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的是我們，不是我：家暴的動力關係

　　從一個女人的立場，來理解受虐婦女的悲慘命運，必須要有理性睿智的判斷能力。以一群女人的力量，去改變受虐婦女的悲慘命運，卻要有同仇敵愾的革命情感。女性主義者為了有效改變受虐婦女的宿命，就要能先指證歷歷：那親密虐待下的悲慘情境，若非是陽盛陰衰的假象，就必然是竄改歷史的男人假藉權勢所鑄成的謬誤。確認了敵人的罪行之後，眾望所歸的領導者即可輕易高舉聖戰的旗幟，帶領鬥志昂揚的無數信眾，跟隨反攻號角的悲情節奏衝鋒陷陣。贏了，就高聲歌誦女性主義的至高無上。輸了，便激憤哀怨父權文化的根深蒂固。在女權復辟聖戰之中，像幸福與快樂、溫柔與體貼這樣的親密夢想，都必須被詆毀並摒棄如同芒刺在背。聖戰中禁忌流露女人天賦的美麗或善良，因為那將揭露個體生命的脆弱與無能。女人不是弱者，所以女人必須團結起來，並如同男人一般搖旗吶喊、英勇善戰、無我無私、效忠領袖。當聖戰告捷的光榮時刻到來時，那頂數千年來鞏固著父權制度的皇冕，終將從男人的頭頂上摘除，並且化身為女性主義的聖袍，緊緊地包裹著女人不應該展現的溫馴天性。從此，女人成為強者，女人不再受制於悲慘命運，女人撐起自己的半邊天，女人開始可以譏諷男人的狂妄與不智。

　　琳達‧米爾斯（Linda G. Mills）的這本書——《錯的是我們，不是我：家暴的動力關係》（**Insult to Injury: Rethinking Our Responses to Intimate Abuse**），著實地為這些撐起了半邊天的女性主義者，開展出一個靜下來反思的契機。米爾斯應該可以算是「後現代」女性主義者，這從她總以「主流女性主義者」（mainstream feminists）為整體一致的批判對象，並強調由婦女個人受虐經驗去重新檢視政策與立法的主張，就不難窺見其端倪。米爾斯的真實身分是：美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社會工作學系專任教授，並兼任於法律學系。除了是社會工作學博士之外，她並且擁有執業律師資格。在學術上，米爾斯致力於社工與法律間的科際整合研究與教學。她所提出的「全人」（the whole person）主張，長足影響了社工及司法人員處理性別議題的專業態度。而關於「司法偏見」（judicial bias）的批判論證更為學術界及實務界所廣泛引用與稱道。在實務上，米爾斯更是一位成就卓越並傳遞人道關懷的社會運動家，尤其在家庭暴力的政策與法律執行上，美國在實務上處置個案的程序與方法已經廣泛採用她的「關懷支持」（affective advocacy）理論。坐擁著這樣的特殊背景，無怪米爾斯能夠精確並且清楚地評論「主流」思潮在認知或應對親密虐待上的迷思與錯誤。如果我們用心去邊讀邊看，就不難發現該書的論證基礎與分析方法，雖然建立在西方文明社會的個案經驗上，但對於台灣本土的親密暴力因應對策，也可以正確投射出銳利的問題意識。

　　從 1970 年代開始，西方女性主義者就開始研究並進而評論「親密虐待」、「親密暴力」或是大家比較常用的所謂「婚姻暴力」問題。隨著論文的發表、媒體的報導、司法的裁判、防治政策的扭轉、被害人的現身說法以及公眾意識的提升，「親密伴侶間的暴力虐待」從問題的定義、成因、嚴重性、因應對策，乃至於防治特別立法與執行機制，顯已建構成為一個完整甚至排他的專業領域。這一路上，女性主義者追隨著法律功能論的成功步伐，將法律作為要求「覺醒」（awakening）與「賦權」（empowerment）的後盾與利器。他們夾帶著市民社會的動員力量，並有效運作民主制度，將女性的議題一一搬上檯面接受公評。而關於婚姻或家庭暴力防治的種種實體與程序法規命令，顯然已是各國女性主義立法運動的最大戰利品。掌控著「問題所有權」（ownership of the problem）的主流女性主義者，就如本書所言：「成為了解暴力並指示他人處理暴力問題的專家。」但米爾斯要我們嘗試去反思的是：專業者是否自以為「解決了他人的問題，卻同時否認了自己的問題。」

　　面對自己的無力感，必須要有相當的勇氣。專業協助受虐婦女的重大阻力之一，便是有效地處理她的「習得無助感」（learned helplessness）。本書同樣要提醒我們的是：幫助別人去面對她的無力感，也要具備同樣的勇氣。因為，當被幫助的受虐者無法走出創傷時，幫助她的專家就必須勇敢去面對自己的無力感。然而，我們往往為了拒絕承認失敗，而將自己的無力感轉化為強加在受虐者身上的壓力。我們試圖將那悲慘的命運轉化為勇者的塑像——從「被虐狂」、「被害者」，到「勇敢的倖存者」，再到「幸福的重建者」。我們用各種法律提供「保護令」、「分居或離婚」、「傷害告訴」等正義的抉擇，並期待受虐者在我們的專業程序中，被武裝並訓練成適格且成功的訴訟被害人。然而，法庭上的「被害人」卻因此而被迫去忽視、甚或唾棄生活上仍然悲慘的「受虐者」。這樣，就會導致本書英文書名所指摘的 Insult to Injury——雪上加霜、傷口上灑鹽，這就是專業協助過程中對受虐者所造成的「二度傷害」。

　　米爾斯藉由本書想要傳遞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除非我們學會正視專業的盲點與法律的極限，親密虐待問題就不可能妥善地處理，更遑論減輕或者解決。我曾因電影中的這麼一段女主人（Madam）與男黑奴管家（Slave）間的對話而深深感動：
Madam: You may leave now.
Slave: Madam, please let me stay.
Madam: You are a **free man**. You are no more a slave.
Slave: Madam, I do not know what else to do but be a **slave**.

　　電影中，黑奴被解放時所流露的無助與乞求——因為成為「自由人」而感覺無助，所以乞求繼續作為主人的「奴隸」——在親密虐待關係中也不陌生。我們發現受虐者因為失去離開的勇氣，而將自己繼續禁錮在親密暴力裡。*她們已經成為自己的奴隸，無法放自己自由！*

　　從過去台灣本土的受虐者個案研究中，我們大致可以歸納出所謂「習得無助感」的幾種具體內容：
*貶抑感*：***我以前真的不是這樣，我現在連決定吃什麼菜都感到沒信心。***
*恐懼與反擊*：***我像是與一顆定時炸彈住在一起；我所感受到的是一連串的恐懼與生命的威脅；最後我只好把刀子藏在枕頭下；我還要保護比我更脆弱的孩子們。****
被物化與掌控感*：***我就像是他手中的芭比娃娃一樣，沒有生命，任他擺佈。我只能聽命行事，沒有隱私權、沒有生活空間，而他總是說：這都是因為「我太愛你了。」****
被剝奪感*：***我花每一筆錢都得提心吊膽，深怕被他質問；我常生活在經濟壓力的恐懼中；他不喜歡我的朋友、不讓我回娘家、不准我參加社交活動；我沒有自己的朋友、也不敢回娘家訴苦、只能自己默默忍受。****
過重的責任*：***我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這個家，要照顧公婆與小孩，還要分擔家計，他就像太上皇一樣等著我去伺候，還動不動就亂罵人；但是我不能說走就走，人家會說我拋家棄子，說我沒有家庭觀念。****
自我認知的扭曲*：***他經常說我神經病，叫我要吃藥，本來我很氣他這樣說，後來我開始討厭自己，每天悶悶不樂，睡不好，有時候也控制不了開始對孩子吼叫，難道我真的有問題？***

　　為什麼不離開？我們一定會問。她無奈地說：「當我下定決心要和我先生離婚時，律師就勸我要為孩子著想，還說先生只是一時衝動，夫妻間難免會爭執，害我罪惡感又跑出來，好像我很不厚道，不是好媽媽，我怕如果我堅持要離婚，孩子以後會怪我，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對於一個敏感且多慮的女人而言，看不到的傷，比看到的傷，更痛。感覺不到的痛，比感覺到的痛，更傷。如果專業協助者不能用心去體認她們的傷和痛，就永遠不會有足夠的專業能力幫助受虐婦女！

　　在我受邀為本書寫推薦序文時，只是覺得能為一本被選入「人與法律」系列的書寫序，是身為讀書人的莫大榮幸。閱讀了本書並且認真面對米爾斯教授的用心之後，不禁感謝商周出版的編輯給了我如此一個學習並且反省的機會。一本如是的書，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看見不曾看見的，體會不曾體會的，瞭解不曾瞭解的，思考不曾思考的。我們大部分的人，包括女性主義者及法律專業人士本身，可能都不曾生活在無法脫離的暴力裡，不曾被禁錮在情感的枷鎖中，不曾感受讓身心飽受摧殘的愛戀。我們坐享法律權威，頂著女性主義者的光環，將「親密虐待」寫進法律、用出法律。但我們可曾注意到！？在專業者執著於法律概念的定義、構成要件的詮釋、甚至「施暴者」或「加害人」的處罰時，那一個我們自認要保護的「受虐者」或「被害人」，雖然她的臉上、身上滿滿是愛的傷痕，她的心中、腦中卻滿滿是對於愛的渴望。而專業的我們正在把她的「愛」繩之以法，把她對於愛的憧憬鎖上以「正義」為名的桎梏。

　　米爾斯要我們靜下心來勇敢面對現行法律制度下「對親密虐待的回應」（Responses to Intimate Abuse）：專業者成功地減少了甚或解決了親密暴力問題嗎？「再想想！」 （Rethink!），她說。如果我們在反思之後，也能夠勇敢面對身為專業者的無力感，就不妨看看本書第二部對於〈修補錯誤〉所提出的修正建議：面對親密暴力的迷思、傾聽當事者的個別經驗與感受、重新建構現行的處遇與刑罰體系。我們不能期待在本書中找到改正錯誤的正確答案，或親密暴力問題的全盤解決之道，作者想要給我們的也不是治百病的萬靈丹。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把握本書所提供的反思契機，或許可以藉此找到自己的另一條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