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第四卷：當前時代 (上下冊)

前　言
導　論

上冊
第一章　從高歌猛進到走向悲劇：1991～2001年
　　從馬斯特里赫特到申根：彷徨于深化和擴張之間的歐盟／010
　　獨步天下的世界大國：克林頓政府時代的美國（一）／029
　　從斯雷佈雷尼察到代頓：美國、歐洲及波士尼亞戰爭的結束／047
　　從波恩到巴斯克地區：時代轉折之後的西歐／052
　　一個體系的崩潰：1991～1995年的義大利／070
　　成功或失敗的考驗：通往西方道路上的中東歐／083
　　與西方劃清界限：伯里斯·葉利欽時代的俄羅斯／092
　　增長、恐襲、醜聞：克林頓時代的美國（二）／104
　　現代改革派和傳統保守派：社會民主黨掌權的時代／118
　　從阿姆斯特丹到尼斯：歐元和歐盟改革的努力／143
　　奔向西方的競賽：千禧年之交的入盟候選國／155
　　未經授權的干預行動：充滿爭議的科索沃戰爭／164
　　“我們都是美國人”：從2000年總統選舉到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179
第二章　從“反恐戰爭”到全球金融危機：2001～2008年
　　從喀布爾到巴格達：布希的“反恐戰爭”和西方的分裂／206
　　美國式的和平：一個“非正式帝國”對其基礎的質疑／232
　　左翼政黨節節敗退：21世紀伊始的西歐／238
　　擴張先于深化：2001～2008年的歐盟／266
　　貝爾格勒、基輔、莫斯科：歐盟邊界以外的歐洲／294
　　山雨欲來風滿樓：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後半期的“老歐洲”和“新歐洲”／310
　　多極世界取代壟斷霸權：喬治·W.布希第二屆任期時的美國／326
　　一個泡沫的破滅：從全球金融危機開始到巴拉克·奧巴馬當選總統／341

下冊
第三章　一切安全的終結：2008～2014年
　　不堪重負的超級大國：奧巴馬時代的美國／364
　　柏林、倫敦、巴黎：與危機搏鬥的三國／383
　　面臨解散考驗的貨幣聯盟：債務問題壓力下的歐盟／405
　　令人失望的希望：“阿拉伯之春”／446
　　向西方發出的信號：伊朗總統易人及其後果／470
　　雄心勃勃：俄羅斯／473
　　勢頭減退中的新興國家：非西方世界的“自由”和“不自由”／476
　　自由與安全的較量：西方面臨的新挑戰／487
　　奉行衝突路線的普京：圍繞烏克蘭的東西方對峙／496
　　一場選舉的後果：尋找權力平衡的歐盟／532
　　恐怖主義全球化：2014危機年的西方／543
從文明規範工程到文明規範進程：回顧與展望

縮略語表／621
人名索引／626
地名索引／643
 

摘自《西方通史：當前時代 》前言
 
於2014年秋出版的我的《西方通史》第三卷講述的是冷戰時期的西方史，亦即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蘇聯解體的四十六年。第四卷，也就是最後一卷，從第三卷結束的地方——1991年開始。本卷敘述的是從這一年起已經成為往事的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歷史，亦即最新的可稱為當代史的斷代史。

猶如繪畫中的透視技法一樣，當代史是所有時間維度的消失點中最短暫的那個。本卷敘述的當代史一直講到2014年。2014年，許多國家都在舉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75周年、盟軍在諾曼地登陸（D-Day）70周年以及柏林牆倒塌25周年的紀念活動。但是，世界在2014年也歷經了一場新的東西方對峙。暫且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1989年和1991年之後，所有把希望寄託在俄羅斯會按照共同價值觀逐步“西方化”的人都犯了誤判形勢的錯誤。

作為轉折之年，2014年或許也可以因為其他的原因而載入史冊。當前，一個極端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勢力擴張已經造成了中近東地區衝突戰線戲劇般的變化。在抗擊遜尼派極端主義的前提下，兩個當年的“宿敵”——什葉派的伊朗和美國之間，出現了策略上攜手合作的跡象：此舉不啻這個世界矚目地區國家間關係的一場革命。同時，恐怖主義的逐步全球化也給2001年發生在紐約和華盛頓的恐怖襲擊帶來了新的視角：這起事件似乎愈發顯得是一個普遍不安全時代的開始，甚至是21世紀的真正起點。對美國來說，具有全球意義的太平洋地區未來可能比歐洲具有更為重要的戰略地位。

但凡涉及這些衝突、危機和歷史過程的內容，也同樣適用於本卷所談到的其他問題：許多事態還在繼續發展變化之中，其結局不可預見，距離現在時間過於短暫。就最新成為過去的歷史而言，重要的資料來源還未對外開放，有關這個時代狹義上的史學論文數量少之又少。有鑑於此，與更為久遠的歷史階段相比，關於當代史的所有結論都更多地帶有暫時和主觀的特點。

儘管如此，對最新成為過去的歷史避而不談，不是擺脫這一困境令人信服的辦法。“如果沒有最終結合實際的研究決心，就不會有國家學方面富有啟發性的問題和實質性的答案。”在希特勒時代被迫流亡、1933年英年早逝的德國法學家赫曼·黑勒（Hermann Heller），曾在其身後出版的著作《德國國家學》中說過這樣一句話。為當前時代的歷史定位做出一份貢獻，在我看來是歷史學“最終結合實際的研究決心”之一，尤其是當歷史學以當代史作為研究物件之時。

這部《西方通史》的出發點、主導動機和文明規範的透視焦點，是關於我將之稱為西方文明規範工程的問題，亦可謂之關於價值觀和行為標準的問題。這些價值觀和行為標準不僅經歷了在歐洲部分地區——深受西方教會影響的“拉丁語系”古老大陸，以及在獨特歷史條件下綿延數百年的發展過程，而且在18世紀末的美國和法國《人權宣言》中找到了它們經典的表達方式。從此以後，大西洋兩岸的西方便有了一個不得不為之苦心勵志、努力奮鬥的主題。

1789～1989年這兩百年的西方歷史不僅僅，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為了獲得或拒絕獲得構成1776年和1789年兩次大西洋革命遺產的人權思想的歷史。這是我在闡述過程中以之為出發點的三個觀點中的第一個觀點。第二個觀點，我不僅把西方的歷史看作違反其自身價值觀的歷史；第三個觀點，而且，我也把它看成不斷自我修正或富有成效的自我批評的歷史。

1989年“和平革命”所帶來的巨大的民主化動力，使圍繞獲得和拒絕1776年和1789年思想的鬥爭在西方內部取得了某種（雖然不是徹底和最終的）結果。然而，世界範圍內圍繞不可剝奪人權的普世有效性的爭論還在繼續。這場爭論很可能會成為21世紀的重大主題之一，甚至可能成為它統領一切的主題。

近年來，歷史和社會科學中對文明規範問題的興趣有增無減，已經達到了一種可以說是“標準規範轉折”的程度。當然，這種研究興趣並非新鮮事物。僅以歷史主義鼎盛時期為例，史學家約翰·古斯塔夫·德羅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他於19世紀50年代撰寫的《史學》（Historik）一書中，就已經強調了一種“以道德力量和思想為依據”的歷史闡釋法的重要性，並在此語境中創造了一個表達某一民族和某一時代“倫理水準”的新詞。

儘管內部矛盾對立重重，西方民主國家依然具有這樣一種共同水準，而且，它們自己也認為，應當努力將它們的價值觀水準變成一個世界性的水準。但是，它們距離這個目標的實現——標準規範的全球化還相差很遠。西方必須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承擔這個結果的責任：其政治實踐常常帶有否定自己文明規範工程的傾向。此前，這部《西方通史》已經一再談到這個話題，在最後一卷中還將不止一次對之加以論述。

在最後一卷也完稿封筆之際，我要再次表達我的謝意。感謝羅伯特·博世(Robert Bosch) 基金會、格爾達·漢高（Gerda Hendel）基金會、阿爾弗裡德·克虜伯·馮·波倫和哈爾巴赫（Alfri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基金會、漢斯·林吉爾(Hans Ringier)基金會、埃貝林和格爾德·布塞留斯-時代週刊基金會(die ZEIT Stiftung Ebelin und Gerd Bucerius)，感謝它們使本人可以借重自己多年的工作人員莫妮卡·羅斯托伊徹（Monika Ro.teuscher）以及莎拉·比安琪（Sarah Bianchi）、達裡奧·普拉蒂（Dario Prati）、基蘭·海納曼（Kieran Heinemann）和安吉洛·達本多（AngeloD’Abundo）非常專業的幫助。莫妮卡·羅斯托伊徹、安格拉·阿布邁爾（Angela Abmeier）、格蕾琴·澤豪森（Gretchen Seehausen）、基蘭·海納曼和安吉洛·達本多把我的手稿轉換成了可列印的電子版本。在此，向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我於1991～2007年執教的柏林洪堡大學歷史系為我提供了一間設備齊全的辦公室，對此，我謹代表其他各位向我的同事米夏埃爾·柏格爾特（Michael Borgolte）、亞歷山大·尼岑阿德爾（Alexander Nützenadel）和彼得·布林舍爾（Peter Burschel）以及負責行政事務的吉塞拉·格拉波（Gisela Grabo）表示感謝。
C.H.貝克出版社的總編輯德特勒夫·費爾肯（Detlef Felken）一如既往，以始終如一的熱情關注力通讀了本卷。亞歷山大·戈勒（Alexander Goller）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提示並編纂了書後的附錄。雅娜·勒施（Janna R.sch）女士、西蒙娜·貢蒂（Simone Gundi）女士和貝蒂娜·布勞恩（Bettina Braun）女士是校讀時不可或缺的助手。對此，我一併致以謝意。

最後，我想對一個“必要條件”表示感謝：沒有我的夫人，我根本無法開始並完成過去十二年中一直耗費我精力的這項計畫。《西方通史》在成書過程中哪些內容應當歸功於她所提的問題、她的思考建議和批評意見，只有我自己心裡最清楚。因此，這裡的最後一卷也同樣題獻給她。

柏林　2014年11月
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