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子馬羅以四五○美元的代價，受聘於一名律師，到火車站跟蹤一名年輕女性，任務很簡單：別跟丟人，只須查明下榻旅館即可。
然而馬羅立刻發現事實絕不是這樣，他決定買一張前往舊金山的車票，追蹤下去……
《重播》，是雷蒙．錢德勒一九五八年的告別長，Happy Ending。
老實說，在錢德勒的七大長篇中，本書一直被看成較弱的一部，我個人懷疑，其中一大部分極可能來自於對馬羅最後下場的不滿──這樣一個漢子理應在戰鬥中死去或在孤寂中終老，照說這類的結尾，便連其他較「類型化」的同行作家都知道安排如此低迴不已的悲劇效果，比方說艾嘉莎．克麗絲蒂的第一神探赫丘里．白羅，在他最後一案《絕響》書中死去，甚至在死前親手開槍殺人；而巴羅尼斯．歐奇筆下的角落老人，在他最後一案中也終得成為謀殺者，如此，冷硬不妥協一輩子且更深知人類世界不完美的好漢馬羅，怎麼好意思過著「屋子裡多了一個聲音，以及一個窈窕可愛的女人，床上的睡枕出現一襲烏黑長髮」的玫瑰色生活──更要命是此女非常有錢。
然而，做為一個讀者，我以為我們最好還是有點同情心。
《百年孤寂》的偉大哥倫比亞作家賈西亞．馬奎茲，在該書寫作過程中曾有如此近乎可笑的舉動：有一天，他中止了寫作，渾身顫抖，跑回臥房大哭一場，他那聰明解人的老婆問他：「是上校死了嗎？」──上校，是他筆下打內戰、做小金魚的奧瑞利諾亞．布恩迪亞上校。
錢德勒不願讓馬羅死去，卻「犯規」的讓他從一九五八年後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儘管處置有別，但和馬奎茲該是同組心情吧。
在七部長篇和四部短篇中始終冷硬如磐石不動的漢子馬羅，固然也如蘇．格雷芙頓所說的「抽太多煙，喝太酒」且踹人屁股毫不猶豫，但我們其實很容易看出他包藏著一顆柔軟敏感的心，若有人不信，我們可試著認真回憶一下，儘管一直在罪惡謀殺之中打滾，馬羅可曾幹過任何一件不當的、不高貴的從權之事來呢？說一件就好。
比方說，和他齊名歷史的另一偉大作家達許．漢密特的經典名作《馬爾他之鷹》便不是這樣，書中的第一人稱私探史貝德，他的合夥人辦案挨槍死去，他倒頭呼呼大睡，而他不僅和合夥人的妻子早有曖昧，還因此千方百計想擺脫這名「以為他殺了丈夫好娶她」的寡婦。
這不是馬羅的行徑，每天值廿五美元的L. A.廉價騎士，在《重播》本書之中，他說的是：「我不冷酷就活不到今天了，而要是我不溫文儒雅也不配活在這世間。」
當然，馬羅的「外厲內荏」，直接來自創造他的錢德勒本人。
同樣為了拋開古典推理的安樂椅矯情氛圍，更真實的來逼視人間險惡，兩位冷硬派開山祖師漢密特和錢德勒其實仍大有分別。嚴格來說，漢密特比錢德勒冷酷、比錢德勒「敢」，筆下人物也遠比錢德勒真實而且無所不在；相形之下，錢德勒顯得遲疑不前，他是犬儒而非虛無，他的人物如馬羅自己、《再見，吾愛》中那個愛得無怨無悔的七呎「巨鹿」傻馬洛、如《漫長的告別》中那個整了容的優雅醉鬼藍諾士，勿寧更接近某種「典型」，不完全真實，但讓人迴腸盪氣。
犬儒和虛無不一樣，有一線之隔，他們看到相同的東西：罪惡滿盈而正義不在，卻有著不一樣的最終心理選擇：後者坦然接受一切，因此往往顯得老成睿智，也豁達自由，有哲人的況味；相反的，前者常像個傻蛋，他遲遲不肯跨這最後一步，不肯就此放棄最終的正義體現，願意在正義和罪惡的張力中苦苦等待，因此時而露出焦躁（等得不耐煩了），時而天真可笑（被偽善所騙），更屢屢口出惡言四下譏誚（因為他痛恨也害怕虛假的正義），不是眼前這一切不夠他下最後結論，而是他「不願」下這結論，遙遙不知何在的最終正義，對他而言其意接近宗教。
很多人看出漢密特和錢德勒的這個差異，因此，漢密特通常被尊為犯罪小說的寫實大師，而錢德勒則是犯罪小說的「桂冠詩人」（poet-laureate）──各有擁躉，各取所需。
觀過知其仁，這句老話的意思是，我們偶爾會看到某些人犯錯，關鍵並非他不夠聰明，膲不出現實條件暨其危險，而是為著某種更大的價值或某個更不易的信念，只得慨然一錯，其代價是規格不一的失敗（破財、傷身、殞命乃至成為笑柄），但最終，我們由此得到某個典型，古道照顏色的典型，讓歷史和漫漫人生變得有意思也才有想像力。
明治維新的大功臣西鄉隆盛，在晚年追隨他鹿兒島私學校的弟子起兵「兵諫朝廷」，兵敗自殺，是有名的「西南戰役」，以西鄉識見聰明，不會看不出此役吉凶，然而朝綱混亂，昔日聯手勤王的同志個個大權大握志得意滿，夾在列強的外患和自身內憂間的新朝廷如風雨飄搖──因此，就錯吧。
今天東京的上野公園，正式名稱應為「上野恩賜公園」，是日後明治天皇特赦了西鄉所建，公園入口有西鄉一襲布衣手牽黃狗的銅像，園內吉野櫻、垂櫻數百株，四月櫻花祭，一片淒迷如夢。
我如此看待《重播》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