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金

序言
出埃汲
曠野時代
神化
極遠之地
文獻說明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在南方陳腐的深淵中發生的那些關於信仰和暴力的偉大道德傳奇，如今都已像是一個地質年代之前的事情。隨着歲月的推移，人們已很難想象那時候的南方，有多麼像美國國土中一個徹頭徹尾的國中之國。嚴酷的種族隔離制，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由司法當局和行政當局頑固地執行着。

深陷其中的南方，實在是更像當時的南非，而不像這個國家的其余部分。與此同時，在人的狀況方面，南方似乎又是一個更為守舊、更為原始和更為粗獷的地區，種族觀念極強，朴實而刻板，又時乖運蹇，與一般美國人理性而樂觀的情感格格不入。雖然如此，由於奴隸制及其后續的隱性形式——種族隔離，南方注定要成為磨難之地，整個國家的良知與根深蒂固、無所不在的種族病在這里發生着周期性的斗爭。

早在傑斐遜的時代，人們就已經在形成共識，這個共和制國家最終面臨的唯一難馴的根本危機是種族分裂——美國人的政治冒險孕育於如此勇敢的雄心和深邃的思想，然而也許從其發軔之初，從第一個披枷戴鎖的黑人踏上這片大陸的海岸開始，就埋下了禍根。實際上，自那以后，這種原罪就以各種各樣的形式，一直縈繞着我們。南方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直接更密切地生活在這種罪惡中，似乎注定要成為美國在清洗其原始的恥辱和罪惡時，舉行間歇性陣痛的暴力儀式的地方。

民權運動成了這個國家在南方驅除其原罪的最后努力，並發展成為自內戰以來最具史詩性的道德劇。在那些短暫而激情澎湃的歲月發生的事情，是人文精神的一種奔放的抒發，卻傾瀉在一種不大相宜的環境中——在南方陽光熾熱的腹地中煢煢孑立的荒涼小城和破舊市鎮。在民權運動持續期間，南方本身似乎就漸漸地變成了一個離奇的所在。遍及其鄉村，都能看到一些奇異的來訪者，一些來自冬季嚴寒的北方和溫柔伊甸園般的加州的文質彬彬、真誠懇切的年輕傳教士。他們渾身洋溢着來自哈佛大學的研討會、來自伯克利書店的徹夜討論的激進的人道主義熱忱。他們冒着潮濕的水汽和油脂一般蒼白的烈日，奔走在密西西比河畔和南佐治亞。他們戴着眼鏡，只吃素食，有時會大失所望，有時也會情緒波動。和他們一起的，有眼神如同地獄之火的民權組織的青年黑人巡回牧師，他們俏皮地歪戴着的加勒比種植園帽，低低地遮住了他們的臉，紅色的扎染印花大手帕則插在他們鹿皮靴的頂端。他們坐着搖搖晃晃的客貨兩用車和沾滿污泥的馬車，風塵仆仆地從一個城鎮趕往另一個城鎮，總是憤怒、急躁，不知疲倦地喋喋不休……那些因信仰而發狂的日子啊！

那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天，我被突然拋人那場聲勢浩大的民間道德劇的熱浪和喧囂中。當時我是《新聞周刊》(Newsweek)駐亞特蘭大站的一名實習記者，而《新聞周刊》那時也還是個毛頭小伙子——一份剛從南方小城鎮中嶄露頭角的地方性刊物。一個悶熱的夜晚，在亞拉巴馬州的一個小鎮上，我站在一座像鞋盒一樣的教堂的后部，教堂里擠滿了黑人女仆、看門人、美容師、中小學教師——所有的窗戶都打開着，但窗外的夜空中也彌漫着熱氣，打着「人民殯葬協會」廣告的硬紙板被當作扇子，在密麻麻的一排排汗津津的臉旁扇動着——一位當地衛理公會的傳教士，一個身材笨重、汗流浹背的男人，那天下午剛剛獲釋出獄，正帶領他們高唱那些音調鏗鏘的民權運動聖歌：「噢，自由!噢，自由!噢，給我自由，給我……」我走到室外，在一棵楝樹的黑影下站立了片刻，突然感到一陣眩暈。我用顫抖的手指點燃了一支香煙。教堂里傳來的歌聲在夜空中回盪着——「我寧願埋進墳墓，自由地回家去見我主，也不願再做奴隸!」——我仍然清楚地記得當時我的皮膚一陣陣發麻，我沖口而出：「仁慈的上帝啊。」這樣的時刻，是許多記者一生中都曾遇到過的大馬色路上的經歷。
……

金也會頻繁譴責「肉欲的罪惡」。他在一次布道時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兩個自我。生活的重大責任就是永遠讓較高的自我起主宰作用，而不要讓較低的自我占據上風。」但在他死后沒過多久，關於他婚外情的報道就開始出現，激起陣陣漣漪。這些傳言起初幾乎令人無法相信，因為實在太荒唐，根本不符合他那鐵面無私、庄重威嚴的公共形象。然而，隨着他在旅館房間里淫盪嬉戲、與多人發生私情的報道不斷增多，並且來自可靠消息來源的報道也足夠充分，人們再也無法對傳言提出合理的懷疑了。一些起初為他辯護的人認為這只是一個熱情似火的男人沒能約束住自己的激情。

但事實絕不止於此，從金跌人了他本人時常譴責的「低我」這件事，你可以感覺到一個男人異乎尋常的痛苦——既要維持他所領導的群眾性道德斗爭的崇高精神，又要面對日益增長的死亡威脅，使他終日困於幾乎無法承受的壓力之下——於是他不時地通過肉體上的放縱來尋求釋放。他就這樣經歷着精神的超越與肉體的痙攣之間無窮無盡的循環交替。由於金過度的負疚傾向，他覺得像這樣墮入較低的自我，褻瀆了自己公眾使命的高尚性，似乎只能通過時刻准備着一死來得到救贖——實際上，這種對死的預期，從他最初投入蒙哥馬利事件時，就開始存在了。在某種意義上，金投身的運動所激起的外部擾動，一直伴隨着一種雖然無形卻同樣狂暴的金的內心斗爭。

歷史上很多普羅米修斯式的道德楷模都有像這樣的陰暗面——據甘地的親友們后來所述，甘地本人報復心極強，對家人和其他與他關系密切的人相當傲慢和冷淡，他「貪得無厭地迷戀權力，不屈不撓地追逐權力」——但陰暗面卻都無損於他們的榮耀。更確切地說，反倒給他們后來風靡一時的膚淺形象增添了極大的人性意味。但是我們還沒有學會調整我們對這類人物的理解，以領會索福克勒斯、大衛王的歷史記錄者、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等古代預言家早就明白的道理——惡可以披上最文明、最明智、最可敬、最正直的外衣，善也可能看上去荒謬可疑、剛愎任性、不幸而有缺陷，就像格雷厄姆•格林(GrahmGreene)筆下那些放盪、卑劣，既像神叉像鬼的聖人們一樣。拋開人們對金的所有敬畏和稱頌，真實全面的金最終給我們的啟示應當是，實際展現在我們面前的這位道德英雄——我們的先知——是以怎樣令人痛苦的復雜形式，多麼神秘地將善惡混雜為一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