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學記(增訂版)

上學記(增訂版)
定價:192
NT $ 167
 

內容簡介

著名學者何兆武先生的個人口述史。何先生生於1921年,在北平讀小學和中學,在西南聯大讀大學和研究生,共七年,讀過四個系,之后在清華大學任教。

《上學記》寫的就是何先生1949年的求學生涯,其中西南聯大的七年是主要篇幅。何先生以治哲學史和思想史的思想底蘊,以謙和率真的學者姿態,以歷史親歷者的回憶和感受,講述在特殊的年代,尤其是抗戰烽火中,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知識和風雅。

書出版后,好評如潮,當然也引起了一些爭議。但何先生說:「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並不是真正對人的尊重。一個人的思想本來是活潑的、與時俱進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種思想上的木乃伊,讓人去頂禮膜拜呢?」

對於今天的讀者而言,《上學記》不止是一本口述史,更是一本打開歷史之門、知識之門,乃至真理之門和思想之門的啟蒙之書。當然,該書也因對某些老師的個人感受和真實評價而引發爭議。

有評價將何兆武的《上學記》、齊邦媛的《巨流河》和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並稱為「海峽兩岸知識分子的必讀書」。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陽,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先后就讀於土木、歷史、哲學、外文四系。1956至1986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員,1986年后,任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譯作有盧梭《社會契約論》、帕斯卡爾《思想錄》、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西方哲學史》等,着有《歷史理性批判散論》、《歷史與歷史學》等。
 

目錄

修訂版序言
序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第一章(1921—1939)
我的祖上沒有名人
三民主義的少年兵
「一二•九」見聞
上學記•甲
1.力矯時弊,以古為則?
2.無事亂翻書
3.天籟幻想
鬼子來了
返鄉
也是故鄉,北京
湖南印象
上學記•乙
1.中央大學附中
2.西洋教科書
3.逃離「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
上學記•丙:遷徙的城堡
1.自由散漫的作風
2.三個大學從來都「聯」得很好
3.自由,學術之生命力
4.逃課、湊學分與窗外的聆聽
5.圖書館不是藏珍樓
6.茶館聽吹牛,里根掛二牌
7.兼職做教師
8.鬧戀愛?
9.「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觀轉變
大學之謂:憶先生
1.聞一多先生
2.張奚若先生
3.戰國派雷海宗
4.吳晗印象
5.馮友蘭先生
6.金岳霖先生
7.中國通溫德,白俄噶邦福
8.曾昭掄先生
9.數學系
10.物理系
戰火硝煙
「一二•一」運動
1.「打倒孔祥熙!」
2.一多先生被刺
3.一個人的政治底線
五柳讀書記
憶同窗
1.「科里紅」何佶(呂熒)
2.滔滔不絕的殷福生(海光)
3.大才子王浩
4.因言獲罪的陳良璧
5.老友鄭林生
6.「高干子弟」
第三章(1946—1950)
教書台灣
日日江樓坐翠微
上學記•丁:革大學習
零敲碎打
后記:把名字寫在水上
新版后記:橫成嶺,側成峰
 

這本小書《上學記》確實是一個偶然的產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靖女士來找我談話,想從我這里了解一些舊時代學生生活的情況。當時我沒有任何思想准備,更談不到思想上的醞釀,只是東拉西扯地信口閑談。文靖女士據此寫了幾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載,這或許引起了她的興趣,於是又和連續和我幾度閑談。

就我而言,事先並無寫書或出書的念頭,只不過是零星回憶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沒有一個整體的構思,閑話太多,較重要的事情卻多有遺漏,乃至后來讀到成稿時,已經難以重起爐灶,只不過在個別字句上略加修飾,點綴成文。

我想有一點是要特別加以說明的。回憶錄不是學術著作,也不可以以學術著作視之,讀者切不可用所要求於學術著作的,來要求個人的回憶錄。學術著作要有嚴格的客觀根據,絕不能只根據作者個人的主觀印象。而個人的回憶錄則恰好相反,它所根據的全然是個人主觀的印象和感受,否則,就不成其為個人的回憶錄了。

詩人歌德青年時曾熱戀綠蒂,甚至於想要自殺,終於寫出了《少年維特的煩惱》,一瀉千里地發抒了自己火熾的熱情。及至晚年寫自己的回憶錄《詩與真》時,他卻對自己青年時的熱情出之以嘲諷的態度。然則「兩般誰幻又誰真?」我以為,兩者都是同樣的真實,都是詩人自己個人真實的寫照。

《上學記》一書出版后,我送給當年同在北京(北平)師大附中讀書的一位老同學,當時我們同樣經歷了盧溝橋事件和中日戰爭的爆發,也同樣對當時政局的內幕一無所知。不過據我當時的印象,宋哲元只不過是一心想在夾縫之間做他的土皇帝。

七月七日盧溝橋開火,幾天之內日方就以重兵包圍了北京城,而當時的宋哲元卻還一味地大談其什麼:「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純屬一派胡言,痴人說夢,不知所雲,足可以和閻錫山的哲學(什麼「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類的混沌邏輯)相媲美。

正當他大做其和平美夢的時候,就被日軍打了個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淪敵,二十九軍還犧牲了一個副軍長和一個師長。1940年,宋哲元逝世於四川綿陽,臨死時還感嘆:「這個局面怎麼向國家交代?」這是我對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學則認為宋哲元還是抗日的。當然,他也同樣地不了解當時的內情,這只不過是他個人的感受。

我想,我們盡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寫回憶錄,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而且都應該忠實於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於歷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學者研究的事情。我們兩個人的感受不同,回憶各異,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的友情,更不妨礙事實的真相。相反,你必須盡量使每個人都忠實地回憶,才能盡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憶中還有一樁,即我對殷福生(殷海光)學長的印象。有一年顧壽觀學長和我同住一個宿舍,殷福生常常跑來和他高談闊論。我和顧壽觀很要好,覺得他忠厚朴實且又好學深思,但對殷福生則印象不佳,總覺得他仿佛是高人一節,褒貶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這一點上,不愧是一個法西斯。但后來的情況卻又大謬不然。他到台灣之后,成為了自由主義的一面旗幟,成為台灣青年一代知識分子最有影響的思想導師,受到台灣當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對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錯誤的。但是作為回憶錄,我以為仍然應該如實地記錄下當時自己的感受。當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於書中提到馮(友蘭)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辯白。凡是親身經歷過西南聯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會一清二楚。鄒承魯院士的學術和人品大概是學術界耳熟能詳、一致公認的,他對當時老師的月旦,可謂要言不繁、一語中的(見《科學文化評論》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頁)。凡是對當時同學們的諸多壁報還有所記憶的,大概也不會忘記當時大量嚴厲的批判文字。

本來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盧梭的一篇《懺悔錄》是千百篇盧梭傳所無法望其項背的。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並不是真正對人的尊重。一個人的思想本來是活潑的、與時俱進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種思想上的木乃伊,讓人去頂禮膜拜呢?

以幾度私下的閑談而居然能濫竽於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許多重要的遺漏,如舊時代學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響,以及個人對當時學術界的感受和批評,都無法在這里一一補充了,這是要告罪於讀者的。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華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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