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

本書基於對司馬遷《史記》的閱讀和思考，作者董成龍在多年潛心閱讀經典的基礎上，整理出一條貫穿三皇五帝至漢朝的立朝與立教線索，根據這條線索，又反觀司馬遷的史家筆法及其背後的心法。

司馬遷繼《春秋》之志而作《史記》，申明周秦之變與秦漢之變，敘事貫穿立朝與立教兩大問題。立教是確立官奉學說、改正朔(年的起始月和月的起始日)，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則無法導民以德，延綿政權。漢朝立朝以來，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呂無違高祖確立的漢朝祖制，雖行黃老之術卻不依黃帝(土德)為國朝敲定土德；中經漢文帝劉恆(前203-前157)、漢景帝劉啟(前188-前141)意欲改弦更張，遭遇立朝權臣捍衛祖制，未能成行；終於漢武帝確立代秦而起的漢朝新德(土德)。與此同時，在儒生建議下，漢朝不再沿用秦制顓頊歷，改用太初曆，重啟歷史紀元。改德與太初曆創製(天人之際)，加之由黃老之術而獨尊儒術(君臣關係)的官學調整，共同構成立教時刻。



作者：董成龍，法學博士，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紀之後的立國與立教。主編「世界史與古典傳統」譯叢，編譯著作《大學與博雅教育》、《德性與權力》。代表作品: 《清民變局中的政治儒生與國運情懷》、《共和與君主》、《梁漱溟的「建國運動」》、《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等論文，《排他性共和主義與非君主制共和國》等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