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夫：我們都是趕路人(加贈最新限量EP-撕裂)

牛背上的小孩
唱著那魯灣的牧歌
終日赤足 腰系彎刀

匆匆
我們都是趕路人
珍惜光陰莫放松

楓葉
我該拾起哪一片
換取那一剎那的秋波

最最遙遠的路
你我需穿透每場虛幻的夢
最後走進自己的田 自己的門

大武山美麗的媽媽
流呀流著呀滋潤我的甘泉
你使我的聲音更美心里更恬靜

為什麽
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
找不到留在家鄉的門

飛魚 雲豹 台北盆地
我的心向往著明日的太陽
透過雲海溫暖每對手足

太平洋的風
舞影婆娑在遼闊無際的海洋
攀落滑動在千古的峰台和平野

記憶
遠方游子的信息寄托飄飛的落葉，
風奏鳴著季節的情景

臍帶
你我之間那條本為一體的臍帶
早已將我們緊緊的相連

流星
人生短促如朝露，聚沫幻滅
但人生總要留下一些美麗

大地的孩子
他們在藍天下歌唱歌聲傳遍四野
他們在藍天下歌唱歌聲傳到遠方

鷹
我是大武山上
天空的一只老鷹

芬芳的山谷
我這一飛五十年
承載著思念充滿著寂寞

撕裂
如果你不澆熄我
我就像一把火燒盡你

內容摘要：
《我們都是趕路人》
1950年，我出生在台東東北方向阿美族的一個族區，那里距離台東市區有七八十公里的路程，用阿美族語講，那個地方叫做Shin-Ku，後來又輾轉被漢人改名叫做新港，再後來被稱作成功。

我媽媽告訴我，在我出生的時候，祖父從台東市附近的卑南下檳榔部落趕來新港幫我接生、剪臍帶，並將我帶到海邊的一個小港口，用太平洋的海水為我洗了人生的第一個澡。聽祖母講，祖父後來回到部落，常常會望著他幫我剪臍帶的方向低語呢喃：「Shin-Ku，Shin-Ku，你還好嗎？」那就是在那呼喚我，我的乳名也由此而來。
我媽媽是排灣族人，爸爸是卑南族人，我是家里的第五個孩子，前面還有一個大哥，三個姐姐。我爸爸是日據時代的警察所長，後來轉到鄉公所去當戶籍科長。因為爸爸工作比較忙，所以我從小跟著媽媽長大。

在我三歲的時候，爸爸調職到大武山下的一個部落去工作。當局為了方便管理，把來自七個小部落的人們遷徙到靠近平地的一個叫做Puliu puliu•san的地方去生活，這個部落以其中最大部落的名稱Ka-Aluwan來命名，其實是由很多小的部落共同組成，而現在這些部落都已經匯集在一起了。這個地方也就是我後來在《芬芳的山谷》中寫到的「Sweet Home Ka-Aluwan」，但在當時，這里對我來說是一個新鮮的地方。

我爸爸那個時候擔任戶籍科長，要給部落的人安排居住區域，不能讓遷徙來的人與他的部落分開。這是一個排灣族的部落，而我和我爸爸卻是卑南族人，我們在這里算是外來的。爸爸被派來這里工作，我們就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我從小在這里長大，因此我很多的歌都指向這個地方——嘉蘭山谷。從我三歲開始，母親就常常牽我的手到這個我從來沒有去過的山里面玩耍，提水的時候也會帶我到河邊去，在河邊給我洗澡，在溪水邊讓我看看浮游和小魚。滿山的月桃花，飛舞的蝴蝶在山谷里，那真是一個芬芳的山谷。

在我小的時候，我們整個部落不過幾百個人，那時候我媽媽是鄉民代表，有時也會很忙，就連開會也不得不帶著我去，可我常會給他們搗亂。於是在我還不滿五歲的那年，媽媽把我交給學校的校長說：「嘉蘭沒有幼稚園，這個孩子放在學校，麻煩你照顧一下。」後來這校長幫我一直升學上去，我就比人家早讀一年小學。回想起來，這一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就是那一段生活在山谷里的歲月。

我小學時候經常要去砍一些草來給家里的牛吃，它是要負責耕田的。後來它生了小牛，我就經常在上課以前牽著它們到山上去，找一些有草的地方，把牛繩牽長一點，讓它們可以去吃草。我也會在山上看老鷹，大鷹帶著小鷹在天上飛，教小鷹飛翔，在天上「噫——噫」地互相呼喚著，小鷹在後面緊緊跟隨。我在山上放了六年的牛，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躺在那個地方，看著那邊的天空和高山，感覺這就是我的世界。一個山谷的天空就是這麽小，這就是整個世界，但一個人的放牛生活也蠻孤單的。

台灣有個名叫葉宏甲的漫畫家，他畫了很有名的漫畫書《諸葛四郎》，這漫畫講的是古代的故事，四郎他們三個人是結拜的俠士，為皇上服務。我每個禮拜三都會從山上走路到七公里外，到太麻里附件靠海的地方買漫畫，我時常幻想著自己就是漫畫書里的四郎。
那時候我們小孩子都有一把短刀，但那短刀不能拿起來玩耍，只能用來砍荊棘。於是我們自己做了竹刀、竹劍，我把牛當坐騎，從小騎著它跑，它跑起來鏗鏘有力，還會跳田哽、跳水坑，仿佛就是一匹駿馬。我騎著它飛躍，手中的兩根韁繩就像漫畫里描繪得一模一樣。
我看完漫畫後會傳給我的同學看，大家看這個漫畫看得入神，接下來的這個禮拜我們就演漫畫里的這一出戲。我來演四郎，其他同學演林小弟、真平，對方陣營帶了面具的同學假扮成我們的敵人。那時我們一天到晚玩這些東西，真的很快樂。

上學的時候，我並沒有在課堂上坐下來好好聽老師講課，而《諸葛四郎》漫畫和我大哥念的那一本《聖經》是我看得最多的書。但正因為這樣，我認識的字卻比別人多，遇見很復雜、很深奧的字，我還要查字典。學校的課程我沒有認真對待，每天只忙著和同學們玩耍，尤其農忙完畢之後，牛沒事可做了，稻田的稻草多起來，我們就把稻草搭成皇宮的樣子，旁邊的水溝被我們當做護城河，我和同學們扮演著漫畫中的正反兩派，點著火把一箭射過去，那稻草全都燃燒起來。反正它們遲早也要被燒掉當肥料，不如讓我們先燒了。

快樂的玩耍看似沒有盡頭，每本漫畫的最後都寫著「敬待下期」，我們下個禮拜再去買一本回來看，再繼續這樣玩。但在小學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使我離開了孩提時代的玩伴，也離開了美麗的山谷，我的一生從此發生了改變。

我的大哥和我爸爸因為宗教信仰的問題，父子反目不說話，爸爸甚至把哥哥趕出了家門。我哥哥大我二十幾歲，他是一個眼楮看不到東西的傳教人。那幾年他跟爸爸沒有說話，我常常在這兩個人當中傳達訊息，也會因為要照顧哥哥而家里外面兩邊跑。小學六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我騎著牛回來，哥哥跟我說淡水有個學校在招生，這是台灣一所將近擁有百年歷史的學校，也算是一個貴族學校，台灣的東西南北地區各有一名原住民的學生可以獲得全額學費的獎學金，但是需要去參加考試才行，我們整個台東地區要錄取一名這樣的學生。哥哥要我去參加這個考試，但那時候的我哪里有讀什麽書呀？平時的學習只不過為了應對考試而已，其他那些生活在平地的原住民學生都很強的。

哥哥讓我跟爸爸講，要他准許我去考這個試。因為我爸爸那個時候是從高級學校畢業的，他是知識分子，應該可以認可男孩子到遠的地方去讀書。

我爸爸雖然跟我哥哥不說話，但是看到了這個招生簡介，他仔細研究，覺得那個學校應該是不錯的。終於有一天我放學回來的時候，爸爸對我說：「好，我答應你，明天就帶你去考試。」讓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兩百多個人去參加的考試，最終只有我一個人考上了。現在想來，這也許卻是讀《聖經》、看漫畫的結果。哥哥眼楮看不到《聖經》，我要幫他讀，盡量解釋給他聽，那里面有很多世界歷史、地理的事情，也有很多的小學讀不到的字，那時的小孩子誰能讀那麽厚的書？漫畫里那種古早的字眼，又有多少小孩子會呀？可是漫畫里面就是這樣畫的，這樣講的，我也就是這樣運氣好地考上了那所學校。

其實我也參加了其他的考試，考上了台東的一些不錯的學校，甚至包括台灣東部最好的學校。而我爸爸覺得我還是應該去離家遠的地方，況且這學校也免費的。但是我媽媽不准，跟我爸爸據理力爭，說：「這孩子不能離開我們的視線，不能離開台東，他沒有離開過我的身邊，去那邊要自己洗衣服、縫扣子，要整理自己的生活，他怎麽可能呢？」我爸爸被她說到最後，只講了一句話：「你一個女人懂什麽？往那邊讀就對了！」

我要離開家的那天，大哥一路把我送到淡水，我牽著他的手，他眼楮看不到，我就是他的眼楮。我回過頭去看，發現我媽媽在哭，遠遠的樹後面，小學的同學們在跟我招手。我也不知道我將要去往哪里，沒有這種概念，淡水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對我們來說，出了這個山谷，任何地方都叫做很遠的他鄉了。以前很多人出去當兵，從此再沒有回來，所以我們的想法是出了這個山谷，以後會怎樣就不一定了。
就像我後來在歌中寫到的：悲泣的媽媽，懵懂的孩子。我就是這樣懵懵懂懂地離開了家。

我和哥哥從部落出來，走了七公里的路，來到太麻里溪頭的省道，要先從那里乘坐六個小時的「金馬號」長途巴士到達高雄，再轉乘晚上九點的火車去往台北。到達高雄以後時間尚早，於是哥哥帶我在高雄隨處逛逛。他聽說高雄大統百貨的七樓有個樂場，便帶我去玩碰碰車消磨時間。碰碰車場地里面，十幾輛載著小孩子的碰碰車橫沖直撞，互相間不時發出「砰砰」的碰撞聲。我沒有來過城市，沒有見過這麽多小孩子，更沒有玩過碰碰車，坐在碰碰車里面轉了一圈後，發現自己看不到場地外面的哥哥了。我急忙從車上跳下來，從車與車之間的空隙中跑出場地去找他，告訴他我不要玩這個了，哥哥就帶著我一起到七賢的火車站等火車，雖然路很遠，但我們還是步行。

我們走到火車站後，在旁邊的餐廳吃過晚飯，買票進了月台等車。小時候課本里畫的火車都是跑在田野里，從書上看火車很小，我也沒有見過車站，所以我認為我們要通過月台往外再走上一段路，也許火車在那樣的一片田野里等我們。但走上月台後，沒想到火車直接開進了這座「大房子」里面，巨大的火車頭「叮叮當當」地奔襲過來，我被嚇得對哥哥大喊：「火車要撞到房子啦！」然後拉起他的手就往外面跑。哥哥站在原地不動，我松開他的手，自己往月台口跑去。這時哥哥喊我回來，並告訴我，我們就是在這里乘火車，這就是火車接人的地方。
這趟火車是夜車，夕發朝至，晚上9點從高雄出發，早上6點到達淡水，中間需要在台北換一次車。我在火車上第一次看到還有茶水服務，坐席前桌子上有空茶杯，一會兒提著開水壺的列車員熟練地打開每個人的杯子，「嘩」地一下倒滿熱水。這個場景留給我的印象很深，讓我一直記到現在。

火車在黑夜中奔跑，外面什麽也看不見，只知道自己離家越來越遠。經過一天的奔波，我終於感覺到疲勞，在座位上慢慢睡去。
等我醒來的時候，火車已經到台北了。我們需要換車，哥哥拉著我去問要換哪一部車可以到淡水。當時台北到淡水的車程大約需要一個小時，在車上我又睡著了，直到聽到廣播里喊：「淡水到了！淡水到了！」，我才睡眼惺忪地睜開眼楮，向外面看了看，然後轉頭問哥哥：「這就是我要來的地方麽？」
「對，你要留在這里讀書。」哥哥說道。
我繼續問他：「這邊還有誰能聽懂我們的話？」
「沒有，這里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語言。」
我失望地和哥哥走下火車，步行40分鍾以後，在7點前到了學校報到。哥哥在校門口把我拉到牆邊，對我說：「你要在這里好好的讀書，我要回去了。」那時家里窮，哥哥不可能在這里住旅店，只能把我送到學校後，算好回程時間，坐車返回家鄉。

舍監和訓練新生的老師在學校門口迎接新生，我拎著皮箱，皮鞋掛在肩膀上。我小時候沒有穿過鞋子，更穿不了皮鞋。在排灣部落里長大的孩子都是不穿鞋子的，我小時候放牛時，走的路上布滿了各種植物的刺和堅硬的石頭，時間長了，我的腳底長了厚厚的繭，所以根本穿不進去皮鞋。在我之前進來的學生都穿著筆挺的服裝，而我卻還穿著家鄉的衣服，皮鞋掛在肩上，顯得非常特別，連老師都會笑我這個形象。

分配好宿舍以後，我和同宿舍的學生講話，他們卻聽不懂我講的國語。後來兩個原住民學長查看了新生資料，知道我是卑南族和排灣族人，所以特意過來看我，和我說我們自己的語言，這時我的心才稍有了點安慰。

在我剛到淡水念初一的時候，常常會想家，在家的時候我每天登高山，把牛騎到高山上去看海。我在淡水的學校也可以看到海，那海跟我們學校中間隔著一大片草原，上面卻一只牛也沒有。我寫信給爸爸，要他趕快把牛寄過來，我可以一邊讀書一邊繼續放牛。在我們的山上很難找到那麽多草，我在信里說這邊的大草原上面沒有牛，我可以在這里放牛，下課還能把它們帶到山溝去喝水，這邊的水草都足夠豐富。對我爸爸來說，這顯然是無法實現的事情，那時候連人過來都很困難，牛怎麽能寄過來呢？但那時候的我天真地覺得他真的會把牛寄過來，沒有等到他回信，我就越過學校的圍牆、鐵絲網，越過山溝去看那片大草原。而當我臨近一摸，那草卻只有短短一層，後來才知道，那原來是一片高爾夫球場。我的夢破了，就算牛過來也咬不動那個草。雖然到最後爸爸也沒能把家里的牛寄過來，但我還是會常常想念自己在牛背上的日子。我人生中寫的第一首歌也正是那首《牛背上的小孩》。

說起這首歌的創作，就一定要說起哥倫比亞咖啡館，也要說起李雙澤，但這一切卻都要從爸爸生病說起。

1970年，我20歲，那一年爸爸生病了。我的姐夫在台東的保健院里面當醫生，當他發現爸爸吞咽不下東西時，便帶他到台東的醫院去看病，那里的醫生懷疑他是食道癌，但台東的醫院沒有做切片檢查的設備，所以只有到台北才能弄清爸爸的病情。

姐夫打電話告訴我爸爸生病的事情，卻說沒有辦法帶爸爸過來，我只好回到台東將爸爸接到台北，負責他的醫療。我帶他到三軍總院和台大去看，結果證明是食道癌，而且有蔓延的可能。醫生跟我說要開刀動手術，我說那就動手術好了，我要救爸爸。

那個時候的台灣還沒有什麽保險制度，原住民得了這樣的病是不會去看醫生的。我作為他的兒子，看他這麽勇敢地面對疾病，於是也想和命運斗一斗，便開始拼命地工作賺錢。爸爸住院需要保證金，三軍總院也要，台大也要，不然進不去醫院。我艱難地拼湊出一些保證金送到醫院去，還把自己和另外一個朋友的身份證押在醫院里面來賒欠差額的部分。

在爸爸生病的前一年，我經人介紹認識了歌手萬沙浪，那時他剛剛退伍，跟自己的老樂團見了面，在台北一個醫院的地下室里練團。我們都是卑南族人，他也是我爸爸朋友的兒子。我當時聽了他們的排練，覺得萬沙浪的英文歌唱得非常好，但發現他們缺少一個給他和聲的人，他們樂團的鼓手、吉他手都沒有和聲的能力，而我有在淡江中學時期唱四重唱的音樂基礎，所以我就向萬沙浪建議，由我來為他和聲。於是他決定讓我來試試看。

當時的樂隊除了主唱以外，通常沒有單獨的和聲歌手，我沒有樂器，空著手站在那里和聲是很奇怪的事情。他們樂團當時正好沒有鍵盤手，而很多歌曲又必須有鍵盤的聲音才能讓音樂的表現力更強。於是他們便教我彈鍵盤，讓我在充當鍵盤手的同時來和聲。好在我小學時候有過為合唱伴奏的經驗，所以很快就能學會，並與萬沙浪配合和聲的效果非常好。這種和聲的效果讓萬沙浪的聲音更加從容而豐富，我也因此成為「潮流樂團」的正式成員之一，做了一名和聲歌手。

當時正值台北六福客棧開業，那里迅速成為人們追捧的時尚據點。它的二樓開設夜總會需要樂團演出，便開始組織全省樂團評比，優勝者入駐這里演唱。消息散開後，全省20多個知名樂團一下子都參與進來，我們「潮流樂團」當然也要去參與競爭。這些樂團高手雲集，競爭異常激烈，但我們最終幸運地脫穎而出，贏得了在六福客棧駐唱的工作。當時我們欣喜若狂，覺得自己就是台灣第一樂團！從此，潮流有了固定的演出場所，我也有了穩定的收入。

但六個月後，突發變故。萬沙浪在六福客棧與客人發生爭執，最後演變成我們都參與進去的斗毆，六福客棧因此停止了我們的演出，我們失去了工作。在這之前，萬沙浪在和歐威他們拍《風從哪里來》，並演唱了電影的主題歌《風從哪里來》，這時候萬沙浪的老板剛好從新加坡來了，說這個電影殺青了，他的新歌也要發出來，要開記者招待會。萬沙浪決定將樂團解散，因為他從此要走國語流行歌的路線了。
萬沙浪的電影一出來，歌一出來，一夜之間便成為了台灣最耀眼的新星。那時候名氣很大的歌手余天在第一飯店演出，一個晚上的演出費是三千塊台幣，而萬沙浪一出場就是三萬塊，真是「天價」了。

在萬沙浪受邀演唱《風從哪里來》的時候，我時常陪他去錄音，一度我成了他的小跟班，在旁保護和協助他，但同時我也在尋找自己的出路。後來一位從日本回來的朋友因為知道我正苦於為父親籌醫藥費，所以出資和我一起開了台灣的第一家鐵板燒餐廳——洛詩地（The lost city），為我增加收入，並介紹我到他父親的紡織廠工作。這段時間我一邊看店，一邊在紡織廠工作，但父親的醫藥費實在太高了，即使打兩份工也依然入不敷出，我只能繼續尋找其他工作。很幸運，在哥倫比亞大使館咖啡館推廣中心（俗稱哥倫比亞咖啡館）彈弗拉明戈的阿美族同胞楊光野這時候給了我一個好機會，他介紹我到哥倫比亞咖啡館去唱歌，時間是每周的一三五。

就這樣，我成為了一名在咖啡館里駐唱的歌手，其實我並不在乎誰在下面聽我唱，更沒管歌的事，反正我會唱很多歌，我就是要用這份工作的薪水來幫爸爸治病。我是個意外的歌手，萬沙浪卻是天生的歌手，他往流行歌那邊走去，而我走到哥倫比亞，沒想到這條路走下來，竟是民歌的搖籃了。

在哥倫比亞咖啡館駐唱的時候，我認識了李雙澤。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72年，那時我唱歌的地方前面有幾張桌子，半圓形地圍繞起來，座位的中間是一個很大的回旋樓梯，回旋樓梯是鐵板做的，如果有人走上來便會砰砰作響。李雙澤個子沒那麽高，人也很胖，看上去有點邋遢，牛仔褲不知多久沒洗過的樣子。他胸前掛著個照相機，身後背了一個他畫畫用的畫架，看起來像個流浪漢。

我正在唱歌，他乒乒乓乓走過來，往最前面的那個椅子上一坐，開口便直接喊我的名字：「胡德夫！我聽說你是山地人呀？你是哪一族？卑南族？好，那你會唱卑南族的歌嗎？」那時候台灣人叫我們山地人，不會叫我們原住民。他這樣問我，直截了當地說：「Bob Dylan的歌我會唱，但是我們自己的閩南歌我也會。你把卑南族的歌唱給我們聽吧。」

那天在場的人我誰都不認識，而他卻大概都認識，他就是這樣的一個文青，跟席德進他們都是哥們。他還跑到恆春去聽陳達唱歌，跟陳達也是朋友。他那樣一個大學生走過那麽多山川大河，對自己的土地那麽用心，所以他寫《美麗島》，實在是夠資格的人。

他幫我吆喝的那一下，讓我在上面愣住了：我才來上班沒多久，你就來踢我的館呀？ 李雙澤問我會不會唱卑南族的歌，說實在話，我沒有在卑南族的地方住過，而是長大在排灣族的地方——大武山下。我小時候並沒有唱過歌，被他這麽一問，我在那邊發愣了很久。

他看到我有點尷尬，就說先唱他們的歌給我聽。他上來唱起陳達的《思想起》，而那個時代唱這樣的歌是不入流的，是根本不能唱的東西，所有的人都這樣認為。但是他唱得很自在，很有力。我在台下聽他唱的時候，心里一直在找歌，我到底會不會卑南族的東西？後來我想到我爸爸唱他同學寫的一首歌，也就是《美麗的稻穗》。

這首歌有三段歌詞，分別講稻米，森林和鳳梨，而我只會前面講稻米的那一段歌詞。小時候只有我一個人在爸爸旁邊時，常會幫爸爸添飯、斟酒，他喝醉的時候就會把這首歌哼唱給我聽。我爸爸五音不全，當我回想起這首歌，想把這它串起來的時候感覺很難，不過我還是知道這首歌韻律的大概走向，但歌詞我就只能胡謅了。我把第一段歌詞唱三次，唱完之後我告訴大家這首歌叫做《美麗的稻穗》。其實這首歌原本是沒有名字的，我按照歌詞里所講的稻穗，把它的第一句當作了名稱，為這首歌取名為《美麗的稻穗》。

出乎意料的是，滿滿在場喝咖啡的人全部站起來鼓掌並驚嘆道：「哇！有這個歌呀？」李雙澤說：「我們就是有歌，就是有歌！」 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邊，在那個地方彈唱了幾個月都從來沒有人站起來為我拍手的，大家早已聽習慣了這些歌，並沒有什麽稀奇。但是那一次卻不一樣，我就像被一陣台風吹過，回去也睡不著了。那天晚上，李雙澤幫我提吉他到我的鐵板燒店里去，在那里吃了一頓夜宵，楊弦也和我們在一起。

後來我們三個人結為很好的朋友，楊弦向我學唱《美麗的稻穗》，學完以後開始嘗試自己寫歌，李雙澤告訴我也來寫點什麽。但我寫什麽呢？我連譜子都不會看，我能寫什麽歌呢？李雙澤卻對我說：「你會唱很多的英文歌，民歌那麽多，都是寫他們自己鄉村的故事，你不是常常講放牛的故事，那你就寫寫看。」我覺得他說得對，就開始寫《牛背上的小孩》了。

其實我一直惦念著我們村庄的人們，村庄的那些歌聲，惦念著父母親生我養我的感情。我也會想念我的牛，會想念天上的老鷹。我覺得都市是平的，腦海里面經常會浮現出山谷里所有的景色，在如此濃烈的鄉愁之下，《牛背上的小孩》就這樣被我寫出來了。

在我寫這首歌的同時，李雙澤在寫《我知道》，楊弦寫《鄉愁四韻》，我們寫到一半的時候會互相唱一段給對方聽。我們這三個臭皮匠都不是學音樂出身，卻整天煞有介事地唱來唱去。人家說我們無病呻吟，但誰會知道，民歌的搖籃也就由此而來。

雖然有了在哥倫比亞駐唱的工作，但爸爸的藥費還是不夠用。在他住院以後，一年半的時間里開了三次刀，讓他吃了不少苦。但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經歷，我的肩膀也變得硬了起來，一心想要分擔爸爸生病住院的事情。

那個年代，一般人如果得了癌症，大都會絕望的，覺得哪里都不要去，留在家里准備走了，因為高額的醫藥費沒人能負擔得起。爸爸用了一種德國的藥，一針打下去就要三千塊台幣，那時候一個「部長」的薪水每月才七千塊錢，我一個月掙一兩萬都不夠用了。

那三年里，我一直在想辦法掙錢為爸爸治病，但很可惜，爸爸最終還是走了。我沒有辦法看到他最後一面，醫院發病危通知的時候，醫生已經確定他大概一兩天就會過去，醫院用車載他到停機坪，我的姐夫帶他坐飛機回台東去。我在醫院還有很多債務，根本不能離開，我只好叫一個朋友守在那邊，自己留在醫院用兩天的時間把債務處理好。最後錢還是不夠，我叫了幾個朋友又押上他們的身份證，我一定要趕回去看爸爸最後一面。在我回去的時候，他剛好叫了我的名字，就那樣走了，而那時候我剛剛趕到家里。

爸爸走了以後，我聽媽媽說，爸爸那種「牛」的個性，痛苦或是難過，在我前面從不會表達出來。我每次從外面忙完回來，看著他，陪著他，他都是一副很樂觀的樣子，其實他非常痛苦。媽媽說，只要我一出門，爸爸便把整個氣都泄在我媽媽身上，這里痛，那里痛，媽媽簡直無法承受他這樣的痛苦。但是爸爸看到我的時候卻是那樣堅強，所以不管我在外面如何忙碌，我都覺得要把壓力吞下來，我要和他一樣堅強，這對當時的我來說，似乎是一種兩個男人之間的相處方式。那個時候我才真正知道什麽叫做為家人負擔一些東西，以前面對父母親，都只是依靠。

爸爸走的時候，我的那首《牛背上的小孩》已經寫完了。對我來說，這是特別有紀念意義的一首歌，歌里面最後的一句「牛背上的孩子還在牛背上吧」，其實是我自己在和曾在山谷里面放牛的那個孩子對談，但我卻已不可能再回那個美好的時光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