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托尼朱特文集)

序 蒂莫西•斯奈德
第1章 此名依舊：猶太質詢者
第2章 倫敦與語言：英國作家
第3章 家傳的社會主義：政治上的馬克思主義者
第4章 國王學院與基布茲：劍橋猶太復國主義者
第5章 巴黎，加州：法國知識分子
第6章 理解的一代：東歐自由主義者
第7章 統一體與碎片：歐洲史學家
第8章 責任的年代：美國道德家
第9章 平庸之善：社會民主主義者
跋 托尼•朱特

「靈魂的下作」不能被遺忘

1944年法國光復之后的12年中，整整一代法國知識分子、文人和藝術家都被卷入了共產主義的旋渦。指出這一點，並不意味着他們都成了共產主義者；其中的大部分人並非如此。誠然，那時許多法國傑出的知識分子同現在一樣，並沒有正式的政治歸屬，他們中最重要的一些人無疑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雷蒙•阿隆只是眾多最出名的知識分子之一）。但是共產主義的議題—它的行為、意義，它對未來的主張—占據了戰后法國的政治和哲學對話。人們對國內外共產黨人的行為的看法塑型了公共討論的術語，並且當時法國的大多數問題也都是在共產黨人及其意識形態影響下的政治和倫理立場的框架內進行分析的。

這種情況並非沒有先例。在20世紀30年代，法國知識分子曾有過類似的關注，並且他們會繼續這麼做，至少對於其中的某些人而言，這種狀況要一直延續至70年代早期。但是1944年至1956年仍然是特別的。維希政權的插曲取消了右派知識分子的合法地位（這一群體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文化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戰時的經歷和抵抗運動使得左派在語言而非行動上變得激進。1956年以后，人們的注意力逐漸從國內和歐洲的激進主義轉向在歐洲以外的國家興起的反殖民運動，並且，在赫魯曉夫1956年2月的秘密報告中，這一共產主義世界的領袖抨擊了斯大林時代的問題和缺陷，也點燃了懷疑和幡然醒悟。「二戰」以后的10年間，左翼陣營的蘇維埃共產主義的訴求幾乎處於壟斷地位，其重要性體現為大多數法國政治思想家都受其吸引，並熱烈地維護共產主義，這一現象是獨特的。

除此之外，也正是在這10年當中，蘇維埃社會由最初在遙遠的異域的邊境線以內，延伸至之前被稱作中歐的地區。列寧的革命及其斯大林式的展開曾被視為一片遙遠大陸的特有現象，人民民主卻一步步將共產主義原封不動地帶到了近處。戰后在布達佩斯、華沙、柏林和布拉格建立的政權，通過與之相伴而來的鎮壓、迫害和社會暴動，將馬克思主義實踐的道德困境帶入到了西方知識分子議事的中心位置。

如果我們可以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斯大林的受害者在集體化、政治清洗和大規模人口遷移中的遭遇歸咎於一個倒退的、從歷史觀上說屬於野蠻社會的現代化和革命的創傷，在戰后的東歐，我們卻不能這樣評論斯大林主義，因為，為共產主義辯護，其引申義是為作為一種人類解放教義的馬克思主義辯護，相應地就意味着去承認，人類巨大的犧牲是以歷史和自由的名義做出並得到解釋的。

本書所要探討的，就是這些辯護與隨之而來的理念，還有那些在1944年至1956年間擁抱它們的男男女女。這不是一個關於共產黨知識分子的專門性研究，除了順帶談到一些之外，也不是關於共產主義者的語言和行為的研究。它的主角是那些法國知識分子，一些傑出，一些則默默無聞，一些是共產主義者，但大部分不是；在「介入」意味着付出沉重的道德代價之時，他們都尋求「投身」於進步的一方。從20世紀最后幾年的特殊視角看法國知識分子對這些事件的回應，他們描述其政治和道德承諾的方式，他們在為當時的斯大林主義辯護和正名時所采用的術語都看似奇怪而遙遠，那些政治和文化領域所產生的回響與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大相徑庭。

的確，對於任何足夠久遠的社會而言，這一點都能成立，不管是從風格上還是從時空上而言。然而，那個時代的作品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它們仍然擁有一種驚人的力量。甚至在1991年，我們仍能同意弗朗索瓦•莫里亞克（Franço is Mauriac）在1949年寫下的那些話，他將彼時對匈牙利審判秀的辯護描述為「靈魂的下作」。我們能夠回應它們的原因之一在於，那時的一些作品仍與我們同在；另一個原因在於，這些作品常常出自那些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化地位的男男女女筆下，他們是法國甚至世界知名的小說家、哲學家、劇作家……以及道德家。他們的聲譽也許隨着時間黯淡了，但這並不意味着在讀到他們對暴力、人類苦難和痛苦的道德選擇的無動於衷時，我們的不適感就能消失。

掩蓋、辯解和不公正

這些事件並未被忽略，至少在法國是這樣。在索爾仁尼琴和柬埔寨之后，法國社會普遍將關注點投向法國知識分子和他們之前與馬克思主義的曖昧關系。事實也確是如此，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對法國知識分子生活的一個關注主題就是前一代法國知識分子在道德上的失當。畢竟索爾仁尼琴並不是第一個細致描寫古拉格及其恐怖的作家。1968年，阿圖爾•倫敦（Artur London）再一次敘述了50年代的捷克審判秀；在他之前，是赫魯曉夫自己。

而在此之前，還有40年代的維克托•克拉夫琴科（Victor Kravchenko）和戴維•魯塞（David Rousset），他們詳細揭露了「集中營」的運作方式。比他們更早的，是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和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而在他們之前，還有大量關於蘇維埃經歷的回憶錄和分析資料。在這些書面證據面前，尚不必提及親歷者的證言，智慧的人類如何能一廂情願地將共產主義視為未來的希望，並將斯大林看作是給出歷史謎題答案的那個人？在「二戰」過去20年之后，在其祖國的政治迫害過去十幾年之后，斯洛伐克猶太人約•朗格爾（Jo Langer）驚詫於她在巴黎的經歷；她所面對的是對其經歷的否認，對歷史證據的視而不見，以及對放棄正統的革新論神話和烏托邦的拒絕。在這里，被困在時間艙里的，是被認為早該消亡的物種：「法國左派知識分子」（les intellectuels-de-la-gauche-française）。

托馬斯•帕維爾（Thomas Pavel）恰如其分地將四五十年代發生在法國知識分子精英身上的狀況描述為「充耳不聞」。要解釋這一失敗，僅僅承認和敘述問題的嚴重性是不夠的（雖然這是理解的必要前提，並且直到最近這類研究仍然相當不足）。然而，這似乎是迄今為止有關該主題大部分已有研究的有限的雄心。有三個原因可以解釋這一點，每一點都提示和框定了一條有關其主題的研究路徑。

首先，是掩蓋父輩罪惡的政治動機。1975年之后大規模出版的書籍常常是通過有選擇的引證試圖闡明，像讓-保羅•薩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埃馬紐埃爾•穆尼埃（Emmanuel Mounier）及其那些同代人的遲鈍和在道德上的矛盾心理，在布達佩斯遍體鱗傷之時，他們仍然擺弄着他們的存在主義困境。這很容易做到—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這些人和許多圍繞在他們周圍稍次要一些的人一道寫下並說了一些相當令人震驚的蠢話。但是這樣一種研究方法有很大的缺陷。畢竟，了解「弒父」並不夠—你還必須理解他。

否則，起碼你將很有可能犯下同他類似的錯誤。除非是從最粗淺的意義上說，這些並不能算作歷史作品，而更多的是人格詆毀的訓練。它們並沒有解釋為什麼以往的文化英雄會持如此愚蠢的看法，它們也不能幫助我們領會為什麼持如此觀點的他們會受到追捧，並仍然聲名顯赫、備受尊重。這類方法在解釋為何現代的評論家在很多時候會一度贊同他們現在所反對的那些人的觀點時，也存在着局限。

其次，這些年法國出版了一系列關於巴黎知識分子的引人矚目的個人回憶錄和自傳。在這里，由於很難收集作者自己早先的評論，這些作品時常會渲染作者本人切入該主題的方法，這就以另外一種方式造成了限制。它們很明顯會凸顯個人軌跡的與眾不同，並且，不同的作者，在學術含量和重要性上也參差不齊。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為自己辯解，並宣誓對共產主義的某種政治效忠，這為他們的年輕時代增色，並仍然使得他們異於常人。

這些回憶錄，尤其是那些正值盛年的男男女女的作品，都有一種很強的歷史感、情境感，同時在這些少壯派的文章中，政治和道德選擇的模棱兩可性也隨處可見。他們多半屬於「冷戰的那一代」，對他們而言，共產主義是「無法逃避的問題」。

他們問道，我如何—如果作為我自己並按照我現在所理解的那種方式去理解—會說過或者做過我筆下所描述的那些事？是什麼蒙蔽了我們的雙眼？我又是從何時開始並如何重見了光明？這類回憶錄中的一些對作者經歷的歷史性時刻做了上佳的分析—它們中最早的一部，出自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之手，從很多方面來說，現在仍然是最好的。

可以想見，那些出自專業歷史學家的作品更長於高屋建瓴；他們在明里暗里歌頌這個時代的病態，在某種程度上都染上了不出聲響的歇斯底里症。
然而，我們依然有一種不恰當有時甚至是不誠實的感覺。畢竟沒有人想要承認他或者她不但愚蠢，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還是兩面派。但是，有那麼多的這類回憶錄都有這種傾向，表現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性。

因為知識分子的文字會留下關於他們之前看法的證據，這一點無法輕易消除；他們不得不在幾年后承認，他們確實說過和做過那些荒謬的事情。但避而不談那些年的經歷，並聲稱自己已經從年輕時犯下的蠢事中成長起來了，是遠遠不夠的。即便在某種哲學意義上，我們不再是我們曾經的那個樣子，我們獨自就可以承擔之前的那個自己的所作所為。

因而，幾乎所有戰后那些年在政治上偏左的作家，如今都會宣稱他們內在一直保有一種與其公眾形象及其在左派朋友面前的形象不相一致的自我認同。克洛德•羅阿（Claude Roy）以一種有特色的方式闡明了這一點：「在歷史選舉中我投票給讓-雅克•盧梭和馬克思。但是在個人的無記名投票中，我更會選擇叔本華和戈多。」為什麼他過去沒那麼說？他確實說了—只是在1956年之后。其他人早些年的時候就將他們個人的和政治的認同調回正道（如果我們想要去相信他們所說的）；另一些人則要等到60年代，甚至是70年代。
克洛德•羅阿，同埃馬紐埃爾•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Roy Ladurie）、皮埃爾•戴（Pierre Daix）一樣，以及包括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在內的其他人，就應該感到，甚至是在時隔30年以后，要為自己爭得一點兒誠實的名號，是明智且可理解的，也是自然的選擇。此外，羅阿確實是以一種精准的方式描述了他的許多同代人的經歷。但是這種解釋固然坦誠，卻反而阻斷了任何理解他們信仰的來源的可能性，因為前者否認他們曾真正信奉它們，所有的證據都變得無效了。至於像阿蘭•貝桑松（Alain Besançon）或多米尼克•德桑蒂（Dominique Desanti）那些人—他們承認所寫的即為所想的，而他們所想的就是所相信的—他們以另一種方式混淆着視聽。貝桑松在為其年輕時的偏差辯護時說，即便在斯大林死后，他都仍然如此認為：「在法國，沒有人或者幾乎沒有人，曾公開反對共產主義。」

在羅阿看來，作者所說的都是真的—這也是本書成書的目的之一，它旨在展示，為何在法國現代政治文化的大環境中，反共產主義似乎被從非保守的信念詞匯中剔除出去了。然而同時，貝桑松想錯了：法國有許多反共產主義者（anti-Communists），並且其中的一些還是左派；同樣也有很多非共產主義者（non-Communists）。在其盛年，貝桑松繼續強調他及其同輩人在年少時所持的觀點—整個法國被分成共產主義者和反共主義者兩派；在那時，沒人能夠期望采取一種中間立場。在我們所談論的那些年，朋黨性質的政治和哲學的立場是真實存在的，我將在本書中探討它產生的根源。貝桑松出於為自身的當代選擇辯護和正名的需要，對這一問題所做的詮釋是令人遺憾的—他沒有充分發揮其作為歷史學家的優勢。

上述評論引出了關於現有的法國知識分子行為研究的第三點不足。傳記作者有他們自己的故事需要講述，而歷史學家則承擔着理解時空意義的特殊使命。但是，在知識分子行為研究的問題上，卻存在着某種重合。戰后國內外狀況的大背景，在很多文人、歷史學家和傳記作者那里，是如此勢不可擋以至於無法單獨對其做出解釋。這意味着，事件和選擇將眾多理性的男人和女人置於一種事實上需要多重考慮才能決定其行動的境地。這是一種富有誘惑性的觀點。在希特勒、貝當和斯大林之后，誰能不寄希望於共產主義的美夢？理性的人們也許會在不同的時刻從迷夢中醒來，但是在迷夢看似合理的終結的狀況下，最初的幻想是可以原諒的。

有兩點可以說明這種中立的歷史主義解釋的缺陷。其一，它的范圍過於狹窄。上文所討論的三類作品—可概括為：錯誤、回憶錄和歷史記錄—有着共同的前提：1944年至1956年代表着某種法國知識分子生活的特殊或者異常的一面，它是一次令人尷尬的對理性的偏離。他們同時也承認，正是在那些年中，現代法國的高等文化繁盛並建立起了世界性的霸權，然而在他們少有地聚在一起討論它們的時候，道德偏離和文化影響卻莫名其妙地被視作不相干的現象。因而，就薩特的錯誤、矛盾和謊言，M•A•比爾尼耶（M.A.Burnier）在世界法庭之上指認了前者，但卻沒有停下來反思這一事實，即世界確實對他指認的對象感興趣。

然而，這之間確實存在某種相關性；當局外人想到法國知識分子，他們都會本能地聯想到那10年的人物及其作品，而這正是今天的法國思想家想竭力掩蓋的。
……
這種歷史記錄的第二個缺陷關乎上述方法的公平性，即不願承擔或者指認采取如此立場以及說過那些話的自己或他人的責任。一切都變成與大環境相關了，即「時代的氛圍」。如今，歷史就是用以描述和通過描述進行解釋的一門學科和一種方法，它不是也不應該是一種控訴。盡管如此，在這一點上仍然有保持客觀的程度問題。因而，舉例來說，對於任何讀者而言在直覺上都顯而易見的是，納粹的歷史學家所要面對的問題和困境往往是中世紀禁欲主義的學者所不需要面對的。在解釋一些本身並不吸引人並且也常常會使讀者產生厭惡情緒的問題時，也並不意味着不精准就是可被原諒的，試圖做到中立也不是必須的。就戰后知識分子的歷程而言，我同樣不會以此為借口。

法國思想家在戰后世界當中的重要性和國際聲譽對他們造成了一種特殊的壓力，它完全符合薩特及其同輩人就作家對其言語及其產生的效果所要承擔的責任的論述。正是這些主張同面對不同尋常的實際境遇和道德選擇時的那代法國知識分子的實際回應之間的對比，才是引人矚目並需要澄清的。不管時代的情感如何，他們未能完全闡明也沒能為自己開脫：「靈魂不會如此脆弱，以至於在恰當的引導下，還無法完全控制它的激情。」

除此之外，這種對比，即法國知識分子未能實現他們的崇拜者尤其是東歐那些崇拜者對他們投注的期望，以及法國對其他西方國家知識分子生活的影響力，決定性地影響了戰后歐洲生活的歷史。正如我將論述的那樣，這里所描述的看法的效用並不僅限於我們所要談論的那些年，也不限於主角們的生活和人際關系。在1944年至1956年間法國知識分子實踐的歷程中，不僅能發現法國和歐洲早先歷史的回響，還能找到有關我們現狀的萌芽。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年的歷史，必然同它的主題聯系在一起。至於我是否成功地在這種歷史介入和歷史分析之間求得了一個平衡，就留待讀者去判斷了。

「局外人」的問題與審視

在這一點上，作為局外人有一些好處，即便這是這一立場能夠帶來的好處。相較於一個法國學者，一個外國人本來就更容易發現問題。舉例來說，在本書中，我好奇於法國現代哲學傳統中的某一個方面，而關於該點，在法國直到最近都很少能發現相關的討論，這標識着對公共倫理或者政治道德的關切的缺失。同樣地，我也非常急於了解，法國對極權主義的回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種方式上異於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也着迷於法國知識分子論述的獨特形式，我所描述的對話的推進形式。因為它們是以比較的方式被框定的—為什麼法國會如此與眾不同？—這些就是作為一個外國人可以，而一個本國人卻無法提出的問題。

也許，這些也是那些來自盎格魯—撒克遜傳統的研究知識分子史的學者特別愛提出的問題。對照那一傳統的精神，這本書既非一部觀念史，亦非一部有關法國知識分子生活的社會史。它期望涉及上述二者共同的研究范圍，但在某個簡單的意義上，也能夠被當作一種對話史來理解：整整一代法國知識分子通過對話進行交流，並在其中探討關於「介入」「責任」「選擇」等問題。在戰后歲月的大背景下，這種對話擁有了復雜的以言行事的后果，受到了特定文化和語言慣例的約束，被主流的那一代知識分子所處的環境塑形。

大背景—政治的、文化的、個人的—因而就具有一定的意義，同時也能說明接下來的章節中被論及的作品的歷史背景。但是那種討論的形式本身大體上就是依據文本的，它通過他們使用的語言和采取的立場來確定知識分子態度的決定因素及其來源。

本書的構思形成於上述的關切以及我想要厘清的問題意識。在第一部分當中，我對法國光復時期的知識分子狀況做了一個探討，並尤為關注戰前的大背景；借由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1940年至1944年的經歷。這不只是一個外場布景的練習：這是我的觀點，即20世紀30年代的經歷—有關戰敗、德占時期和抵抗運動—不僅設定了戰后知識分子活動和關注點的大背景，同時也框定了這些活動和關注點所使用的語言和假設。

在第二部分中，我詳細描述了1947年至1953年東歐的審判秀，以及法國文人對此做出的各式各樣的回應。審判的經過以及它們引起的反響或者未能引起的反響，提供了一個觀察法國知識界投身於如正義、道德、恐怖、懲罰等尖銳和令人存疑的問題的獨特的機會，這些問題的提出符合戰后歐洲的狀況，同時也提醒我們注意法國自身的革命遺產及其所傳遞的好惡相克的倫理信息。

這些審判（其他當代的事件，如規模小一些的對蘇維埃集中營的揭露）被當作放大鏡，可以透過它們去觀察法國人對這些往往在道德上令人痛苦、政治上又陷入兩難的事件的回應；我試圖標識出那些年知識分子的情結，同時也嚴格控制聚焦度，對個體態度保持一種足夠的關注。

第三部分對前一個部分的描述材料進行了分析，並將其置於塑形了法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更大的主題和傳統的背景當中。在第四部分中，就本書中所描述的經歷在多大程度上對法國人而言是獨特的這一點，我試圖做出評估，並且，如果這是獨特的，那麼獨特的原因又是什麼；與此同時，為何1944年至1956年那些年人們的態度在1956年之后會很快就被遺忘或者篡改，這又造成了什麼后果。

在結論部分我將回答，這一特殊的歷史被整合進法國當代意識當中的方式，並追問在何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國的知識分子狀況在最近幾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最后一個評論是恰如其分的。文人也許不太會去考慮為什麼他們的書是這樣的而非別樣的。但是以本書為例，在最初的時候強調其並非是一部戰后法國知識分子的通史是有益的。如果它是一部通史的話，就該在總體上更多地關注一些當時極有影響力的有趣的人物，但事實上，對於這些人，后面的章節並未過多提及。

我故意較少地涉及了關於戰后法國文化生活中的「大爭論」—比如薩特與加繆之間的爭論—以及一些薩特、加繆及梅洛-龐蒂所寫的有意思的書，對於其他人，我也只是一筆帶過。甚至雷蒙•阿隆這一對本書的主題意義重大的人物，我提到他也只是因為他對其同代人的感覺敏銳的評論，而非因為其自身對社會學理論和政治觀念的貢獻。因而，本書是與眾不同的。它不是一部法國知識分子史；更恰當地說，它是一本有關知識分子的不負責任議題的文集，一個關於戰后法國知識界的道德狀況的研究。

因此，本書的主人公—薩特、穆尼埃、德•波伏瓦、梅洛-龐蒂、加繆、阿隆和弗朗索瓦•莫里亞克—並不代表比他們影響力稍遜的同輩人，當然也不具任何典型性。但是，他們是那些年主流的聲音—他們控制着文化領域，他們為公共論辯定好了基調，他們設定了聽眾的偏見和使用的語言。他們成為知識分子的方式回應並加強了知識分子共同體，包括那些不同意他們看法的成員在內的自我形象。

他們至少直到1956年都致力於追隨的那些事情，他們介入或者拒絕介入關鍵性的道德問題的方式，組成了法國知識分子歷程中一個極為不同尋常和特殊的時刻。所有關於這一主題我想說的是，我在這里討論的議題對那個時期而言至關重要，他們在那時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今天所造成的問題在法國現代歷史上占據了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