）。
但即便沒什麽特別的事情發生，事後看來，這些世俗的里程碑也幾乎總是形成了一個參照點。當我們提到19世紀時，我們清楚自己所談論的是什麽，這正是因為這一時代呈現出一些獨有的氣質—並遠在其結束之前便已如此。沒有人認為，世界在「1800年左右」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但到了19世紀60年代，當時的人便十分清楚，是什麽讓他們的時代區別於他們18世紀先輩的時代—而這些區別對人們理解他們的時代來說變得至關重要。我們必須加以認真對待。
那麽，20世紀究竟是什麽樣子？我們能夠對之說些什麽—或如據傳的周恩來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妙評，現在還為時過早？我們不能遲遲不做回應，因為20世紀被貼標簽、闡釋、援引和抨擊要多於任何一個世紀。新近關於它的最知名論述—著者為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將「短暫的20世紀」（從1917年的俄國革命到1989年的蘇聯解體）形容為一個「極端的年代」。這一關於20世紀諸多事件的頗為陰郁—或至少發人深省—的解釋回盪在許多年輕歷史學家的作品當中：馬克·馬佐爾可以說是一個代表性例子，他將其關於歐洲20世紀的論著取名為「黑暗大陸」。
對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記載所做的這樣一種可信概括，其問題恰恰在於，它們太執拗於人們在當時對這些事件的經歷。這個時代始於一場災難性的世界大戰，並終於這一時代大多數信仰體系的瓦解：事後看來，我們很難期望有何救治的良方。從亞美尼亞大屠殺到波斯尼亞大屠殺，從斯大林的崛起到希特勒的覆滅，從西方前線到朝鮮前線，20世紀是一個不間斷的關於人類不幸和集體苦難的故事，我們從中吃了一塹長了一智。
但如果我們不以一段恐怖敘事作為開始，那會如何？事後看來，且僅僅事後看來，20世紀見證了人類一般境況的顯著改善。醫學發現、政治變革和制度創新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世上的大多數人都比1900年的任何人的預期壽命更長，也更健康。他們也更為—從我剛寫的那部分內容來看，這可能顯得有些怪異—安全，至少大多數時候如此。
這或許可被視為這一時代的某種矛盾性：在許多業已成立的國家里，生活得到了顯著改善。但由於國家間沖突的空前高漲，與戰爭和占領相關的風險也急劇增強。因此從一個視角來看，20世紀只不過延續了19世紀所引以為豪的進步與發展。而從另一個視角看來，這是向17世紀—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1660年）讓國際體系穩定了長達兩個半世紀之前—國際無政府主義和暴力的令人沮喪的回歸。
事件呈現在當時人面前時的意義，與我們今天看待它們的方式似乎有極大的不同。這可能聽起來很明顯，但實際則不然。俄國革命和之後共產主義向東西兩個方向的擴張，鑄就了一種強有力的必然性敘事；在這一敘事里，資本主義注定要失敗—不管是在不久的將來，還是某個未經明確指明的時刻。即便是那些對這一前景感到絕望的人，在他們看來，這似乎也絕非沒有可能，並且其影響塑造了這個時代。
這是我們很容易便能理解的—1989年尚未遙遠到我們已然忘記，共產主義的前景對那麽多人來說曾是如此可信（至少在他們經歷過之前是如此）。我們已經完全忘卻的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些年里，最有望替代共產主義的並非自由資本主義的西方，而是法西斯主義—特別是意大利形式的法西斯主義，它強調了威權統治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同時公開拋棄（直至1938年）了納粹版本的種族主義。到「二戰」爆發時，認為選擇法西斯主義還是選擇共產主義是最重要的問題—自法西斯主義成為強有力的競爭者之後—的人，比我們今天所願意承認的數量要多得多。
由於這兩種形式的極權主義如今都已經（在制度上，如果不是在智識上的話）煙消雲散了，我們很難回想起某個時刻；在那時，跟為它們所共同鄙視的憲政民主比起來，它們更有望獲得成功。而這樣的文字則無跡可尋，即憲政民主會贏得人心，更不用說贏得戰爭了。總之，雖然我們可以正確地認為，20世紀被暴力的威脅和意識形態上的極端主義給主宰了，但除非我們明白這些極端主義吸引了比我們所樂意承認的多得多的人，否則我們便無法理解20世紀。自由主義最終取得勝利—盡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在各個不同制度基礎上的重建—是真正意料之外的時代發展之一。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證明了它驚人的適應能力：其何以如此，正是本書的主旨之一。
對非歷史學家來說，親身經歷過人們所敘述的這些事件似乎是有好處的。時間的流逝造成了許多障礙：物證可能不足，我們主人公的世界觀對我們來說可能很陌生，而習以為常的范疇（「中世紀」「黑暗時代」「啟蒙」）給人們的誤導可能比解釋更多。距離也會成為一種障礙：對語言和文化缺乏了解，即便最勤奮者，也會被引入歧途。孟德斯鳩筆下的波斯人或許對一種文化的理解比當地人更為深入，但他們也並非永不犯錯。
然而，熟悉也有自己的困境。歷史學家可能會讓傳記性的洞見影響其冷靜的分析。我們被教導說，學者應與其作品保持距離，而且大體上這是審慎的建議—看看當歷史學家變得比歷史更為重要（至少在他自己眼里如此）時會有何後果。但我們都是歷史的產物，都帶著我們自身一生中的偏見和記憶，而且有時候這些偏見和記憶會派上一些用場。
以我自己為例，我出生在1948年，是我近年來一直撰寫的這段歷史名副其實的同代人。我至少親身觀察到了過去半個世紀里的一些最有趣的事件。這不能確保擁有一個客觀的視角，甚或更為可靠的信息，但它有助於提供某種鮮活感。在場需要一定程度的介入，這是不帶感情的學者所缺少的：我認為這就是人們在形容我的作品「自以為是」（opinionated）時所指的意思。
這又有何妨？一個沒有自己觀點的歷史學家（或事實上任何人）不會太有趣，而且如果一位作者在論述自身時代的著作中對人和主導性觀念沒有主觀的看法，這也著實怪異。一本自以為是的著作與一本為作者偏見所扭曲的著作之間的區別在我看來是：前者承認其看法的根源和性質，且並不佯稱絕對的客觀。就我自己來說，無論在《戰後歐洲史》還是在更晚近的回憶性文章中，我都小心翼翼地將自己的視角立基於我所出生的時代和環境：我的教育、家庭、階級和世代。這些都不應被理解為一種解釋，更不是對與眾不同的闡釋的一種辯護；它們只是給讀者提供一種對它們進行評判和情境化的手段。
當然，沒有人完全是自己時代的產物。我自己的生涯便時而緊跟思想和學術的動態，時而與之偏離。由於成長於一個馬克思主義家庭，我很大程度上對我同時代左翼人士的狂熱無動於衷。在以色列所待的近兩年時間—投身於猶太復國主義—讓我只是間接受到了60年代的一些狂放熱情的影響。我很感謝蒂姆揭示了這些變化：它們於我而言頗為朦朧，而且我承認事實上在此之前自己也很少加以留意。
在劍橋—在觀念史和英國史學史領域，這里是新學術的溫床，但在當代歐洲史領域，它基本上已奄奄一息—對法國史的研究，讓我學會了摸索自己的研究路向。其結果是，我從未像那些跟劍橋的約翰·普拉姆（John Plumb）爵士或牛津的理查德·科布共過事的同齡人那樣，成為某個「學派」的一部分。因此我自動地成為了我天然感到親和的那一類人：對專業化的學院史學界來說，我差不多是個局外人。
這有一些弊端，正如從外部加入一群社會—學院精英也有一些不利之處。其一是始終對「局內人」抱有一些懷疑，包括他們的文獻、方法和傳承的做法。這被證明在美國更為不利，在那里，專業上的因循守舊比在英國更受尊崇。在伯克利和其他地方，我常常被人追問，對我年輕的同行們為之傾倒的某某著作有何看法，而我只能坦誠自己從未聽過：我從未借助「該領域的文獻」來開展研究。相反，這些同行們會驚訝地發現我正在讀政治哲學，而我正式的「職位」卻是社會史。在我還年輕的時候，這讓我很沒安全感，而到了中年，它卻成了一種驕傲。
回顧過去，我很高興自己堅守歷史的領地，而拒絕了從小到大各位老師們勸我成為一名文學或政治學的研究者的誘惑。與歷史有關的一些東西—強調通過時間來解釋變化，以及主題的開放性—在我13歲時吸引了我，且迄今依然。當我最終找到時間來寫一部關於我自己時代的敘事史時，我十分確信這是理解它們的唯一方式，今天依然如此確信。
一位在劍橋給我授過課的老教師曾因為我迷戀自然界和地質的構造（我當時正在研究普羅旺斯的社會主義，並對風景和氣候的重要性很感興趣）而對我橫加訓斥。「地理，」他告訴我說，「是跟地圖（maps）有關。而歷史是跟伙計們（chaps）有關。」這句話我從未忘記，既因為它不言而喻是正確的—我們塑造了我們自身的歷史—也因為它如此明顯是錯誤的：我們不能將塑造這段歷史所置身的背景視為既定的，它需要全面和深情的描述，在這里面，地圖可能扮演核心的角色。
事實上，地圖與伙計的區別，雖然不言而喻是真實的，但也是誤導性的。我們都是地圖的產物，無論是真實的還是隱喻性的。我童年時的地理—我去過的地方，見過的事物—對我個人的塑造不遜於我的父母或老師。我青年和少年時的「地圖」同樣十分重要。其獨特的既猶太又英倫的特質，20世紀50年代的倫敦南部—仍彌漫著愛德華時代的習俗（mores）與社會關系的氣息，在那里，地域是如此重要（我來自普特尼，而非毗鄰的富勒姆）：若沒有這些坐標，後續的事情便難以解釋了。60年代的劍橋，及其貴族義務（noblesse oblige）與精英向上流動的混合；70年代的學術界，衰敗中的馬克思主義與個人化的狂熱之間不穩定的結合：這一切都是我的著作和後來學術軌跡的背景，任何有興趣了解這些的人很可能發現，那幅地圖是個可用的指引。
我若是沒有寫過十幾本著作和數百篇特立獨行的文章，可能還會擔心，這些對話和反思不過是無足輕重的唯我論。我還沒寫過自傳，盡管最近幾個月里我發表了回憶錄的一些梗概，而且我仍然十分確信，對歷史學家來說，恰當的默認模式便是修辭上的隱身。不過在得到鼓勵而透露了我個人的些許過往之後，我承認這對理解我個人在關於其他過往的研究上的貢獻很有幫助。希望其他人也有同感。
2010年7月5日，紐約

序
蒂莫西·斯奈德
這是一本歷史、傳記和道德論著。
這是一部有關歐美現代政治理念的歷史。其主題是權力和正義，一如19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知識分子所理解的那樣。它也是歷史學家和評論家托尼·朱特的精神傳記，他20世紀中期出生於倫敦，彼時「二戰」和大屠殺的動盪剛剛過去，而共產黨則正在東歐奪取權力。最後，這是一份關於政治理念之局限（和更新能力）與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之道德失敗（和道德義務）的沉思。
在我心目中，托尼·朱特是有能力對觀念的政治進行如此廣泛探討的不二人選。截至2008年，托尼著有多部熱烈而富有論爭性的法國史研究著作，並發表了多篇論述知識分子及其介入的評論文章，他還是一部取名為「戰後歐洲史」（Postwar）的宏偉的1945年後歐洲史的作者。他運用其教化和史學的天分，來探索介於簡短評論與長篇學術研究之間的獨特表達方式，並使這兩種形式都完美至臻。不過本書的產生，某種程度上緣於那年11月我明白托尼將再也無法寫作了—至少在傳統意義上如此。在我意識到他再也無法運用雙手之後，我提議我們共同來寫一本書。托尼患了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ALS），這是一種退化性神經疾病，它一步步讓人癱瘓，並終將（且通常迅速地）致人死亡。
本書采用的是我與托尼之間長時對話的形式。2009年的冬、春和夏三季，每個周四，我都搭乘8點50分從紐黑文到紐約中央車站的那班火車，然後換乘地鐵到托尼所在的街區。他和妻子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及兩個兒子丹尼爾（Daniel）、尼克（Nick）一起住在那里。我們的會面安排在上午11點，通常我會在咖啡館里花個10分鍾左右來整理有關當天話題的思路，並做一些筆記。我在咖啡館里用熱水洗一遍手，然後到托尼的公寓里再洗一遍：托尼的病況使他飽受冰冷之苦，我希望能握一握他的手。
我們的對話始於2009年1月，當時托尼還能行走。他雖然無法轉開公寓門上的把手，但還能站在門內歡迎我。很快，他便在客廳的一把扶手椅上歡迎我了。到了春天，他的鼻子和大部分頭部都被呼吸設備罩住了，他的肺已經不能工作了。夏天我們在他書房里碰面，被群書包圍，托尼在一架高大的電動輪椅上俯視著我。我有時會操縱它，這當然是因為托尼操縱不了。托尼此時除了頭部、眼楮和聲帶以外，已幾乎完全動不了了。但對本書的目的來說，這已足夠。
親眼目睹這一毀滅性疾病的進程，著實讓人難過，尤其在病情急轉直下的時候。2009年4月，看到托尼的腿和肺短短幾個星期內就相繼失去功能之後，我確信（據我的印象，他的醫生亦如此認為）他已活不過幾個星期了。我始終很感激珍妮（詹妮弗的昵稱）和兩個孩子在那樣的時候還能將托尼分給我。不過對話也是精神支撐的重要來源，它帶給我們專注的愉悅、交流的和諧及工作順利進展的滿足感。致力於手頭的話題，跟上托尼的想法，是一項很有趣也很快樂的工作。
我是一名東歐史學家，在東歐，口述作品有其深厚的傳統。這一類型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apek）與托馬什·馬薩里克（Tom · Masaryk）的系列訪談，後者是兩次大戰之間捷克斯洛伐克的哲人總統（philosopher-president）。該書恰好也是托尼從頭到尾讀過的第一本捷克語作品。也許最好的口述作品是《我的世紀》（My Century），一部關於波蘭猶太詩人亞歷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的宏偉傳記，由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在加州根據錄音記錄整理而成。我第一次讀這本書是在一趟從華沙到布拉格的火車上，當時我剛開始歷史學的博士研究。當我向托尼提議寫出一本口述作品時，並未想到這幾個實例，我也不自視為恰佩克或米沃什。作為一名讀過眾多此類作品的東歐研究者，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一些經久不衰的東西出自對話。
我向托尼所提的問題有三個來源。我最初或者說大體的計划是從頭至尾討論托尼的作品，從其關於法國左派的歷史著作再到《戰後歐洲史》，探尋有關政治知識分子的角色和歷史學家的職業技藝的一般性論爭。我感興趣的是諸如托尼作品中對猶太問題的回避、法國歷史的普遍特征以及馬克思主義的力量和局限性這樣的話題，它們事實上在本書中都居於重要位置。直覺告訴我，東歐拓寬了托尼道德和精神的視野，但我不知道這一直覺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我了解了一些托尼在東歐的熟人的信息，而且，因為蒂莫西·加頓·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和馬爾奇·肖爾（Marci Shore）的建議，並經過托尼本人的同意，我們把一些會面用於討論托尼的生平而非其作品。最後，托尼透露他一直想撰寫一部關於20世紀智識生活的歷史。我利用了他的章節梗概來作為第三類問題的基礎。
本書的對話特征要求其作者必須熟悉成千上萬本其他著作。因為我和托尼是當面交談的，我們沒有時間查閱參考文獻。托尼事先並不清楚我要問的問題，我也無從預料他會做出何種回答。這些文字所反映的是兩顆心靈有意通過言談來介入的自發性、不可預期性和偶爾的趣味性。但每一處，尤其是歷史部分，它都依賴於我們的大腦圖書館，尤其依賴於托尼那不可思議地廣博而井井有條的頭腦。本書為對話進行了辯護，但或許也是對閱讀的更為有力的辯護。我從未和托尼一起做過研究，但他大腦圖書館里的卡片目錄與我有相當多的重合之處。我們此前的閱讀創造了一個共同的空間，在這里面，托尼與我一道探險，當別無他路可行時，我們會注意到路標和遠景。
不過，言談和出版純屬兩碼事。這些對話究竟是如何成書的？每一次會面我都做了錄音，並保存為一個電子文檔。青年歷史學者耶迪達·坎費爾（Yedida Kanfer）之後承擔了文字轉錄的工作。這本身是一項艱巨的腦力活，因為要從不盡完美的錄音中搞清楚我們所說的內容，耶迪達必須了解我們所討論的話題。沒有她的奉獻和學識，本書的完成將困難許多。按照一個經托尼首肯的方案，從2009年夏至2010年春，我將文字稿分成了九個章節。2009年的10月和11月，我從維也納飛到紐約，在那里度過了2009—2010學年，如此我們便能就進展進行討論。我在維也納用電子郵件將各章的初稿發給托尼，他加以修改再返還給我。
每一章都有一部分傳記和歷史的內容。因此本書貫串了托尼的一生，並穿越了20世紀政治思想中某些最為重要的場景：作為猶太問題和德國問題的大屠殺（Holocaust），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及其歐洲起源，英國例外論與法國普遍論，馬克思主義及其誘惑，法西斯主義和反法西斯主義，作為倫理學的自由主義在東歐的復興，以及歐美的社會規划。在每一章的歷史部分，托尼的話均以純文本出現，而我的則以斜體表示。盡管傳記部分也產生自對話，但我將自己的內容已盡數刪去。因此每一章都以一小段托尼的傳記開場，采用托尼的口吻，並以純文本表示。在某些時候，我以提問者的形式出現，用斜體表示。接著便進入歷史部分。
將傳記和歷史拼接在一起的意義，顯然在於托尼的關切和其成就可以用任何簡單的方法從其生平中推演而出，仿佛是汲自同一口井的許多桶水。我們更像是連自己也未曾涉足的巨大的地下涵洞，而非直接掘入土中的小孔。那種堅持認為復雜只是簡單之假面的沖動，是20世紀的通病之一。在詢問托尼其生平之時，我並沒有指望平息對一種簡單解釋的渴望，而是輕叩牆壁，尋找地下暗室間的通道，這些暗室的存在，我最初只是隱隱約約地感覺到。
托尼並沒有因為是猶太人而寫猶太人的歷史。他從未真正寫過猶太人的歷史。跟他那一代許多有著猶太血統的學者一樣，他避免讓大屠殺成為自身論題中明顯的核心，雖然他關於大屠殺的個人知識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他的研究方向。同樣，托尼也沒有因為是英國人而寫英國。除個別情形外，托尼從未對英國有過多論述。英國性，或更准確地說他獨特的英國教育，賦予了他一種文學上的品位和一套參照標准，這使他度過了（我認為這很重要）自己的智識情感和同時代人—68一代—的政治信念上的混亂。他跟法國的密切關聯也與其出身無關，而（在我看來）更多是一種熱望，他渴望找到一把解決普遍問題或至少是歐洲問題的鑰匙，和一個無論擁抱或唾棄都可能產生真理的革命傳統。托尼是東歐式的，主要是因為他跟東歐人的交往。但正是這些友情讓一個大陸向他敞開。托尼是基於偶然和公民權而成為美國人，他對美國的認同似乎是對一個需要不斷批評的偉大國度的認同。
我希望這一特殊的形式—用傳記來引出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主題—能讓讀者看到一個畢生孜孜以求的人，甚或一個一直在成長與進步的人。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段思想史都已存於托尼心中：這是我在每個星期與他的對談中能夠明顯感覺到的。這里的每一頁內容都一定已存於他（或我）的腦海里了。歷史如何進到人心里，又如何再次顯現，或許是這一類書可以解答的問題。
托尼告訴過我，要想回報這兩年來他對我的幫助，便是在必要時幫助年輕人（托尼比我年長21歲）。起初，我將此書當作無視其建議（這不是頭一回）而直接回報他的一種方式。但這些對話如此讓人滿足和富有成效，使我覺得自己無法將完成這本書的工作視為任何一種報償。無論如何，我究竟該回報誰？不管是作為讀者還是作為同行，我已經清楚了托尼在這里呈現的所有形象。在我們的對話里，我個人始終感興趣的是（盡管我從未明言）托尼如何逐漸成為一名出色的思想家、作家和歷史學家。一般而言，他對這些問題更願采用的回答是，在其各式各樣的身份和歷史方法中，他始終是一個局外人。
真是如此嗎？作為一名原本堅定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在猶太人里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作為一名前馬克思主義者，他在知識分子中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在他還是一名獲獎學金的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學生時，他在英國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cole Normale Sup rieure）的博士研究究竟使他成為了歐洲大陸的局內人還是局外人？他跟波蘭知識分子的友誼和關於捷克的學識使他在東歐是局內人還是局外人？在紐約主持一個歐洲研究所，在其他歐洲人眼里，這究竟是局內人的標志還是局外人的標志？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針砭史學同行，這在學術圈中是局內人身份的象征還是局外人身份的象征？承受晚期退化性疾病之苦卻無權享有公共醫療保障，我們究竟該將托尼理解成美國人中的局內人還是局外人？每一個問題都可以有兩個答案。
我認為真相更為有趣。托尼的才智似乎源於他既是局內人，也是局外人；他先進入內部，用心看，留心聽，然後又退回到外面去思考和寫作。托尼的生平清楚地表明，這一鍛煉可以重復無數次。當托尼將自己視為局外人時，他做出了傑出的工作。局外人含蓄地接受既有的論爭，並為成為正確一方而竭盡全力：卸除舊有的防衛，滲入內部的庇護所。在我看來，比托尼在很多時候都屬正確一方（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更為有趣的，是他不斷增強的某種能力，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稱之為「理解力」。要理解一起事件，要求歷史學家拋開一切框架，同時又能接受某些框架的有效性。其直接的滿足乏善可陳，但其成就卻遠為長久。正因為托尼在這個意義上對多元主義的接受，他最優秀的作品—尤其是《戰後歐洲史》—才得以產生。
也正是在這里，圍繞著多元主義這一問題，托尼自身的理路與20世紀思想史相遇了。本書的傳記與歷史這兩個部分，它們的軌跡在1989年碰到了一塊兒，是年東歐發生了劇變，而托尼則在該年開始思考如何撰寫他那部無與倫比或許也是無法超越的戰後歐洲史。
也正是在大約這個時候，我與托尼初次相識。我在小托馬斯·西蒙斯（Thomas W. Simons， Jr.）開設於布朗大學的東歐史這門課上，讀到了托尼一篇長文的草稿，他在文中論述了東歐不同政見者在1990年春的困境。此後不久，因為瑪麗·格盧克（Mary Gluck）的引見，我和托尼私下見了面。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格盧克教授和西蒙斯教授，我迷上了東歐史，而它將成為我在牛津大學真正研讀的方向。隨後我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閱讀和寫作生涯，這使我得以進行這些對話。托尼在1989年（在我現在看來這至關重要）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上。在對另一位重要論辯家（《未竟的往昔》中對讓-保羅·薩特）的最後一次論辯之後，雖然托尼仍偶有片面性的文章問世，但他逐漸轉向了一種更溫和也更富有成效的真理觀。
那些對1989年的東歐劇變做出貢獻的知識分子，比如亞當·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瓦茨拉夫·哈維爾（V clav Havel），他們都關心生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的問題。這是什麽意思？本書作為一部知識分子史和政治史，有很多內容都牽涉到大真理（big truth）與小真相（small truths）之間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對偉大事業與最終目標的信念，這些事業和目標似乎不時地需要謊言和犧牲，而小真相則指能被人們發現的事實。大真理可以是一場將臨的革命的確定性，如某些馬克思主義者所懷有的；或是明顯的國家利益，如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期間的法國政府或伊拉克戰爭時的布什政府所捍衛的。但即便我們選擇了小真相，就如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及托尼在伊拉克戰爭中所做的那樣，真實在於何處仍不得而知。
21世紀的一項智識挑戰可能是：如何在捍衛真理本身的同時，接受其多種多樣的形式與基礎。在本書結尾，托尼為社會民主主義所做的辯護便是這一挑戰可能樣貌的一個例證。托尼出生在國家社會主義帶來的災難剛剛散去之時，並經歷了馬克思主義的逐漸演變。他成年時適逢復興自由主義的多次嘗試，但沒有一次得到普遍接受。在歐洲大陸與其理念的殘骸上，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種觀念幸存了下來，並作為一種方案得到實現。在托尼的生命歷程中，社會民主主義被建立起來，時而又遭廢止。他為社會民主主義重建所做的辯護依賴於幾種不同的論據，根據不同類型的真理訴諸一些不同的直覺。這里面最強有力的論據是，社會民主主義使一種體面（decent）—借用以賽亞·伯林愛用的一個詞—的生活得以可能。
這些不同類型的真理中，有一些貫穿本書始終，且常常成對出現。譬如，歷史學家的真理不同於評論家的真理。歷史學家對過去某一時刻的了解，能夠且必定多過評論家對今天發生之事所可能的了解。評論家遠比歷史學家更多地考慮其時代的偏見，因而必須做些誇張。可靠性的真理不同於誠實的真理。做個可靠的人是按別人希望的那樣去生活，而做個誠實的人則承認這是不可能的。類似地，仁慈的真理不同於批評的真理。激發起我們自己和他人心中最好的一面，既需要仁慈也需要批評，但它們無法一道出現。我們無法將這些成對的范疇中的任何一個簡化為某種根本性的真理，更不用說將它們都簡化為某種最高形式的真理。因而存在著多種探究真理的方式。這便是多元主義：它不是相對主義的同義詞，相反是其反義詞。多元主義接受不同類型的真理的道德實在性，但拒斥了這一觀念，即它們能夠用某種單一的尺度來評判，用某種單一的價值來衡量。
有一種真理在尋找我們，而不是反過來，這一真理不需要任何修飾：我們每個人都終有一死。其他的真理就像恆星圍繞黑洞一樣圍繞著這一真理，它們更亮、更新，也更輕。這一終極真理幫我賦予了該書最終的形式。若無特定時刻下的特定努力，本書本無以面世；這些努力於我而言不過是一種友善的表示，而對托尼來說卻是一次巨大的身體考驗。但這不是一部關於抗爭的著作，而是一部關於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與用心生活（the mindful life）的著作。
2010年6月5日，於布拉格

序言 蒂莫西·斯奈德
第1章 此名依舊：猶太質詢者
第2章 倫敦與語言：英國作家
第3章 家傳的社會主義：政治上的馬克思主義者
第4章 國王學院與基布茲：劍橋猶太復國主義者
第5章 巴黎，加州：法國知識分子
第6章 理解的一代：東歐自由主義者
第7章 統一體與碎片：歐洲史學家
第8章 責任的年代：美國道德家
第9章 平庸之善：社會民主主義者
跋 托尼·朱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