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訂版前言
本書最早是我1993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東南亞政治經濟地理研究》，之後經過修改,於1997年以《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為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次修訂主要是在《邊緣地帶發展論》基礎上進行的。由於原書所涉及到的東南亞各國的發展戰略以及經驗資料截止於1997年，所以，這次修訂工作主要是對1997年以來東南亞各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進行分析，並對1997-2017年之間所涉及的經驗資料進行整理。作者發現，東南亞的發展仍然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邊緣地帶的發展，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各國所進行的發展戰略的調整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其邊緣地帶的性質。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和變動仍然圍繞著如下四種趨勢進行，這四種趨勢分別是：經濟全球化、地區一體化、美國霸權衰退以及中國經濟崛起。
（1）經濟全球化。冷戰結束後的第一個趨勢就是經濟全球化在範圍上的擴展與程度上的深入。儘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受益於日益深入的經濟全球化，並出現了許多新型經濟體以及轉型國家，但經濟全球化到目前為此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處於核心區的國家仍然是之前的發達國家，而處於邊緣區的國家仍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包括冷戰期間崛起的新型工業化國家、冷戰後興起的新型經濟體和轉型國家。而東南亞地區各國，無論是先前被稱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諸如新加坡、泰國、印尼、菲律賓、汶萊）還是後來的轉型國家（諸如越南、緬甸、老撾和柬埔寨），在經濟上仍然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邊緣區。雖然在過去20年中、特別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在許多國家出現了對經濟全球化的不滿，甚至出現了“反全球化”的運動，但在東南亞地區，各國卻通過工業化戰略的調整，競相擁抱經濟全球化，這不僅體現在這些國家的投資政策和貿易政策中，而且也體現在這些國家的經驗資料統計上。所不同的是，在冷戰期間以及冷戰後初期，東南亞相關國家（主要是東盟五國）的工業化戰略，對外貿易以及吸引投資的主要國家是西方發達國家；而在冷戰後中期以後，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東南亞國家的對外貿易以及外資的來源國不但包括西方發達國家，而且也包括崛起中的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新型經濟體。
（2）地區一體化。冷戰結束後的第二個趨勢是地區一體化的盛行。在多樣化的地區一體化進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基於制度和法律約束力的歐盟一體化進程和以非正式性和鬆散性著稱的“東盟方式”的東盟一體化進程。“東盟方式”（ASEAN
way）自產生以來在國際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廣泛爭議，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東盟方式”的非正式性和鬆散性。國際學術界主流觀點一直認為，與基於正式制度的歐盟一體化相比較而言，基於非正式制度方式的東南亞地區一體化進程註定是緩慢的，區域內國家關係必然是脆弱的，最終結果也是難以如其所願的。但經驗現實表明，從1992年1月東盟六國宣導“東盟自由貿易區”到1999年東盟擴展為東盟10國，從2003年東盟宣導“東盟共同體”2015年12月宣佈成立“東盟共同體”，東南亞國家一刻都沒有停止其地區一體化的進程。東南亞地區既有新型工業化國家（印尼、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新加波和汶萊），也有堅持社會主義的轉型國家（越南和老撾）和發展中國家（柬埔寨），還有變革中的民主化國家（緬甸），這些國家之間的差異性絲毫沒有影響東南亞地區一體化進程。恰恰相反，這些國家相互之間在“東盟方式”的主導下，即使在1997/1998年亞洲經融危機發生之後，雖然國家之間也有對外政策選擇的差異（諸如馬來西亞和泰國），但在地緣政治經濟整體戰略選擇上卻是出奇地一致，仍然在加強地區一體化進程，既沒有發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盟國家相互之間的指責，更沒有出現2016年6月英國退出歐盟的舉動。
（3）美國霸權的衰退。冷戰後的第三個趨勢是美國霸權的衰退。美國霸權的衰退不僅體現在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的世界秩序的變革中，而且也體現在美國不斷變化的亞太戰略中。美國霸權的興衰以及由此引起的大國競爭與合作一直是東南亞國家進行地緣政治經濟選擇時考慮的首要因素。冷戰時期如此，冷戰結束後仍然如此。冷戰期間，東南亞地區分化的地緣政治態勢主要受蘇聯、美國和中國相互關係的影響，並因此發生了“越南戰爭”（1961-1975）和“柬埔寨衝突”（1978-1991）；而東南亞的地緣經濟則主要受美國和日本關係的影響，美國的“新太平洋主義”和日本的“福田主義”一度成為東南亞相關國家選擇的功能表。隨著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經濟戰略的選擇則主要受美國、日本和中國相互關係的影響。面對日本經濟持續的低迷，美國逐步放棄了冷戰後期美、日共同主宰亞太地區的經濟戰略構想，轉而通過多邊主義（諸如“亞太經合組織”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將東南亞納入到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經濟戰略中，同時美國也是每年一次的“東盟地區論壇”的積極參與者，以此表達美國對亞太地區安全秩序的關切。日本為了維持其在東南亞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分別於1992年、2003年、2015年對《官方開發援助大綱》進行了三次修訂，並於2003年10月與東盟領導人簽署了《日本與東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框架協議》。與美國一樣，日本也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以期擴大日本在亞太安全議題上的發言權。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東盟與中國不但加強了經濟合作，於2002年11月簽訂了《東盟－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而且也加強了在安全領域的合作，中國於2003年10月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成為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域外國家。所有這些都表明，東南亞地區並沒有因為其“以東盟為中心”而真正實現了其地區自治的願望，相反，中國、美國、日本等諸大國相互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仍然是影響東南亞地區各國地緣政治經濟戰略選擇的首要外部因素。
（4）中國經濟的崛起。冷戰結束後的第四個趨勢是中國經濟的崛起。作為東南亞地區各國北部最大的鄰國，中國從來都是影響東南亞地區發展的重要地緣因素。冷戰期間如此，冷戰結束以後也是如此。在冷戰期間，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主要是東盟五國對抗中國和前蘇聯的意識形態之舉，而隨後曠日持久的“柬埔寨衝突”的解決則主要受益於中美關係的改善。冷戰結束之後，中國自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初見成效，雖然中國努力奉行“韜光養晦”和“和平發展”政策，但“中國威脅論”在20世紀90年代的東南亞一直甚囂塵上，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在危機中採取“以鄰為友”而非“以鄰為壑”的政策獲得了東南亞相關國家的讚譽，這為東南亞和中國的全面而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礎。
2002年11月，東盟與中國領導人不但發佈了《東盟和中國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宣言》，雙方就反對恐怖主義、跨國販毒、海盜、洗錢等非傳統安全加強合作；而且締結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就尊重地區合法航行以及各方和平解決爭端達成協議，同時雙方還簽署了《東盟-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力爭將“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建設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貿易區。但由於東南亞各國在與中國的雙邊關係中利益關切有所不同，諸如新加坡、泰國、老撾、柬埔寨和緬甸主要關注經濟利益，而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在關注經濟利益的同時，更為關注因南中國海而引起的安全利益，這就使得東南亞國家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很難用一個聲音說話，從而使得“以東盟為中心”願望大打折扣。
在《邊緣地帶發展論：世界體系與東南亞的發展》出版之後的20多年時間裡，圍繞著東南亞地區的發展，我主要加強了如下四方面的學術研究。一是在理論上加強了對世界體系理論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並於2000年出版了《世界體系論與中國》（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二是從1996年起邀請亞太地區七個國家學者進行學術合作，對冷戰後東南亞政治經濟研究擴展到亞太地區政治經濟研究，經過近10年的國際合作研究，於2007年與美國學者邁爾斯·卡勒教授和日本學者高木誠一朗教授合作主編出版了《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制度建設、安全合作與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三是分別參與了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學者們主持的國際合作專案，並多次對東南亞地區相關國家進行實地考察，期間所發表的英文論文“Conceptualiz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Governance: China confronts globalization ”(2004), “Transition Paradigm, Industri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2009)，“Contending East Asian Regional Identity: Market-led, Institutions or Social Reconstruction”
(2010)就是與東南亞學者們交流的結果。四是翻譯了阿米塔·阿查亞教授在國際學術界享有廣泛盛譽的關於東南亞地區秩序的著作《建構安全共同體：東盟與地區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所有這些工作為此次修訂本書奠定了學術基礎。
在《邊緣地帶發展論》出版20周年之際，回顧1997年以來東南亞地緣政治經濟發展戰略，我們發現，東南亞地區各國一方面以“東盟方式”加強東盟作為一個地區組織的建設，在地區內通過“東盟自由貿易區”和“東盟共同體”的宣導重構地區秩序；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努力“以東盟為中心”應對世界地緣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革對該地區安全和經濟的挑戰。但20年來東南亞地區的經驗現實（各國發展戰略的調整以及經驗資料）再次表明，儘管東盟在過去50年、特別是1992年以來發表了無數自認為“里程碑式”的宣言和倡議，以突出其“東盟方式”和“以東盟為中心”所創造的“東盟奇跡”，但所有這些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東南亞地區作為邊緣地帶的特徵。
2010年對於中國而言是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轉捩點，中國在經過30多年改革與開放，超越日本成為世界體系的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印尼時，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另外，東盟也在2003年提出建設“東盟共同體”，並於2015年12月宣佈成立“東盟共同體”。如何深入理解東盟以及東南亞各國的地緣發展戰略，以及與中國的政治經濟關係，再次成為國際社會和學術界廣泛關注的議題。雖然本書嚴格意義上來說只是一本學術性著作，而非政策研究報告，但作者深信，好的學術未必能帶來好的政治，但好的政治一定是以好的學術為支撐。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范蔚文先生在過去幾年不斷敦促我對原書進行修訂再版。對於一名社會科學研究者，如果20年前出版的學術著作所提出的基本論點和分析框架，仍能經得起相關國家制定的發展戰略以及經驗資料的檢驗，在當今這個網路資訊大爆炸的學術速食時代，縱然會面臨不同的學術挑戰，也是學術生涯中莫大的欣慰。
王正毅
2017年6月於北京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