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

致中國讀者
推薦序
二十五年後再評《西方的興起》
英文第一版前言

第一篇 中東統治的時代（至西元前500年）
第1章 歷史的發軔
第2章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勃興
第3章 文明的傳播：早期階段
第4章 中東世界性文明的興起（西元前1700—前500年）
第5章 印度、希臘、中國三個週邊文明的形成（西元前1700—前500年）

第二篇 歐亞文明的均勢（西元前500—西元1500年）
第6章 希臘文明的擴張（西元前500—前146年）
第7章 歐亞生存圈的聯結（西元前500—西元200年）
第8章 野蠻人的進攻與文明人的反應（西元200— 600年）
第9章 中東的復興（西元600—1000年）
第10章 草原征服者與歐洲的遠西部（西元1000—1500年）

第三篇 西方統治的時代（西元1500年至今）
第11章 遙遠的西方對世界的挑戰（西元1500—1700年）
第12章 蹣跚起步的世界均勢（西元1700—1850年）
第13章 西方的興起：全球範圍的世界主義（西元1850—1950年）
結語

注釋
索引
譯後記

（一）致中國讀者／威廉•麥克尼爾

非常高興拙著《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以下簡稱《西方的興起》）》中文版問世。為此，我首先要感謝中信出版社和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的積極努力，同時也希望本書能夠對那些試圖以新穎的路徑洞悉人類歷史的中國讀者有所裨益。在日益全球化的當今世界，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以全球視角審視整個人類的歷史。

《西方的興起》一書最初是在1963年出版，也就是半個多世紀以前。我最初構想這本書是在我的學生時代，即20世紀30年代，而潛心撰寫則是在20世紀50年代。因此，本書可以說是反映了當時那個時代的史學狀況。比如，本書很少論及早期非洲史，這是因為當時這一領域的研究還尚未展開。

《西方的興起》出版後便引起很好的反響，但不久我就覺察到該書在全球史研究的某些方面存有欠缺。因此，我又寫了兩本書試圖加以彌補，這就是1976年出版的《瘟疫與人》（PleaguesandPeoples）和1982年出版的《競逐富強》（ThePursuitofPower）；前者講述疾病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後者繼續圍繞技術與政治力量之間關係的主題並將敘述推進至20世紀。事實上，這一主題在整部《西方的興起》一書中多有闡發，但在對上一個千年的處理上卻不甚明顯。因此可以說，上述三部著作共同構成了我的世界史觀。後來，我和我的兒子約翰•麥克尼爾一起撰寫了第四部著作《人類之網》（2003年），試圖總結我（和約翰）對世界史的總體思考。

在上述四部著作中，《西方的興起》是最初也是最為詳盡的一部，它反映出我的一種信念和主張，即所有人類社會在不同程度上都是相互關聯的。當然，這一認識在當今時代比在此前的數千年裡更顯真實，但在部分關聯這一點上卻是恒久真實的。這部書反映的我的另一個信念是，社會變革常常是與其他社會接觸後的產物，採取的方式要麼是模仿，要麼是應對。這一強調不同社會、不同文化間關聯（而不是彼此獨立的發展）的研究思路在世界史學者間獲得了不少認同。當然，許多史學家為發展這一研究範式做出了貢獻，甚至迄今還在致力於完善它、細化它。我衷心希望《西方的興起》一書能夠推進這一研究範式。
無論如何，我還是希望讀者覺得《西方的興起》這部書值得一讀，希望它對讀者探求整個人類歷史的努力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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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薦序

一、《西方的興起》的學術淵源
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H.McNeill，1917—2016）所著《西方的興起：人類共同體史》是一部在西方史學界影響巨大的並具有承先啟後作用的“全球史”和“總體世界史”著作。要探討這種承前啟後的學術源流，應當把它放在20世紀世界形勢的變化和西方史學發展的總趨勢中才能瞭解其重要意義。

西方史學自19世紀起逐步形成了系統研究和有教學規範的一門學科，但當時的歷史條件也造成了其局限和缺陷，即“西方中心論”和狹隘的民族國家立場。

這種立場將歷史學變成了西方發展、擴張和宣揚個別民族“優越性”的國別史，而漠視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和人類整體的歷史，注重以文字材料為依據的政治史和重要人物與事件的曆史，而忽視了經濟、社會、科學文化發展的歷史和普通民眾的歷史。此後，由於社會科學和哲學在19和20世紀之交的迅速發展，也由於考古學、人類學在世界各地的新發現和新成果的陸續出現，在20世紀上半葉出現了一批從不同于傳統史學的角度研討論述整體世界史的著作。它們獨特的歷史哲學視角論述人類各個文明的歷史進程，比如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思想新穎、文筆生動的威爾斯的《世界史綱》，房龍的《人類的故事》，威爾•杜蘭的《文明的故事》等。

這些著作在西方思想文化界有相當大的影響，但在專業史學界卻未被廣泛接受。史學家們往往認為，這些著作從史學研究的角度而言失之空泛或膚淺，不符合史學研究的規範，並且其論述多有偏離史實之處。

他們中的許多人更認為從專業史學研究的角度而言，除了教科書和多人合編的通史而外，撰寫“整體世界史”是不切實際的。但麥克尼爾就是西方專業史學家中首先做了這種嘗試並取得重大成就者。

麥克尼爾於1917年生於加拿大的溫哥華，其父也是一名歷史學家。他後來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學習歷史，1947年在康奈爾大學獲博士學位後，一直在芝加哥大學歷史系任教，現為榮譽教授。麥克尼爾於1949年撰寫的《西方文明史綱》，半個世紀以來多次修訂再版，成為西方最暢銷的教科書之一。他有關中世紀歐亞大草原、中世紀威尼斯的商貿樞紐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英、蘇三國的合作與鬥爭的專著，也為史學界和社會科學界經常引用。麥克尼爾從1936年起就開始構思一部綜述世界各文明自古至今相互影響的進程的著作，1954年開始動筆，1963年，他的這部《西方的興起》出版。

這期間的27年，世界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兩大陣營的冷戰對峙、亞非眾多國家擺脫殖民統治而獨立和興起，以及經濟、科技的迅猛發展，等等，所有這些使全球各地的聯繫遠比以往更加密切。

在這種巨變形勢下，社會科學的重大發展進一步影響了史學研究，比如社會科學類型模式與比較方法的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與社會思想在學術界影響的增強，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研究的新進展和新理論的層出不窮，西方專業歷史學界如年鑒學派、新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等也取得了顯著成就等。在此背景之下，處於頭號超級大國地位的美國有了對一部新的整體世界史的需求，《西方的興起》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被寫了出來，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它一出版就產生了較大的反響並獲得了較高的評價。

二、全球歷史觀的學術源流
麥克尼爾的《西方的興起》與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以及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顯然有著某種淵源。麥克尼爾與湯因比有著密切的學術交往，後來寫過湯因比的學術思想評傳。麥克尼爾對湯因比在大多數專業歷史學者趨於專精之時，以文明的概念為世界史研究注入新活力所做的貢獻給予很高評價，認為湯因比試圖將世界所有文化融為一體，表現了從宏觀角度探究歷史的卓越洞察力。但麥克尼爾也指出湯因比《歷史研究》的缺陷，他認為湯因比沒有充分認識到各個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處於不同文化的人群之間的交流接觸是使文明發展演變的主要動力。並且，他認為，湯因比過分依賴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模式，對其他文明尤其是非西方文明缺乏理解，因而對各文明的取捨過於武斷，在分析其他文明時有許多明顯錯誤。此外，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往往是先確定觀點，再選擇適用的史實材料支撐，這就難以為專業歷史研究者所接受。[5]正如湯因比要以英國的經驗主義來彌補斯賓格勒德國的先驗主義方法的不足那樣，麥克尼爾要以美國歷史學和文化人類學的成果來彌補湯因比歷史哲學方法的不足。他不但以相當多的各國史學權威著作作為注腳來支持自己的論述，同時也吸收威爾斯、房龍、杜蘭等人著作生動新穎的特點，以大量的插圖、地圖和圖解鮮明形象地體現了自己的世界史構想。因而《西方的興起》同時引起了專業歷史學者、思想文化界人士和普通讀者的廣泛興趣。

曾對此書的寫作提供意見的湯因比說：“《西方的興起》是我所知道的這種形式的世界史中寫得最為清晰透徹之作。我確信任何讀這本書的人，將會對造就我們今天生活的這個世界漫長而複雜的曆史進程獲得更深邃的洞察力。”而對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持強烈批判態度的英國史學家特雷弗－羅珀（H.R.Trevor-Roper）也認為：“這不僅是一本最有學識和最有見地的書，也是曾經出版過的敘述和解釋整個人類史的書中最具吸引力的，閱讀這本書是一種令人非常滿足的體驗。”《西方的興起》的出版被西方史學界認為是開創了世界史研究的一個新時期，是專業歷史學家撰寫的第一部綜合世界史。十幾年後，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在《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一書中說：“近年來在用全球觀點或包含全球內容重新進行世界史寫作的嘗試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裡阿諾斯和麥克尼爾的著作最為著名。”而斯塔夫裡阿諾斯在其1970年出版的《全球通史》中也首先提到了《西方的興起》這本書的重要意義。30多年來，《西方的興起》多次再版，在西方眾多的史學著作、史學評論和史學史中常常被論及和引用，有人將麥克尼爾與斯賓格勒、湯因比並稱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

三、“大生存圈”與西方的興起
《西方的興起》採用了從古到今的敘事史結構，將全球文明作為一個不斷運動變化的整體，並以“比較寬泛的唯物主義立場”，認為農業、戰爭以及其他領域內的技術進步顯然是人類發展的關鍵因素；對於各個文明的比較和興衰的評價，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的探討應以此為出發點。麥克尼爾認為，研究世界史必須將各文明及其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文明的演變首先是由於生態、人口變化的推動，接著是同擁有較高階段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之間的接觸交流促進，只有學習和掌握先進的技術和文化者才能生存和發展。這需要從世界史的高度考察，才能明瞭推動文明和歷史演變的主要因素。只有發展一種世界範圍的史觀，才能有充分的空間容納人類全部複雜性所造成的多樣化事實。

《西方的興起》全面具體地體現了這種思想。全書對西方讀者較為熟知的西方史（特別是近現代史）的重要史實只是簡約敘述，而對世界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演變與成就的闡述卻較一般西方通史系統詳細，這使作者認為“西方的興起”這個題目也許會造成讀者的誤解，但他希望這種“誤解”會使讀者通過思考而掌握這本書的思想和觀點，即“西方的興起”只是人類漫長文明史進程中經歷了各文明的交替興衰之後，在近500年才出現的一個歷史時期的特定現象。全書分為三篇13章，譯為中文近百萬字，第一篇為《中東統治的時代》（至西元前500年）；第二篇為《歐亞文明的均勢》（西元前500—西元1500年）；第三篇為《西方統治的時代》（西元1500年至今）。全書佈局的中心是“歐亞大陸生存圈”（EurasianEcumene）的觀念，書中縱覽了在這個大生存圈中幾千年來各個文明相互影響、興衰演變的宏觀全景。

第一篇論述了原始社會人類從採集、狩獵到遊牧、農耕生產生活方式的轉變及相應的村落與部落關係開始形成，使文明有了產生的條件。文明首先在中東特別是兩河流域獲得突破，在約西元前1700年至西元前500年形成了中東占統治地位的多種文明相互影響的世界性文明。

本篇強調了作為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古代城市的形成是文明創立的標誌和傳播的條件，城市成為商貿、文化交流的出發點和中心樞紐。這些樞紐的聯結就逐步形成了一種往往超越政治權力控制和某一文明範圍的“大社會”。在中東周邊，中國、印度、希臘各自發展出了獨特的文明，與中東一起組成了歐亞大陸（及北非）大文明圈。這個大文明圈中各個文明相互影響，這種相互影響通過遊牧、農耕、工商等不同生活、生產方式和技術交流、人口增長遷徙、生態變化、商貿和戰爭各種途徑得到實現。

第二篇論述的是西元前500年至西元1500年這段歐亞文明的“均勢”時代，在歐亞大陸形成了希臘—羅馬、中東、印度、中國幾個主要文明中心，並且都有伴隨著軍事—政治擴張和相互之間的貿易而帶來的經濟文化圈的擴大與相互碰撞交疊，特別是這個大生存圈遊牧、農耕與工商三種地帶及生活、生產方式的相互吸引與碰撞，較廣泛迅速地刺激了技術、工藝、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的發展變化。尤其是歐亞大陸北部大草原地帶對文明中心的一系列大衝擊，其中包括日爾曼人、突厥人、蒙古人等的衝擊，使各個大帝國統一和分裂的混亂局面在整個歐亞大陸交替出現。本篇分章論述了希臘及希臘化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伊斯蘭文化、草原遊牧帝國蒙古、歐洲“遠西”文化各自占優勢的時勢，卻唯獨沒有專章總論中國文化，只在各章中有分散的論述。麥克尼爾後來自己也承認此為本書最大的失誤，它破壞了“生存圈”理論的系統性和完整性。這樣，他有關“歐洲在1500年之後的世界性成功首先是從中國得到借鑒”的看法，在實際上並沒有做出充分的論證。

第三篇為西方統治的時代（西元1500年至今）。這才到了此書的點題之筆—西方的興起，即論述歐亞大陸位於“遠西”的這一小部分向全世界擴張的進程。第一步的擴張是16、17世紀，歐洲最初的航海與發現在美洲和俄國形成了其週邊地區，並滲入了亞洲、非洲的邊緣，開始改變了世界平衡的格局，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和中國等仍在歐亞大陸腹地的遊牧和農耕世界中保持著已呈不穩的均勢。在歐洲進行了工業革命和政治革命後，憑藉其工業、科技帶來的軍事優勢和經濟力量，原有的遊牧、農耕世界及一些保留著原始文化的角落都被陸續納入其體系之中，從約1850年起，西方的急劇擴張形成了全球範圍的“世界主義”。這種“西方的興起”的擴張模式雖然較以往著作對其他地區的歷史演變予以更多的關注，但實際上仍是將世界“非西方”各部分視為先進科技、文化、政治、經濟體制的被動的接受者以至“受惠者”，而忽視了這些地區人民對現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與犧牲。對於這個模式，作者後來也做了反思，尤其是在美國學者沃勒斯坦寫出了《現代世界體系》（三卷）之後，認為將現代世界只看作西方文明的擴張是片面的，同時麥克尼爾也認識到古代各文明也常常形成類似的跨文明世界體系的形態，只將文明的世界整體性限於各文明交合處與商貿、征戰方面的相互影響是不全面的。

書中最後一部分概述當代形勢時，沒有擺脫20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時期兩極思維的模式，而忽視了亞、非、拉美廣大地區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獨裁統治的鬥爭與經濟、政治的發展變化。雖然作者也認識到這種“冷戰”形勢未來會發生改變，但認為這類變化必然會建立在“西方的興起”的經濟、科技和社會基礎之上。總之，《西方的興起》仍然沒有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甚至被批評帶有某種形式的文化帝國主義色彩，以文化滲透的概念理解世界歷史，反映了當時美國的自信及擴張主義，麥克尼爾後來也承認也許是受了當時美國人的情緒和時代的不自覺的影響。但這本書畢竟為整體世界史研究開創了新局面，預示了此後西方史學界及歷史社會學界整體世界史著述的繁榮。正如英國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所言：“‘宏觀歷史’長時間失去信譽，如今又恢復了有利地位，但不是我們慣於將其與阿諾德•湯因比相聯繫的那種。今天它以長篇的、學識高深的著作的形式出現……W.H.麥克尼爾在多年前稱之為‘西方的興起’，但新模式實際上是由沃勒斯坦以‘世界體系’分析開創的。”
在寫出《西方的興起》之後，麥克尼爾將其主要思想，即社會群體的接觸和文化傳播是改變人類歷史的主要力量，轉向研究在大範圍區域內產生過影響的特殊事件程序。在1976年，麥克尼爾發表了《瘟疫與人》一書，考察了地方病和流行病在世界歷史上的影響。不同社會的人群之間接觸不僅會推動技能和工藝的傳播，也會把外來的疾病傳播到對此無抵抗力的人群中。流行疫病會對原有的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比如14世紀開始流行的黑死病不僅奪去大量生命，並對14至17世紀大部分歐亞地區的貿易、工業、金融和社會造成破壞性的衝擊；歐亞大陸一種不知名的瘟疫曾破壞了古代絲綢之路的交往和貿易，加速了羅馬帝國和中國漢王朝的滅亡。西方殖民擴張過程中，從16到19世紀，天花和其他外來疾病毀滅了美洲和大洋洲、太平洋島嶼上的土著，徹底摧毀了當地的傳統政治體制，為歐洲人提供了建立殖民地並在遙遠的大陸上建立歐洲式社會的條件。歷史上從古到今的許多例子中，人類活動的一個後果是加速了疾病的傳播，對原有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秩序造成沉重甚至毀滅性的打擊。
麥克尼爾在1982年發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競逐富強：西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軍事與社會》。在書中，他研究了人類的政權組織從民眾中榨取剩餘財富，用以維護和鞏固他們掌握的權力的歷史。在對內統治和對外擴張中特別重要的是與軍事有關的技術的傳播，這種傳播具有改變現存政治和軍事秩序的力量。麥克尼爾將幾千年文明史中有關權力的技術或技能的發展展示出來，如銅鐵金屬的傳播、戰車、先進的騎馬技術、黑色火藥、大炮、火器以及軍事組織模式、戰爭與武器生產的商業化，等等。在每個階段每一項技術或技能的發明，都增強了統治者控制社會的權力。而在每一個階段，鄰近的人群也相對容易獲得這些新發明的技術或技能，結果歐亞大陸的大部分地區迅速地獲得了這些技術。其中，成吉思汗的蒙古軍隊借用宋朝發明的火藥、軍事技術及工匠橫掃歐亞大陸，將許多軍事技術傳到歐洲，並在歐洲加以改進，成為後來歐洲向外擴張的軍事技術基礎。他還著重論述了中國科技文化成就對世界歷史進程的影響。他認為，這類與軍事有關的技術或技能一次次的傳播，有助於理解世界政治與軍事史上一些重要發展的來龍去脈。
通過這一系列著作，麥克尼爾在全球的範圍內勾勒了歷史發展的景象。在探討全球史這個主題時，他以接近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避免了漫無邊際的推測和歷史哲學家著作中那種受先定知識影響的弊端。在探討形成現代世界的動力時，他避免過多地陷入社會理論的紛爭。麥克尼爾比大多數專業歷史學家更多地以全球視野分析了歷史進程，對這種進程的分析採用了史學家能夠理解和認可的方式和用語。麥克尼爾的寫作方法和思路為在一個大的跨地區或全球範圍內研究歷史進程的影響，或是按照不同學科的觀點和方法進行全球性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近年來，許多學者開始研究不同社會和文化區域之間人群的交流和碰撞過程，這顯示了麥克尼爾的研究方法的重要影響。

四、麥克尼爾史學思想在近年的發展
《西方的興起》問世以來，麥克尼爾又以一系列著述與學術活動，發展、補充和修正了此書的學術內容與思想觀點。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的基礎上，於1967年寫出了更為簡要的《世界史》。有的評論認為其顯著特點是能擺脫西方人的觀點，相當客觀地描述亞洲社會的發展。有的華人史學家認為麥克尼爾“關於世界史的討論比較不一樣，他比較能將中國歷史納入其他的歷史圈中”。這些華人史學家還發展了麥克尼爾有關歐亞大陸的“脈動”作用來說明中國早期的商周文化的來源。麥克尼爾也進一步注意到中國及其他地區的歷史，於1970年主編了《古典中國》一書。1971年麥克尼爾在《學派中的世界史》中認為，猶太人、中國人與希臘人自古就有從“世界性的”歷史視野持續敘事的傳統，“希羅多德縱覽他所知道的整個世界，作為其論述波斯戰爭的背景。中國學術性史學傳統的奠基者司馬遷，較之希羅多德更進一步，對他所見所聞的一切進行了遠為系統化得多的考察”。在討論中國史與世界史的關係時，麥克尼爾認為：“忘記中國的過去，或憎惡中國的過去，就如同20世紀初傳統中國顯著衰微時有些人所做的那樣，我認為這與盲目固守陳腐的信仰是同樣可悲的。儒學就像英國的輝格派傳統及許多其他褪色的信仰一樣，需要以我們現代的環境與我們應用的最好邏輯標準予以重新考慮和重新評價。簡單地拒絕與盲目的信仰同樣是沒有答案的。”由此可見，在《西方的興起》發表後，麥克尼爾加深了對中國史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認識。他曾說如果有機會改寫世界史，就應“將歐洲中世紀貴族之間的爭吵放在歷史舞臺的邊緣，而以西元1000年前後的中國作為論述的重心”。

麥克尼爾在研究全球史的過程中，逐步突出了他的主要思想，即對整個人類命運的關懷。他認為影響整個人類歷史的因素是疾病（它與人口增長和流動、生態環境等一系列普遍問題相關，並長久深遠地影響著各個文明的經濟、社會與政治體制的興衰）和戰爭（它與科學、技術、工藝、財富、商貿、經濟社會體制等一系列普遍問題相關）。各個民族與國家在戰場與政治鬥爭中的勝負興亡的深層根本原因，往往取決於這一系列因素在競逐中是先進還是落後，是變革還是停滯。疾病與戰爭是人類自古至今主要的災變異數，但它們從來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往往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具有的普遍共同性的各種關係互動的結果，因而人類在本質上有一部共同的歷史。麥克尼爾由此又進一步探討全球性的生態史問題，在1980年寫出了《人類狀況：一個生態學和歷史學的觀點》及其他著述，這體現了麥克尼爾的價值判斷和理想追求，他希望在未來的時代人類社會能夠吸取歷史教訓，使文明與科技的發展不致導致無限制的利潤追求和惡性競爭，先進的科技不致用於會導致人類毀滅的生態災難和戰爭。

麥克尼爾提倡全球史的另一個主要思想是要克服狹隘的民族史觀。他在1985年作為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發表的演講《神話—歷史：真理、神話、歷史和歷史學家》[18]中寫道：“所有的人類群體都喜歡受到奉承。歷史學家於是永遠處於迎合某種期望的誘惑之下，按該民族的願望來描述他們的歷史。結果是真實與虛假相混合，主觀意識混雜在歷史中……結果是神話般的虛構，往事像我們希望的樣子，被著實簡化成好人和壞傢伙，‘我們’和‘他們’之間的爭奪。大部分民族史和大部分集團史皆屬這一類。”麥克尼爾又說：“我們完全應該問一下，我們面前是否有其他道路。在理論上，答案是明確的，全人類具有共同性，歷史學家可望深刻地理解它，如同他們理解把較小的團體團結起來的事物一樣。一部透徹的世界史可望培養出個人與整個人類休戚與共的感情，縮小各團體衝突的毀滅性，而不是如狹隘史學那樣不可避免地加劇這些衝突。這作為我們時代歷史專業的道德責任，確實深深地打動著我。我們需要發展一種世界範圍的歷史，為人類全部複雜性造成的多樣化留有充分的餘地。”

麥克尼爾對於世界各文明及其相互關係也有進一步的闡述。他認為過去的歷史學家往往根據某些“邊界”為各種文明傳統下定義，而低估了各文明超出“邊界”之外那些貿易與交流的作用。而且，各文明及其發展與它們同其原初社會之間的相互影響是不可分割的，是更大範圍的貿易和生態體系的組成部分。在各個文明中，人們共同擁有的經典文獻發揮著中心作用，上層階級制定了行為規範，但下層階級或“邊緣群體”也以自己的道德法則和習慣與這種行為規範適應與抗爭，形成了文明規範的實踐。整體文明維持要依靠不斷的溝通交流，而溝通交流的內容與方式的不斷變化又促進了文明的演變。各個文明間的交流和市場交換體制的形成減少了各文明的孤立性和自足性，將眾多的民族和文化納入不斷變化的市場活動的世界體系之中，這種世界體系最初興起時的作用是邊緣性的，到今天已演變為具有中心性的性質。在世界整體史研究中必須闡明幾個關鍵問題，即資訊交流和市場體制的交換性和相互依存性、文化的多樣性、政治的多元性，並且要注意我們與共同構成地球生態體系的其他生物的關係。

在麥克尼爾等學者的努力和影響下，美國和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學者成立了“世界史學會”，在1990年創辦了《世界史雜誌》，並有中國歷史學家擔任編委。麥克尼爾以《二十五年後再評〈西方的興起〉》一文作為發刊詞（在1991年新版的《西方的興起》中以其作為代序）。在這篇文章中，麥克尼爾全面檢討了《西方的興起》一書的優缺點和得失。總的來說，他還是以滿意的心情回顧了自己這部著作在整體世界史發展進程中的里程碑地位，同時認為世界歷史學家今天面臨著更為艱巨的任務，“因為歷史的學術成就已經以前所未有的條件研究全球整體，而歷史概念的進化已經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準，使得世界歷史研究的所有成果，甚至如我這樣新近的成果，看來基本上也過時了，明顯地也需要被取代”。[21]十幾年來，《世界史雜誌》的編委中有些人發展了《西方的興起》中的思想，以新的視野寫出了有傑出成就的全球史著作。

菲力浦•柯廷（PhilipD.Curtin）的《種植園經濟的興起和衰落：大西洋歷史論文集》，提出了關於大西洋沿岸地區一體化的分析，奴隸貿易是隨著蔗糖和其他日用品的貿易、交通運輸技術的發展而進行的，這本書把大西洋世界的所有人群的生活複雜地交織連接起來。柯廷在另一部著作《世界歷史中的跨文化貿易》中，分析了散居的猶太人的貿易現象，商人、代理商、經紀人和其他為了遠距離貿易的利益而跨越文化邊界的人的社會生涯，指出遠距離貿易和商人的作用是世界歷史中最有效的跨文化經紀人。

由此從大範圍特定的經濟社會研究出發，勾畫出與此相關的人類發展模式。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W.Crosby）的著作《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衝擊》，研究了隨哥倫布等西歐冒險家而來的毫無限制的生物流通給全球帶來的影響。歐洲與美洲的不同農作物和牲畜的大交流，歐洲人帶來的疫病對美洲、大洋洲居民的毀滅性打擊，極大地影響了後來全球的經濟社會進程。克羅斯比的另一部著作《生態擴張主義：歐洲900—1900年的生物擴張》中，試圖解釋為什麼歐洲的植物、動物和人能夠在世界不同的廣大地區立足並發展，歐亞大陸的疾病給美洲和大洋洲居民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使歐洲人“發現”的大片土地向他們以及他們帶來的莊稼、牲畜及非洲黑奴開放。這打破了當地的生態平衡，使歐洲物種在當地物種衰敗的條件下繁衍起來。在1500年至1900年，這些相互依賴和促進的過程導致“新歐洲”在遍及世界的溫和地帶建立起來。《世界史雜誌》主編傑裡•本特利的著作《舊世界的衝突：前現代時期的跨文化接觸與交流》《傳統的碰撞：從全球視角看歷史》，對於全球歷史進程中各種文化接觸、交流與衝突產生的種種歷史事件及影響做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從這些史學家的傑出成就可以看到，《西方的興起》所開闢的全球史研究之路正在不斷獲得更豐富的成果，向著更為深入的層面發展。

《世界史雜誌》以鼓勵全球史的系統學習和研究為己任，主要刊登從全球觀點分析歷史的論文和書評，對推動整體世界史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這份雜誌在第2期就刊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世界史研究》的文章，對我國近年的世界史研究成果做了較全面的介紹。[24]主編本特利教授于2004年秋再次訪問中國，與中國的世界史學者進行了廣泛的交流。2003年，麥克尼爾與他的兒子、史學家約翰•麥克尼爾共同出版了新著《人類之網：鳥瞰世界歷史》，這本書縱覽了人類從新石器時代發展原始農業和畜牧業，從自然界獲取營養、能源和財富起，人類就形成了村莊、城市這種密切接觸和資訊交流的網絡。隨著人口增長，個人和人類團體之間的接觸互動越來越緊密，形成了集體性的技藝與共識不斷強化的過程，也就是早期文明的出現。早期各個文明又在世界範圍的人口增長、生態變化的壓力和推動下相互間結成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廣泛的資訊網路，在每個文明的生產、生活實踐和精神生活領域中，實際上都有著其他文明逐步滲透的痕跡。在近500年來，這種“人類之網”已以越來越快、越來越有效率的趨勢將地球上所有的社會聯結起來。這種人類之網的迅速發展遠遠超過了如歷史上那樣形成新的和諧共識的進程，因而避免規模空前的生態破壞和毀滅性的高科技戰爭，是當今人們必須達成的共識。這部著作在21世紀初繼續發展了《西方的興起》的主要思想。

對於《西方的興起》，今天我們研讀時當然不應限於瞭解和接受，更需要的是獲得啟發和深入思考。除了此書的論述、觀點和理論體系外，大量的注釋和注釋中的說明也是值得重視的。
書中各章各節都引用了研究各時代、各地區史的多種權威著作，並對各種不同的學術觀點予以比較分析，印證了《西方的興起》這樣一部宏觀世界史著作是以嚴謹的史學著作為基礎的。鑒於這些著作多寫於20世紀前60年這段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發展時期，瞭解這些著作的學術成果與觀點，對深入理解世界史今天的發展與成就是不可少的。書中的注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簡要的資料來源。《西方的興起》的另一個特點，如麥克尼爾所說，書的正文、照片、地圖和圖表如同一個凳子的三條腿不可或缺，這些照片和圖表將各文明的經濟、社會、政治結構、經典思想、文化模式、“生存圈”與“擴張體系”的形成、特點、興衰變化等，予以形象鮮明的呈現和說明（儘管也許某些圖表會被認為過於簡單化或是不夠準確）。這將使讀者對本書論述的巨大歷史時空能有系統清晰的理解。當然如前所述，這部著作有著明顯的不足與不當之處，對中國史的史實與中國文明的瞭解也有欠準確之處，並且這部著作的一些主要論點，比如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的具體史實和脈絡，文明諸重要因素起源的一元論與多元論的爭論，文化擴散論或傳播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歷史的真實，各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和聯繫，大文明“生存圈”的形成是否具有普遍性，西方現代化的“興起”是否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向等，都還是處於探討之中的重大問題，有待於繼續研究和論證。在研讀《西方的興起》這部著作時，更應借鑒和反思的是，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如何修正世界史研究傳統的西方中心論而又能避免狹隘的封閉的治史態度，在堅實的學術基礎上以全球的宏偉視角全面研究世界史，並能透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事件把握影響全球的歷史力量和歷史運動趨勢。而且，當代史的實質就是具有全球性的歷史，只有以世界性的眼光察古知今，以古為鑒，才能理解世界史未來發展的總趨向。

郭　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