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古今中外，多少真正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一經問世，即遭到無情的非難、攻擊、批判，甚至查禁、焚毀。僅僅憑仗歷史的公證，才最終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成為人類共用的文化藝術寶庫中的瑰寶，彪炳千古。居斯塔夫．福樓拜的傳世之作《包法利夫人》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福樓拜動手撰寫《包法利夫人》，是一八五一年九月十九日，在盧昂近郊的克羅瓦塞別墅。經過將近五年嘔心瀝血的創作，直到一八五六年五月才完稿。但謄寫人謄得一塌糊塗，使得他又不得不仔細校正，至五月三十一日，才寄給《巴黎雜誌》他的朋友杜康。《巴黎雜誌》是一家半月刊，將手稿擱置了三個月，才決定從十月一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分六期連載《包法利夫人》。但該刊審讀委員會致函福樓拜，認為他的小說需要刪減，請他把刪減的權限授予編輯部。福樓拜未加理睬，僅在來函背面寫了「荒謬透頂」四個字。從十月一日至十一月十五日發表的幾部分，倒是未作刪減。及至十二月一日那一期準備付印之時，編輯部一位負責人對出租馬車裏發生的場面（即萊昂與愛瑪從盧昂大教堂裏出來後，乘坐出租馬車瘋狂奔跑全城那一段），忽然感到擔心，說：「這一段不合適，我們還是把它去掉吧。」福樓拜對此十分氣憤，但為了不使編輯部為難，便說：「你們要刪節，悉聽尊便，但你們必須說明你們作了刪節。」於是，編輯部加了一條註腳——「審讀委員會認為有必要刪去此處的一段，因為它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特此說明。」但事情並未就此結束，接著十二月十五日那一期，編輯部又決定刪去幾處文字。福樓拜確實惱怒了，經交涉後，在小說正文底下刊出他的抗議——「《巴黎雜誌》出於我不贊同的某些考慮，在十二月一日那一期裏已刪去了一段。在編輯這一期時，他們又顧慮重重，認為必須刪去好幾處。因此，我聲明對後面發表的部分不予負責，讀者看到的僅是片斷，不是整體。」
《包法利夫人》一發表，立刻在文學界和讀者中引起了轟動。當時負責嚴密檢查所有出版物的帝國檢察署，看到這部轟動性小說，《巴黎雜誌》在發表時竟「顧慮重重」，多次刪減，該刊審讀委員會還特地聲明，所刪去的部分「不符合本刊的編輯方針」。這還了得！檢察署高度警覺起來，對陸續發表的每一部分仔細研究，很快地決定對這本書的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洛朗比沙和印刷商比耶提出公訴。福樓拜等很快便收到傳票，審判於一八五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開始。負責宣讀公訴狀的是代理檢察長埃?斯特．皮納爾。此人是帝國政府豢養的一條鷹犬，後來出任內政大臣。他在公訴狀裏，指控《包法利夫人》「敗壞公眾道德，誹謗宗教」。其重點打擊對象是作者福樓拜。公訴狀最後要求法庭從輕處理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至於主犯福樓拜，你們必須嚴懲。」這篇公訴狀儘管十分蹩腳，許多地方亦十分地可笑，但至今仍值得一讀。它使我們看到，在資本階級的極權制度下，檢察機關怎樣不擇手段地羅織罪名，扼殺真正優秀的文學作品，以達鉗制輿論、鞏固專制統治的目的。它是一個時代的回聲，不僅說明了那個社會制度及其專制政權的反動，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偏見和狹隘。
出庭為福樓拜辯護的是儒勒．塞納爾律師。他在辯護詞中肯定《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一本誠實的書」，「這本書的思想，從頭到尾是一種非常合乎道德、合乎宗教的思想」，「它是通過揭露令人髮指的道德敗壞來弘揚道德。」塞納爾是巴黎律師公會成員，曾任國民議會議長，聲譽卓著又雄辯機警。他的辯護詞很有特色。當時，他如果不從肯定《包法利夫人》非常合乎道德和宗教這個前提入手，而從維護言論自由和維護藝術之於於道德的獨立性入手來進行辯護，那將是非常笨拙的。他不僅論證了《包法利夫人》是一本好書，而且肯定了它的藝術成就，強調它是作者長期深入、細緻觀察生活的結晶，讚揚了作者獨特的藝術風格，甚至大膽肯定現實主義的描寫方法。作為一名律師，在當時做到這一點是難能可貴的。
就在開庭前夕，當時深具影響力的詩人拉馬丁，約見年輕的作者（福樓拜那時年僅三十五歲），對他表示支持。福樓拜問他，「先生，我因為寫了這部作品，正遭受法庭的追究，指控我違背道德和宗教，這一點你想得通嗎？」拉馬丁斬釘截鐵地回答，「親愛的孩子，在法國沒有一個法庭能定你的罪。有人如此誤解你的作品，並下令對它提出起訴，這非常令人遺憾。不過，為了我們國家和這個時代的榮譽，任何法庭都不能定你罪。」事實證明，拉馬丁的斷言是真知灼見。面對《包法利夫人》這部傑作，面對德高望重的塞納爾律師邏輯嚴密、雄辯有力的辯護，面對許多著名作家的聲援和抗爭，巴黎第六輕罪法庭在「判決書」裏雖然指出，「在本庭受到起訴的這部作品應該受到譴責」，但不得不承認，公訴狀所指控的段落，「無論從它們所闡述的思想還是它們所描寫的情景，仍屬於作者試圖塑造的人物性格的範疇。」因而宣告作者福樓拜以及《巴黎雜誌》發行經理和印刷商「無罪」，「不予追究」。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勝利。它不僅是福樓拜的勝利，也是整個文學界的勝利。福樓拜本人充分意識到這個勝利的重大意義，他說：「我這場官司是整個當代文學的官司。人們攻擊的不是我的小說，而是所有小說連同創作小說的權利。」【1】統治者的倒行逆施往往產生與其願望相反的結果。這場官司不僅為《包法利夫人》作了廣告，使它在兩個月內銷售量達一萬五千冊，此後又一版再版，並且進一步確立了這部作品的歷史地位。
《包法利夫人》描寫一位小資產階級女性因不滿夫妻生活的平淡無奇而通姦，最後身敗名裂，服毒自殺的故事。這樣一個桃色事件，無論在實際生活中，還是在向來的愛情小說裏，都是司空見慣的。何以經福樓拜寫出來，便驚動了帝國政府檢察署，立即對作者提出公訴，給他加上「敗壞道德，誹謗宗教」的罪名，要求法庭「必須嚴懲」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要分析一下這部作品的思想內涵，便昭然若揭。
福樓拜撰寫包法利夫人，著眼點不在於她的愛情故事，而在於她從純真到墮落、從墮落到毀滅的前因後果，揭露資本主義社會戕害人性、腐蝕人的靈魂，甚至吞噬人的罪惡本質。
愛瑪出生於外省一個殷實的農家。和許多鄉下女孩一樣，她聰明伶俐、天真純樸。可是，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的法國，無論巴黎還是外省的中上層資本階級，都把女孩送進修道院接受一段教育，培養貴族式的思想、感情和言行舉止，為日後進入上流社會打下基礎。愛瑪的父親魯俄老爹愛女心切，也趕流行，把她送進盧昂的修道院。愛瑪生性敏感、感情奔放、想像豐富。在修道院裏，「修女們在訓戒時，反覆拿未婚夫、丈夫、天國的情人和永恆的婚姻這些概念進行比較，為她的靈魂深處喚起意想不到的柔情」，而宗教音樂課上所唱的抒情歌曲，全都「格調低下、音調輕浮，使愛瑪窺見了誘人且變化莫測的感情世界」。在這種情況下，修道院禁欲主義的說教只能起反作用，越發刺激她受壓抑的情感和對愛情的遐想。不僅如此，一八三0年前後風靡人心的消極浪漫主義，配合天主教捲土重來的活動，也滲進修道院。正是在修道院裏，愛瑪接受了浪漫主義傳奇小說的薰陶，成天滿腦子的情男、情女、眼淚與吻、月下小舟、林中夜鶯、憑窗盼望白翎騎士前來幽會的女城堡主。這些東西與她出身的環境和她日後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正是社會提倡的修道院教育，腐蝕了愛瑪稚弱的心靈，在她靈魂深處播下了淫糜的種子，型塑墮落的溫床。試想，如果沒有這種教育，日後的愛瑪及其生活必然是另一種型態。由修道院陶鑄出來的愛瑪．魯俄小姐，懷著對愛情的憧憬結了婚，成了包法利夫人。包法利是鄉鎮醫生，按理說在鄉間算得上是一個體面的人物，可是他平庸無能、感情遲鈍，與愛瑪幻想中的騎士相差十萬八千里。愛瑪所期待的愛情沒有到來。而沃比薩爾的舞會卻向她展示了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上流社會生活。在這裏，她體驗到了奢侈豪華的生活的滋味，看到了養尊處優、浪蕩調情的貴夫人，看到了曾經在王宮裏很吃香、在王后床上睡過覺的老公爵，還同那位風度翩翩、頗有騎士派頭的子爵跳過舞。這次舞會，是涉足社交生活的愛瑪所上的第一課，使她在修道院時期所產生的天花亂墜的幻想，變成了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活方式，在她的心靈深處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後來她的一切渴求和夢想的背後，都浮現出這次舞會的難忘情景。包法利夫人本來並不是個壞女人，儘管受了這些教育和影響，在遷居永維鎮之後，她還是一度躲避萊昂的追求，力圖當一個賢妻良母，甚至試圖幫助丈夫事業上創造驚人的成就，名揚天下。但是丈夫太無能、太不爭氣，險些斷送一條人命，使她受到不堪承受的打擊，覺得包法利這個姓氏帶給她的只有屈辱，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貞操徹底崩潰。她也曾一度試圖在宗教裏尋求抵禦情欲誘惑的力量，可是自稱「醫治人類靈魂的醫生」的本堂神父，對她心靈苦悶的傾吐卻無動於衷，使她對宗教的企盼徹底幻滅。社會造就她的墮落，而在她本能地一再反抗、掙扎時，亦無法在社會上找到任何的救助。而羅多爾夫、萊昂這類道德敗壞、專門玩弄女性的男人，卻一再勾引她。如此一來，她便無可避免地成了他們的擄獲物，終究墮落成為不可救藥的淫婦。顯然，包法利夫人之所以陷入墮落的泥坑，禍根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社會的腐蝕和引誘。我們可以說，是那個墮落的社會造成了包法利夫人的墮落。
包法利夫人的致命錯誤，在於她不懂得豪華淫逸的生活和浪漫傳奇的愛情，需要物質財富作為基礎。她的家庭環境，無論她父親還是她丈夫的家境，都不具備這種物質條件，而她卻偏偏要去追求那種不可能屬於她的生活。在她尋求愛情和幸福，卻淪為別人的玩物的過程中，她不知不覺地將丈夫的薄產揮霍殆盡。這便給高利貸者提供了可乘之機。惟利是圖、精明狡猾的奸商勒樂，看準了包法利夫人的弱點和處境，拿物欲作為誘餌，讓她簽署一張又一張借據，使她積債如山。當他發現她身上再也沒有油水可榨時，便串通法院，扣押包法利家的財產抵債，並且張貼佈告宣佈拍賣。包法利夫人被逼面臨家庭破產、身敗名裂的絕境。她求助於情人，情人們推諉搪塞；她求助於稅吏，稅吏無動於衷；她求助於公證人，公證人花言巧語，企圖乘其危難佔有她。這時的人世，對包法利夫人是那樣地冷酷無情！在她面前只剩下一條路，就是結束她尚年輕的生命。事實再清楚不過——包法利夫人是被資產階級社會逼死的。除了這個結論，人們還能得出其他的結論嗎？作品所描寫的包法利夫人這個悲劇性人物，是一個典型被資產階級社會摧殘的千千萬萬婦女的代表。作者本人就說過，「就在此刻，我可憐的包法利夫人，正在法國的十二個村莊裏受罪、哭泣！」【2】被逼致死的包法利夫人遭到社會的唾棄，而引誘她墮落的情人羅多爾夫和萊昂，卻逍遙自在，甚至步步高升。作品結尾的這一筆，更飽含了辛辣的諷刺和血淚的控訴。福樓拜說：“「何寫照都是諷刺，歷史是控訴。」【3】這種諷刺和控訴，構成了《包法利夫人》強烈的批判效果。[1983年版《包法利夫人》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