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9年開始，大略11年間，我在台灣先后任教於中正、佛光、世新、成功和「中央」諸大學。2013年上半年是我在台灣任教的最后一個學期，在我離開台灣杏壇前兩個月，台灣「中央大學」和台灣師范大學的關啟匡、陳嘉駿和林柏宏諸博士生要對我進行專訪，同時參加的還有世新大學的王立業、李玉馨，台灣「中央大學」的李哲欣、譚宇權和政治大學的李彥儀。為了不辜負同學們的期望和盛情，我在此兩個月與他們作了共十余次訪談。本書就是這些訪談的結晶。
我一生的命運是坎坷不平坦的。1938年出生在日本侵略鐵蹄的炮火聲中，襁褓中的我就和家人逃難到貴陽。抗日戰爭勝利后，雖然回到了南京，但不久國內戰爭爆發。當國民政府逃往台灣時，我隨家遷到江蘇無錫。1951年進入無錫市輔仁中學讀書，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時代，我縱身到知識的海洋中學泳，此期間，也引發了我投身於哲學事業的興趣和志向。
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賀麟教授、洪謙教授和馮友蘭教授，研習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美好的前程似乎翹然已待。然天有不測風雲，正當我開始以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熱忱投入哲學研究時，非同尋常的人生苦難悄然降臨。偏重於西方哲學的學習在當時竟然不可思議地成為無視馬列主義學習的罪行。年方19歲的我不久就被打成右派，而且還被迫暫時離開北大去門頭溝區齋堂勞動。在齋堂艱辛的勞動中，我經歷了生與死的考驗，斯賓諾莎的教導「自由的人絕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有力地支撐了我繼續研究和生活。
1960年，右派帽子得以摘去，復回北大哲學系繼續學業。然而，摘帽右派並不等於不是右派，我仍在相當程度上遭受監督、疏離和歧視，以至於在1963年畢業之際，在已經唯一地通過從英國回來的中國科學院哲學所溫錫增先生的研究生英文哲學甄選的情況下，仍然由於右派身份而被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拒絕錄取。最后，我被分配到陝西省咸陽專區永壽縣工會，承擔職工業余教育工作。
在大西北黃土高原這片土地上，我整整生活了15個春秋，並先后經歷了「四清」、大批判、「文化大革命」種種政治劫難，工作也從學校到農村、工廠，甚至當過采購員。不過，這一切都阻擋不了我的治學熱情，這一時期也可以說是我的哲學沉思最為可貴的時期。在苦澀而沉重的生活體驗中，我深刻地領悟到了哲學與人生、哲學沉思與德性培養的根本聯系。這種領悟在某種意義上也正與我多年鑽研的斯賓諾莎哲學的精髓交相輝映。恰恰也是在此期間，我完成了一生的主要著作《斯賓諾莎哲學研究》近百萬字的初稿。
1978年，伴隨着「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我的政治生命和學術生命迎來了重大轉折。我在該年順利地考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並以不到9個月的修讀時間完成了全部學業，成為全國第一個提前畢業的研究生，並擔任了賀麟教授的助手。這可以說是自己哲學生命最旺盛時期的一個開端。除了幫助賀師整理文稿外，我還勤力撰述了大量有關斯賓諾莎哲學的文章，為已經醞釀了30余年的《斯賓諾莎哲學研究》的出版作最后准備。
但是，正如有人說的，這種提前畢業於我並不是福而是禍。正當我准備在哲學上發展自己的美好前程時，不知什麼原因，我不得不離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1981年，我被分配至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這是政府研究機關，主要為政府政策服務，它沒有研究生院。在這里，我不僅失去了很多學術資源和條件，而且更重要的，也是自己感到最大不幸的，是沒有培養自己的學生。
不過，這一切並未阻礙我繼續研究哲學的決心和毅力。1983年，我獲得德國洪堡基金會資助，赴德進修兩年。重點研究的課題是斯賓諾莎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最終成果以《斯賓諾莎與德國古典哲學》（德文）在德國出版。其間還與德國教授L?Geldsetzer合作編寫了中德對照本《中國哲學辭典》（三卷）。由於對中德哲學交流作出貢獻，我於1984年10月受到時任德國總統卡斯頓斯的接見；1991年榮獲德國杜塞爾多夫大學哲學名譽博士頭銜，這是德國二戰后授予中國學人的唯一一個哲學名譽博士；1992年又獲得國務院認定，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德國的學術深造使我在此后30年以傳介和發展詮釋學為核心。1990年后，我多次赴德國、我國香港等地講學。2000年退休后，赴台灣地區各大學講學十余年。1994年,我的代表作《斯賓諾莎哲學研究》（1993，人民出版社）獲北京市第三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1996年，我的譯着《真理與方法》獲北京市第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在學術上我是很低調的學者，沒有像別人那樣要創造什麼新體系和新思想，而是走了一條艱辛地傳介和重構當代主要哲學傾向的路子。台灣學生曾問我，到這個年齡我對於自己的哲學自我評價是什麼，我認為，首先要說明的是，我走的哲學之路不是純粹創造性的路，如有些人自認為的那樣，而是重構過去哲學之路；但這一重構又不是原原本本地重蹈過去哲學的老路，而是希望通過解釋過去哲學提出一種創新之路，也就是重新回復過去而創新。這一進路就是我所理解的詮釋學之路，我認為這是我們許多哲學家所走的路。孔子說述而不作，就是指解釋而不創造，創造是聖人的事，我們作為人只能夠解釋。當然，這種解釋也不是純粹的復古守舊，而是一種新時期的創造行為。
有人曾以「事件型文人」和「作品型文人」來描述當今一些文人，說「為數不多的事件型文人，總能以自己弄潮兒的天賦，占據輿論制高點，遂使那些埋頭寫作、性格內斂的作品型文人日趨門庭冷落」。當然，后者原本就為數寥寥，更不用說，這里所說的作品是指堪稱真正作品的，而不是指那些嘩眾取寵，毫無獨立見識的東西，后者在今天的書攤上比比皆是。如果作品是指真正稱得上作品的作品，那麼我自認為自己就是這種作品型的文人，而不是那種弄潮兒的事件型的文人。在這里我想起友人李幼蒸先生對利科哲學所作的評價：利科的重要性，不在於其完成了什麼理論體系（如果這樣，他也許就不那麼重要了），而在於他努力智慧和誠實地將時代各種相互分歧或對立的認識論張力關系勇聚一身，並企圖對其加以探索和協調。
可能利科這一方向正是我的方向。在我的哲學生涯中，我始終注意當代西方哲學與西方哲學史、歐陸理性論哲學與英國經驗論哲學、現象學與分析哲學、現象學與詮釋學、本體論與知識論的綜合。
當然，我的一生是充滿不幸和挫折，以致非常艱苦的一生，我始終處於一種孤獨的境遇中。正如伽達默爾所說，孤獨是一種受傷害的形式，說某人感到孤獨，就等於說某人已經受到傷害，但是，也正如伽達默爾所說，這種孤獨只是單獨的一個方面，即它脫離朋友，被朋友圈遺棄；可是如果從人在社會中的自我異化來看，單獨又是一個哲學家所走的路。伽達默爾曾說，海德堡的「哲學家之路」並不是因哲學教授而命名，而是那些具有歷史感的單獨之人經常散步的道路。哲學家想借此同以往的時代取得一種內在的聯系，自由而獨立地思考，尋求自然的內在精神。
歌德曾說「誰曾經歷過單獨，啊，他就將一個人生活」。單獨對於人的靈魂有一種魅力，它幾乎能喚醒一種醉意，使人神往。黑格爾曾說，並不是主人，而是奴隸才具有真正的自我意識，這並不是因為奴隸把主人置於享受的鎖鏈之中，而是因為與依賴於奴隸服從的主人相比，奴隸總是具有更高的自我意識，亦即具有對自己的能力的意識，他在勞動能力中發現了自己的意義。
悲情、低調和孤獨，這是我的基本特征，但也不完全就是我的唯一特征。在此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我同樣有樂觀、進取和奮斗。我經常以斯賓諾莎和費希特作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榜樣。斯賓諾莎沉着而冷靜地面對苦難，不悲天憫人、自暴自棄；而費希特則始終激情而樂觀地投人生活，堅強不屈、勇往直前。把他們兩者結合在一起體現了靜與動、陰與陽、柔與剛的完美結合，如此，在人生幸與不幸、順與逆的過程中就可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幸喜老天對人是公平的，盡管我很長時問內受到不幸的遭遇，但老天給了我一個較好的身體，使我在此耄耋之年還能著述和講課。
本訪談錄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我個人從中學時代到現在的種種經歷，幸與不幸的交集；第二部分是我的老師的情況以及我對哲壇的一些看法；第三部分是我過去所寫的回憶文章的匯集。
訪談錄不同於回憶錄，回憶錄可能按歷史時間的順序和個人事件的次序進行撰寫，而訪談錄卻是按照訪談人的提問進行回答，因而文字的組織可能有些紛亂，時間也可能會倒錯。盡管我在最后審稿時作了較大的修改，疏漏可能仍然存在。另外，所談的事件主要是從我個人的體認和理解出發，有些可能有誤，在此再次懇請同仁批評指正。
本書中的注釋大多為陳嘉駿博士所加，在此表示感謝。本訪談錄在最后修訂過程中，得到了干春松、唐文明諸教授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學術出版中心楊宗元主任的全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謝意。
洪漢鼎
丙申年春節修訂於北京怡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