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的選擇與挑戰

序言
農業政策
政策系統循環子系統的整合：農業經營組織發展政策選擇
我國專業大戶轉變為家庭農場先決條件話語分析
——基於土地流轉角度
區域發展與環境政策
破解效率與平衡的沖突
——論中國的區域發展戰略
基於DEA的行業環境效率分析及其政策含義：上海的經驗
金融與保險政策
基於知識圖譜的通貨膨脹理論前沿分析及對貨幣政策的啟示
牲畜小額保險對生豬死亡率、出欄量及疫苗使用的影響
——基於中國准實驗經濟學的研究
扶貧與福利政策
為什麼開發式扶貧政策不能根治中國農村貧困
——貧困成分的視角
秩序的價值與民眾的社會福利
——公共支出政策的福利效應研究
政策分析方法
理解政策網絡方法：英國農業政策發展的經驗

經濟政策一直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無論是政策設計與決策咨詢，還是政策效果評估都離不開經濟學家的努力。事實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政策尤其是貨幣金融政策的決策與制定背后都有作為顧問后甚至核心成員的經濟學家的身影。當然，有些政府金融部門的負責人本身就是出身於經濟學家或經濟學研究背景。

對於這一現象，我們可以提出幾個問題值得思考和討論，一是經濟學對於經濟政策研究的優勢或價值有哪些？二是經濟學對經濟政策的研究存在哪些局限性與不足？三是政策科學對經濟政策的研究與經濟學的視角有何不同？兩種是否可以結合？如何推動政策科學與經濟學研究的交叉與融合？

經濟學對經濟系統的分析形成了一套高度形式化與復雜化的理論模型，對經濟系統尤其是市場的運行有深刻的解析。包括局部均衡分析與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經濟系統進行一個系統動力學的建模，這種考慮了系統結構與時間動態因素的分析模型對於判別和把握政策干預的最優作用點以及可能的作用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經濟學對經濟政策的制定不僅側重於經濟運行內在邏輯的解釋，而且同樣也可以基於經濟解釋對經濟系統運行的方向以及政策干預的潛在效應進行評估與預測。

當然，以行為分析為特征的經濟范式的轉換包括信息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是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的一個重要補充和完善。這是經濟學對於政策研究具有其他任何學科難以比擬的獨特專業性優勢與價值所在。這意味着高度專業化的經濟學語言也提高了經濟政策分析的理論門檻，若非經過專業化的經濟學訓練，一般是難以理解和掌握經濟學分析工具的。

但是，經濟學方法對於經濟政策的研究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是經濟學側重於政策的資源配置效果的研究，而相對忽視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研究。

經濟學家能夠分析與比較經濟政策的效果差異，但很少關系經濟政策是如何被決策和制定的以及經濟政策選擇的影響因素有哪些等問題。雖然公共選擇理論或新政治經濟學試圖彌補這一不足，以制度供給與需求分析來重新構造一個將政策或制度作為「產品」的政治市場模型，以考慮各種影響政治過程的因素是如何塑造公共政策供給和需求曲線的移動，從而決定經濟政策制定的邏輯的。不過，公共選擇的分析方法對於缺乏公開的黨派競爭尤其是政治（市場）交易的政治體制而言，還是難以直接運用於政策制定的過程分析的。

其次，經濟學對經濟政策的多重目標及其合理性或目標優先序確定的論證常常是忽視或缺乏的。如本期陸銘和白寬虎的文章《破解效率與平衡的沖突》討論了效率目標與區域平衡發展目標間的沖突；吳開亞的文章《基於DEA的行業環境效率分析及其政策含義》涉及到節能減排目標與經濟增長目標的沖突；陳名望等的文章對通貨膨脹控制目標與經濟增長目標的沖突等對貨幣政策的含義以及如何平衡考慮的。

即為什麼經濟政策的一個目標對於決策者而言會比另一個目標更重要或更優先考慮？經濟學家對經濟政策的研究顯然會觸及到不同政策目標的相對重要性或沖突問題，但是，經濟學由於放棄對政策過程背后各個政策目標相聯系的政治力量的分析，其通常不會直接處理政策目標在價值與政治上的重要性，而僅僅從經濟效率或對社會總福利函數的影響等角度對政策目標的權衡作出判斷。顯然，這樣的處理對經濟政策的選擇與制定而言是遠遠不夠的。

再次，經濟學理論形式化與計量實證研究對經濟政策選擇的局限性。一方面，理論經濟學的高度形式化增強了學科的邏輯性和科學性的同時，卻大大弱化或犧牲了經濟學理論對於政策決策咨詢的實踐指導價值。

其原因十分簡單，經濟理論模型的形式化或數理化水平越高，其邏輯與結論推理所依賴的假設條件就越復雜和嚴格，而現實的條件卻難以滿足理論的各種假設條件，於是，其理論推演的政策干預建議對於政治家或決策者而言就非常缺乏說服力。

另一方面，經濟學越來越依賴於計量實證研究，大量的復雜的回歸分析，無論是回歸方程設計與檢驗方法多麼科學，但改變不了回歸實證方法的本質是檢驗政策目標或因變量與作為影響因子的大量自變量之間線性相關關系。

可是，現實中的經濟政策及其所作用的經濟系統存在大量以高度復雜的交互作用為特征的正負向反饋循環機制。這意味着經濟系統中許多變量之間的影響相互作用且作用方向可能存在多重路徑包括作用正負方向的差異，這一點可以從趙德余的《政策系統循環子系統的整合》一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因此，僅僅依賴於回歸方法的線性關系的顯着性提出政策干預的建議在政策工具選擇的論證邏輯上本身就存在缺陷。

此外，經濟學對政策實施的研究缺乏內在的機理分析。這個缺陷是與上述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密切相關的。如經濟學實證研究方法能夠測量出公共政策的福利效應（參見本期趙永亮等人的論文），章元的論文能夠分解出貧困的類型與組成成分，以及陸銘的論文對區域平衡戰略推進中的效率損失進行測量等等，但是，以上研究都沒有深入地探討和解釋清楚以上經濟政策的實施為什麼以及如何產生出計量實證分析所顯示的結果？以及這些結果產生的內在機制是什麼？具體來說，如為什麼不同的公共支出政策會對民眾的社會福利產生不一樣的效應？為什麼開發式扶貧政策不能根治中國農村的貧困？區域平衡戰略目標為什麼以及如何對經濟效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以上這些問題的回應需要勾畫出經濟政策作用於經濟系統的路徑與結構模式，正如趙德余討論的《政策系統循環子系統的整合》與Mash/Smith的《政策網絡分析方法》所做的政策系統結構解剖一樣，否則的話，就難以理解經濟政策實施的成功或失敗的內在原因及其機制問題。

既然經濟學在經濟政策研究方面存在上述諸多的缺陷，那麼如何克服和解決上述問題呢？一個可能的發展方向無疑是推動經濟學與政策科學的交叉研究。可是，該如何推動這兩個學科的交叉研究呢？

應該說，新政治經濟學（包括制度經濟學）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試圖推動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的交叉發展，而這一努力與經濟學及政策科學的交叉結合似乎是高度一致的。

尤其考慮政策科學過去一直是政治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新政治經濟學對經濟政策的特別重視就容易理解了。因此，政策科學與經濟學的交叉發展應該在充分借鑒新政治經濟的進展的基礎上豐富與深化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研究，尤其是吸收並綜合經濟分析、制度分析與網絡分析以及系統動力學等方法的優勢。多個學科交叉研究可以克服主流經濟學研究的不足，提高經濟政策研究的科學性、可靠性以及對政策決策咨詢服務的實踐指導性。當然，限於國內政策科學發展還是相對落后的現實，政策科學與經濟學的交叉發展還仍然任重而道遠，大量的效果研究成果的出現看來尚需時日。

趙德余
201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