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是有關中國文化的學問，但漢學卻是跨國際性的學科，任何現代優秀的中國研究學者，已很難閉門造車，他無法將自己局限在中文的圈子裡，然後幻想構造出偉大的體系。這種閉門自雄的想法顯然已經無法滿足當代學術的需求，因為時代的條件不一樣了。
我們能夠想像:研究中國思想與經濟關係的學者，他居然會跳過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及《儒教與道教》兩書嗎?研究唐宋文化史的學者，他能不考慮內藤湖南的宋代文化之假說嗎?研究中國小說戲曲的學者，他能夠不正視鹽谷溫、青木正兒等人的貢獻嗎?研究近現代中國思想史的學者，他能夠忽略史華茲、列文森的論點嗎?研究日據時期臺灣經濟與政治關係的學者，他能不正視矢內原忠雄的批判性見解嗎?
如果要列的話，名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但答案顯然只有一種:不能。不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中國學問已不能脫離跨國、跨學科的架構，孤立論述。不管論者喜不喜歡，我們都不能不正視一項事實:即中國打破隔離狀態，成為世界的中國以後，中國的學問也就不能再孤芳自賞，它必然會變成世界性的中國學問。同樣的一件史實，同樣的一件作品，同樣的一位思想家，它們在近代以前的意義絕不可能和在近代以後的地位一樣。我們試想:戲曲小說(如《三國》、《水滸乃、女性作品(如女書)、準科學著作(如《天工開物》、《本草綱目乃在今昔地位的變化，即可了解箇中三昧。
不能的原因還可反向思考，我們固然同意中國的學問已不能脫離世界性的格局而立論，但任何普遍性的學問如果是普遍性的話，它恐怕也不能不考慮到中國學問的存在。張光直先生說:「中國的歷史也同西方一樣的驚心動魄，一樣的宏偉壯觀。但人們還沒有把它作為總結普遍規律的研究對象。」話說得很對，張先生的論點絕非出自文化民族主義，我們如果考慮到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所佔的比重之大，中國文明對人類所提供的精神遺產之豐富，我們即很難想像:完全撇開中國文化的因素不談，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還能是普遍性的嗎?
也正因中國文化是構成人類經驗極重要的一環，所以如何適時而又深刻的理解中國的學問，此事遂不僅止於狹隘的中國學間之領域，它的意義深遠多了。而如何適時而又深刻的理解中國文化，此事又得回到問題的原點，此即我們身處今日，不得不具備跨學科與跨國別的學術眼光。
漢學無疑已是國際性的學問，但比較之下，以日、韓為主的東亞漢學研究尤其值得重視。美國的漢學研究史再怎麼寬鬆的計算，其時間都不出一兩百年;歐洲的漢學研究歷史當然長一點，但比較成氣候的了解中國思想與風土，其年代恐怕也要遲至明末耶穌會教士來華以後，歐洲與中國才算有了對話。日、韓的情況不同，如果我們對漢學採取廣義的定義的話，那麼，日、韓兩國的漢學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客觀性研究，因為漢學構成了兩國文化的重要內涵，日、韓是廣義的漢文化圈的成員，它們越了解漢文化，也就是越了解它們自己。甘迺迪歡迎希臘政治領袖時說:「我們都是希臘人」，如果大家不死抱政治字典，咬文嚼字，那麼，甘迺迪的話並不難了解。
「日本漢學」應該可以從兩方面了解，廣義來講，此詞可以指涉漢學傳到日本，它本土化以後，形成獨立發展的學問。比如日本漢學、日本儒學、日本書法等等的概念，這種日本的漢學雖然可以說移植自中土，但分家以後，它們茁壯成長，甚至發展出自己的問題意識與表達形式，其面貌和中國的母體可以相去甚遠，它們與原先的母體思想之異同一一就如中國大乘佛教之於印度小乘佛教一樣一一特別值得玩味。
「日本漢學」的另一個定義是將「漢學」限定在中國學問的範圍內，這樣的漢學是國別歸屬的概念，是區域研究的概念，這個詞語意指日本人所研究的中國學問。近代申國學術的建立和日本關係極為密切，舉凡學術語詞的引介、傳統知識與現代學問的接櫃，以及知識體系之定位等等，這些大建構無一不和日本學界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日、中一衣帶水，本世紀初的中國學術巨人近水樓臺先得月，很少人沒有日本經驗，劉師培、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羅振玉、王國維，無一不然，這是個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
日人研究中國學問起步既早，涉入亦深，他們的漢學研究在世界漢學研究領域內取得領先的地位，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加上它們的文化原本即帶有大量漢文化的因子，因此，日人的漢學研究成績特別值得我們重視。
本書收錄的論文都已在西元2001年3月16-17日臺大中文系、清大中文系及漢學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論文宣讀完後，原作者根據講評及與會學者的討論修改，再經編輯委員審核，最後才定稿。
這次會議在臺灣大學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我們選擇在臺大開會，具有特殊的用意。二次大戰結束前，臺大為日本帝國大學之一，它擁有臺灣其他學校無法比擬的日本漢學資源與歷史記憶。臺灣的政治歷史頗多斷層，但學術不容有斷層，尤其「漢學」這個和臺、日兩地人民生活緊密相聯的共同文化資產，更不宜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力場中，扭曲掉它原有的面貌。我們希望就文化論文化，讓東亞地區共通的底層文化可以有公平發聲的機會。
鑒於漢學不只是門國際性的學問，連「日本漢學」也由附庸蔚為大國，它具備了國際性的學問之特質，可惜，國內學界對此議題涉入不深，國外學界專門為討論「日本漢學」而召開的會議他極少聽到，所以我們覺得在國內首度召開「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意義極為深遠。它不僅具有傳播新學術領域的知識之功能，還有喚醒國內學界正視和我們關係最密切的鄰邦的研究成績的作用。在邀請與會學者參與時，我們希望能將眼光放大，所以我們除了邀請國內的學者與會外，也邀請了大陸、韓國、德國及日本的學者共襄盛舉。我們邀請的對象，學術是決定性的考量，但我們也考慮到會議主題及各校學風的差異，所以邀請對象多元化，我們希望能儘量達到平衡各種論點的要求。
本次會議由於具運動性意義，所以我們的範圍定得較為廣泛，廣義的與狹義的日本漢學研究皆包括在內，以利各界共同參與討論。我們將論文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鄭清茂教授的引論，鄭教授宏觀的勾勒出「日本漢學」此觀念的內涵，其論點具指標意義。
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的論文分別探討儒學思想與中國文學的問題，這兩部分的論文篇幅最多，也是此次會議的主軸。李慶及林慶彰兩位教授的論文按傳統的歸類，屬於經學，經學自然是儒學的一部分;陳瑋芬與楊儒賓的論文隱約之間有比較中、日儒家思想史的意味;中鳴隆藏教授的論文嚴格說來不侷限在儒學上面，但儒家特重歷史意識，方便說來，我們似可將申鳴教授的論文歸入「儒學思想的受納」此一部門。「中國文學的回響」此部門收有五篇論文，金文京、齋藤茂及小峰和明三位教授的論文偏向於文獻的引介與詮釋。中、日兩國交流時間特長，中國文獻流落日本者不知凡幾，類似的文獻考古學工作還大有發展的空間。陳明姿及川合康三兩教授做的工作比較像「影響的研究」，國內能觸及平安文學的學者極少，遑論研究
?陳教授的論文大有開疆拓土之功。川合教授的論文進路比較特別，此文似有「心態史」的意味，他由「墮淚碑」引發聯想，並論及後人對此一主題的看法，敘述的工作做得很細膩，所以我們也將它收入「中國文學的回響」此一版塊。
中、日兩國隔洋相望，但海洋從來不是阻礙溝通的深淵，而是促進文化交流與商業往來的通衢大道。有關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引發的諸多于題，這是個重大的文化現象，值得再三討論。我們的會議雖然將焦點置於「日本漢學」上面，但很難不觸及「中、日交流」這個影響深遠的議題。新世紀伊始，東亞關係揭開新貌，我們在會議場次上設定此一主題，這應當是有意義的。
一場成功的會議與一本成功的論文集是由眾多的力量助緣而成的。我們要感謝下列單位的贊助: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教育部、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日本幡谷教育振興財團提供經費上的補助;協辦單位臺大日文系在與會學者的接待及論文翻譯方面的協助;中華花藝文教基金會熱心幫忙會場的布置;臺大中文系、清大中文系及漢學研究中心的工作小組在會議過程及會議前後的辛勞付出;黃俊傑及王勇教授幫忙出版事宜，本論文集才得以在這麼短的時期內，先後推出中、日文版。上述這些單位及學者的支持，我們感佩在心。我們更感謝與會學者的撰寫論文及熱心參與，因為只有憑藉他們的努力，我們才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看到這本論文集如期誕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