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四書大義（全三冊）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特別突出的重要地位，自宋代以來為中國人必讀之書，作為當時人們的基本信仰與信念，成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戶誦之學，哪怕是鄉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通過口耳相傳，接受並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僅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四書大義》也是唐文治先生在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上海交通大學前身）監督（校長）時，為使學生重視經學而親自編寫的經學系列教材，也是先生治經學義理與訓詁並重的代表成果之一。先生在闡發義理之時結合時事，提出自己的觀點，認為《論語》從「學」開始，展示天德、王道、聖功，並把《尚書》以至《大學》的修、齊、治、平的經世思想全然收納。因「學」而「知」自覺發揚經學的體統，重建經學學術的殿堂。例如在《為學》篇大義中先生認為從自知到知人都是「為學」的具體內容；在《為政》篇大義中，先生提出「為政」須以學問為本，這是對20世紀上半葉軍閥割據的擔憂，並進一步指出了「德政」的重要意義，推行教化，培養人的善良本性，而不是利用苛刻的「法」來束縛百姓等等。



唐文治（1865—1954）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學者，清代進士，清末曾任職外務部，遊歷歐美，周知世界形勢。后棄政從教，提倡讀經救國。曾任上海交通大學前身南洋公學校長，創辦無錫國專，教育出了唐蘭、吳世昌、王蘧常、蔣天樞、錢仲聯、周振甫、朱偰、王紹曾、魏建猷、朱屺瞻、馮其庸等眾多文史大家。其學殖深厚，對傳統經典均有獨到理解，是名副其實的國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