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

2018年版序言III
第三版序言VII
第二版序言XXVII
第一版序言XXXV
上篇漫長的16世紀
導語003
第一節“無發展的增長”與“科學發展”011
第二節歷史與迷信053
第三節“當中國稱霸海洋”113
第四節回首射雕時，萬里暮雲平147
第五節“隆慶元年”（1567），世界史的大轉折169
第六節重寫《甲申三百年祭》203
第七節黃仁宇為什麼要講毛澤東的好話223
第八節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命運259
小結“中國道路”與世界史問題283
下篇漫長的19世紀
導語309
第一節重新思考19世紀315
第二節中國為什麼被打敗345
第三節國債與資本373
第四節從康得到列寧417
第五節作為“中國方法”的《大同書》471
第六節“出乎意料”的現代性及其後果525
注釋555

本書第一版出版於九年前，這次再版，希望能夠擺脫盜版流布的困擾，使廣大讀者能夠更全面、更真實地評判本書的得失。借此，我對中信出版集團和廣大讀者表示衷心的感謝。

魯迅希望自己的書“速朽”，因為那是寫於黑暗中的東西，而作者渴盼著光明。他甚至說，今人之所以喜讀《水滸傳》，就是因為今日之中國，依然還處在水滸的時代。

毛澤東曾說魯迅是聖人，而只是謙虛地說自己是賢人。我等雖皆是凡人，但生在了中國和中國人出頭的時代。我雖然對自己的作品沒有自信，但對生我之時代充滿自信。在這樣的時代，我們做中國的學問，比魯迅他們那一代人要幸運得多。
1917年，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說過一句話：“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他這裡所說的“高深學問”，顯然並不等於知識，因為沒有思想的知識，既談不上高，也談不上深，不過就是流水帳而已。

1927年，陳寅恪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也說過一句話，叫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塊碑，現在就立在清華園中。

但是，無論怎樣提倡文化、高標學問，生於蔡元培、陳寅恪那種時代，他們對於中國文化、中國道路、中國制度、中國理論，絕不會有我們今天這樣的自信。王國維的自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於對中國文化、中國制度之前途命運的絕望。

故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方才如此沉痛地說：“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掊擊，而已銷沉淪喪於不知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不可救療之局。”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正如陳寅恪悲哀自嘲的那樣，如果中國的制度已經毫無前途，則所謂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究竟何枝所依，何事所憑？如果連中國都沒有了，則研究所謂中國學問，也不過就是討辭賦、尋章句而已。

其實，蔡元培、陳寅恪當年對思想與學問之“自由”的理解，有很鮮明的啟蒙主義或德國古典哲學色彩，它的根源就在於所謂的“人有自由意志”，而所謂自由意志，在他們看來，也就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在與恩格斯合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說，所謂“人的自由意志”的發展，不過就是指人類“生產與交換能力”的發展。人類在生產與交換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發展著自己的社會制度，因此，不研究社會制度的發展，思想和知識就沒有著落、沒有落腳點。

學問和思想從來就是附麗於制度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上其實並不存在所謂與社會現實相脫離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高標“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說白了其實就是生活在那個中國文明黑暗時代的讀書人“無地彷徨”的無奈之語。因為那個時候，無論改革舊制度還是創造新制度的力量，都還尚不具備。

本書的主題是研究近代以來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通俗地說，就是研究近代以來中國的制度改革與革命。本書的主要線索是：從地緣政治變革的角度觀察近代世界交往方式之變遷，從財政金融的角度思考頂層制度之改革，從基層組織的角度研究國家社會組織能力之革命。

我的學長袁純清曾說，這本書的最大優點，就在於採取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方法。
我既把他的話當作最大的褒揚，也將之視為學習和努力的目標。

今天看來，本書當然也有許多缺點與不足，而其最大的不足在於：考察名物制度的學者，並非現實中的實踐者，而離開了波瀾壯闊、艱辛曲折的生動實踐，離開了飽含切膚之痛的鬥爭、付出、犧牲與收穫，學問終歸是紙上的學問，學者難免陷入迂闊和理想主義。我一向以為，歷史上那些切中時弊的奏章、手劄之所以比“四書”更具影響力，就是因為其作為破解現實問題的措施，比抽象的原理更有力量。

矛盾、變化是絕對的，而範式是相對的，從歷史上看，我們不是一般地缺乏知識，而是缺乏有關行動的知識。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我今天深刻地感受到：寫好一本書，與為國家和人民辦成一件事，哪怕是歷史進程中的一件小事，比較起來，其價值“相去之遠，何啻於十百千萬也”。

在書裡磨，與在事上磨，畢竟還是不同。本書之所以至今還有價值，就是因為它並不是一般的關於歷史的著作，而是關於歷史上的改革與革命的著作，它提供的是有關行動的知識，是有關歷史運動的知識。

能寫出一本50多萬字的書，我感慨、驚詫于自己青年時代的勇氣與毅力。“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那時可以數天連續通宵工作的我，可曾想到自己也有“可憐白髮生”的時候？

一部學術著作是否有價值，並不取決於它是否符合當下手造的所謂“學術規範”，而在於它能否經得住歷史的考驗。所謂歷史的考驗，就是指面對那些歷經歷史滄桑而沒有解決的問題。王安石的文章不可謂不多，但今天讀來還能昭聾發聵的，不過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
書》。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是否有價值不好說，但是，今天我們依然不能懷疑《上清帝第一書》的價值。
所謂“學術生產”也能創造出“剩餘價值”的原因，庶幾在此。

九年波瀾壯闊的歷程，對中華民族、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是偉大的長征。學術不可能超越實踐與變化，學術工作不過就是拼命努力去抓住歷史變化的“剩餘”而已。
“開元爆竹第一聲，鐵馬冰河入夢中，眼底戰國成爭鹿，天下英雄孰臥龍。五百年來重寫史，兩萬裡後再長征，眾手扶起唐社稷，滄海橫流東方紅。”

我希望自己能夠保持青年時代那樣的工作熱情、那樣的拼搏精神，希望自己能夠跟上時代，永遠不要掉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