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晴朗明亮的加州夏天早晨，漢子馬羅頹敗的辦公室闖來一名怯生生的小女孩，她來自堪薩斯州，戴老式眼鏡，穿老式套裝，背老式方形皮包，只付得起20美元，要馬羅幫忙找她哥哥， 她好攝影的哥哥來到大城L.A.之後便失去了聯絡……
《小妹》，雷蒙．錢德勒一九四九年的第五部長篇，一個彷彿讓人置身陽光底下卻又從骨髓深處冷出來的謀殺故事。
在這裡，我們清楚的領教了錢德勒的非凡小說技藝，所有的陰森慘烈之事皆只在底層浮動，故事仍在加州溫暖無事的陽光之下展開，就像小說一開始，馬羅的辦公室闖進來一名堪薩斯的純樸小女孩，戴老式眼鏡，穿老式衣服，掏盡皮包只肯付馬羅20美元（我們知道，馬羅的價格是25美元一天），因為她那愛攝影的哥哥來此地後斷了訊──
這部小說又再次把我們帶到推理偵探小說的某個狼狽處：罪案可不可以不破？凶手可不可以不繩之以法？以及由此必然等在後面的大麻煩：真正的正義是什麼？
過往，我們偶爾會在觀看某些警匪片時，會愕然發現電影結束之後，銀幕上忽然出現一排諸如此類的文字：「三年之後，這兩人終在南洲XX國落網。」這當然是擔心「民眾學壞」的行政院新聞局加的，理由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犯罪不受懲罰怎麼可以？──然而說真的，這樣的簡單心態倒並非是保守官方的專利，事實上，這多少和整個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基本道德傾向有關。
推理偵探小說，是類型小說的一支，同樣面對如此的社會大眾，以消遣為其最主要功能，它當然不會沒事去挑釁這實存的道德防線，因此，它的最基本守則也是：案子一定要破，壞人得繩之以法，如同一曲轟轟然前進的交響樂一般，結束的音符得準確落在C音上，好讓大家舒口氣安然入眠。
然而，之所以稱之為「基本原則」，那就代表了和實際執行多少會有出入，偵探推理寫作進行了整整一百五十年，時代在變，現實在變，很多人遂不得不察覺出其間「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必然困難。
最普通的困難發生於：在凶手一定得受罰的緊箍咒下，那顯然只有「好人」才有被謀殺的資格，因為如果被害人罪惡滔天，一臉該死且死有餘辜的樣子，殺了他有什麼不好？有什麼不對（連讀者都想動手了），在這裡，「還是得訴諸法律，不可私人報復」的蒼白補救說帖，無法撫慰讀小說的人不由自主對凶手的真實同情，於是，理論上直接代表正義的破案偵探遂正式進退維谷，破案的形式正義，會更嚴重冒犯到人們直觀的實質正義。
幾乎每一個名推理作家手下的每個神探都遲早碰到這樣的案子，處理的方式不一而足，有仍舊含淚維護法律尊嚴的；有凶手不願太為難偵探、讀者以及作家本，遂決心自我了斷的；有作家直接干預司法，讓凶手減刑以免太冒犯讀者的；還有模稜兩可如著名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有偵探白羅極賴皮的提出兩種破案觀點以規避責任的：「一種是全車人共謀殺害他，另一種是黑手黨尋仇，凶手已逃之夭夭。」
這樣的困擾基本上仍然屬於類型小說世界的，可關起書房自我角力一番，但當謀殺案從書房走出來到大街上時（推理小說的美國革命正是如此），「破案＝正義」的天真公式顯然就有一點點好笑了。在這裡，不管天網或法網，常是又疏又漏，有案必破是天方夜譚，而破案又待如何？傷害因此得到彌補嗎？正義因此得到救贖嗎？更嚴重的是，法律真代表正義嗎？包括它的生硬條文、包括它的科層化過程、包括它千奇百怪的執行者（法官、檢查官到警察）不常常是更觸目驚心的不義嗎？正義的最終標尺何在？抑或，正義真的存在嗎？
這些我們現實生活裡常識性的困惑，在推理小說家推開書房門時，當場排山倒海而來。
當然，要勇敢走出書房的推理小說家負責解決這一連串的「天問」，顯然不公平也不切實際（否則我們不會只希望他寫推理，我們會推舉他當總統或至少是大法官），他所能做的，只是呈現、探索、深化這一連串疑問，而把終極的答案丟還給這個社會。
因此，犯罪小說的陰森樂章並不準確結束於中央C音上，它總是未完，餘音裊裊。
錢德勒的《小妹》便是如此一部作品，我們當然得到消遣的樂趣（因為故事仍很好看），但最終他毫不客氣的要我們思索反省。
前面提到克麗絲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據說，在拍成電影倫敦首映時，英國女皇也出席了盛會，她問克麗絲蒂：「這部小說我拜讀了，但忘了凶手是誰，你能告訴我嗎？」克麗絲蒂回答：「我也忘了。」──當然如此答覆，因為凶手是誰太重要了。
同樣的，據說好萊塢在改編錢德勒小說時，有人問道：「你（XX）小說裡凶手到底是誰？書裡交代得好像不太清楚。」錢德勒回答：「我也不知道。」──也當然如此答覆，因為凶手究竟是誰，一點也不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