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妹妹搭巴士

我的二姊

　　我的二姊良雯，我們都叫她阿雯。

　　她喜歡港式飲茶的廣州炒麵、遠企地下樓的生菜沙拉、麥當勞的冰咖啡和薯條；喜歡聽「虹彩妹妹」；喜歡和人聊天，問人家的爸爸或媽媽在那裡；喜歡玩大門的鎖鏈；最喜歡去「心路社區家園」上學。

　　她和《跟著妹妹搭巴士》中的貝絲一樣，有智障，是個憨兒，用美式英語的講法，則是「心智受挑戰者」(mentally challenged)。不同的是，貝絲是輕度智障，阿雯則是重度。

　　我每個週末都會從荷蘭打電話回家，向爸爸問好，並和從頭到尾都拿著另一支分機傾聽對話的阿雯，聊上兩句。

我們的對話常常是這樣的：
「阿雯，妳有沒有乖？」
「有。」
「有沒有吵把拔(爸爸)？」
「沒有。」(這時我爸會在分機上插嘴說：「阿雯現在好乖，都不吵。」)
「有沒有去麥當勞？」
「還沒有。」
　　「哦，那去的時候，不要吃太多薯條喔。」然後，我常常就想不出來要講什麼，只好說：「阿雯，還有沒有事要對良憶妹妹說？」

　　電話那頭遲疑了一秒鐘，接著下來，一般有兩種版本。

第一版本：
「良憶妹妹，約柏呢？」約柏是我的丈夫，荷蘭人，基本上不會講中文。
「約柏在忙。」
「約柏媽媽呢？」
「在她家。。」
「阿雯跟約柏講話。」
「好，等一下。」我這方於是換人。
阿雯在那一頭說：「哈嘍，約柏，鼓摸你。」
約柏回答：「Good morning，A-Wen。」
阿雯咯咯笑了。「How are you?」
「Fine. And you?」
接著下來，只聽見阿雯大聲地講：「三Q，拜拜。」然後又是一陣咯咯笑，很開心的。

第二版本：
「良憶妹妹，荷蘭幾度？」
「xx度。」我會隨便講個數字。
「天氣好不好？」
「還可以。」
「有沒有下雨？」
「沒有。」
「好，」阿雯說，「拜拜。」

　　朋友聽說阿雯的情況，總愛問我，她的心智年齡有多少，我的標準答案是多年前醫生說過的「三、四歲」。可是，三、四歲的孩子會跟她一樣，數數兒只能數到八或九，老是分不清楚三角形、四方形，接到我高中老同學的電話，卻不必問人家，光聽聲音，就能清楚地喊出對方的名字嗎？

　　三、四歲的孩子又會不會在我們的母親過世後，偶爾自問自答，說：「阿雯媽媽呢？」然後根據阿姨給她的答案，答稱：「去天堂了。」繼而嚎啕大哭，嚷道：「媽媽死了。」非得等旁邊的人再三保證，媽媽被上帝接走了，才會揉揉紅紅的眼睛，破涕為笑。

　　我也始終不明白，阿雯為什麼在沒有見到金髮藍眼的約柏以前，就曉得要跟他講「How are you」，而不是「你好嗎」，三、四歲的孩子是這樣的嗎？

　　今年春節和中秋節，我兩度回台探望老父和家人。阿雯週末從「心路」回家，看到我，總是一下子迸出了笑顏，伸手摸摸我的臉，好像想確認她的妹妹，果真又回到她的眼前，摸完，叫了一聲「良憶妹妹」，她盤腿坐在沙發上，上半身開始左右輕輕搖晃，嘴裡偶爾發出輕微的「喀喀」聲。阿雯只要覺得高興，就會這樣。

　　我常常在想，藏在這樣一副逐漸邁入中年，終將垂垂老矣的軀體當中，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靈魂？是個比孩童還純真清澈的靈魂？還是個歷經多次輪迴，已閱盡哀樂，索性轉目不觀人世的老靈魂？

　　每個生命，都是個謎，而阿雯的生命，尤其是個謎。

　　作為她的妹妹，而且是住在國外的妹妹，對於阿雯，我恆常有著某種混合著憐惜、疼愛、擔心、困惑等複雜的情感，其中最難面對的是「罪惡感」，我覺得自己身為「正常」的手足，理當分擔更多照顧阿雯的責任，卻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遠嫁異國，而我們的父親年紀已經那麼大了。

　　看了本書，我才發覺，普世的智障者同胞手足很可能都有類似的罪惡感，只要他或她對人生還有感覺。只不過，有的人選擇逃避，不去面對，更甚者，索性徹底忽視、凌虐智障的手足，以最極端的方法，處理那種錯綜複雜、莫名難解的負面感受和隨之而來的憤怒。

　　當然也有人，像作者瑞秋，終而走出家門，去面對她對貝絲的種種情緒，和貝絲一同上了巴士，當她下了巴士，瑞秋不但更明白她的這個怪妹妹，以及「智障」究竟代表什麼意義，同時也能開放封閉的心，坦然接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