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用你的筆，先改變自己
彭懷真（東海大學社工系副教授）2007/12/18
這本書可「字字珠璣，句句箴言」，更難得的，文章中處處是強烈的愛與關懷。作者全面反省時代與社會與人性的問題，認為好好寫作是處理這些問題的良方妙藥。我一拿到初稿，就迫不及待地閱讀，品味其中的睿智。
十年前，我的女兒剛上高中，對人生充滿迷惘。我和她一起閱讀瑪莉?派佛博士的《拯救奧菲莉亞》這本討論青少女困境的經典，我們都得到很大的幫助。我也為此主持了一個讀書會，號召青少年的家長與社工人員一起閱讀這本書，我們共同面對青春期少女沮喪、飲食失調、吸毒、成癮、企圖自殺等問題以及背後外表至上、媒體氾濫和『毒害女孩』的文化。
心理學家瑪莉?派佛博士在該書中借用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女友奧菲莉亞的比喻說明：「青少女總是為別人而活，也為別人而死，自我存在的價值蕩然無存，反而必須靠別人來決定。現代的『奧菲莉亞』們，透過作者發出她們私密且痛苦的告白。」同時，作者鼓舞大家發掘更多的熱忱、力量與策略，拯救她們日漸失落的自我！
她擅長探討心理健康有關的文化影響，總是結合心理諮詢的專業能力，透過深刻真摯的實例和流暢和煦的文字，帶領讀者省思人生重要議題。在七年前，另一本帶領讀者進入愛與關懷領域的好書《可以這樣老去──航向老年國度，兩代結伴同行》中文書出版了。該書真實地捕捉了老人的歡樂與悲傷、點出兩代間，互動的困境，提供協助與對策指出：情感聯繫是化解世代隔閡的唯一途徑。
在九一一事件後，無數的人面對苦難提出無數的問題，她寫了《給青年心理諮商師的信》，透過一封封筆觸溫和的信，和學生促膝談心，分享人生最真實的痛苦掙扎。她誠懇提醒：只有用誠信和同情心為出發點，才可能處理人際關係、工作壓力、生活困難等問題。我們可以選擇傷害他人，也可以有健康的選擇。她鼓舞對心理諮商有興趣的讀者能體諒他人的痛苦，陪同有問題的人走出困境。
在這本書中，作者展現全面的才華和具體的建議，她呼籲大家「拿起筆，改變世界」。她也用具體的方法教導讀者動筆寫作，最有趣的是在本書第五章對俗稱「山姆大叔」的美國所做的描述與診斷，單單是閱讀這一章就值回書價了。美國的確是有嚴重的「中年危機」，尤其是「中年男子」的症狀清晰可見。如何走出困境，還是得從「面對自己」開始，也就是誠實地寫作，分析自己的問題。
由於作者是頂尖的心理諮商師，她談寫作也有濃厚的心理諮商背景，在第七章中她就討論心理治療與寫作的相近性，非常精彩而獨特。當我們越往自己與別人的內心走，越深入瞭解，就能寫出越深入的文字，也就越能感動人。她也借用心理諮商的專長與態度幫助讀者以更尊重、更尊重人性、更體諒來寫作，如此，更能兼具理性與感性。她強調寫作者與讀者的「連結」，如此前者才可以感動讀者
，尤其在網路互動與民意高漲的時代，寫作者與讀者的對話不但必要，前者更能透過讀者的回饋豐富自己。
瑪莉?派佛博士更進一步鼓勵更多讀者都「動筆寫作」，加入分享、分析、進而改變世界的行列。她在心理諮商的過程中引領案主探索內心，也在本書中引領讀者探索寫作這也相當「私密」的行為。寫作也是最「開放」的分享，透過文字，無遠弗屆地將自己的想法與經驗表達出去，超越時空、永久可以保存與傳播。
我無法一一細數從這本好書獲得的收穫，利用這篇序言談談我自己經驗。寫作，的確是一種心理治療，我從一個不快樂的青少年成長為一個快樂又自信的成年人，關鍵就是寫作。我五十歲了，寫作出版的書超過五十本，至今還是熱情投稿分享看法、評論時事。很多人怕寫作，其實寫作的本質是「嚴謹的說話」，經濟學泰斗韓森教授的提醒：「『口授的』怎麼比得上『寫下的』來得嚴謹？」歷史靠記錄，不能靠記憶；知識要寫下來，才算是深入學習，不能靠印象；心靈的成長也靠記錄，不能光憑記憶；人與人說話，只能留下記憶，卻無法保存記錄。
說話可能亂蓋、可能吹牛、可能信口雌黃，但寫作必須謹慎，任何錯誤都容易被發現。我的執行力表現在「熱愛寫作」，我積極寫、常常寫。我認真寫作的原因之一是克制自己說話的慾望，也設法讓自己言之有物。即使是主持廣播節目，我也總是把稿子先寫好再進錄音室，不口說無憑。
寫作需要「做功課」，我常常從早到晚「做功課」，就是閱讀、觀察、紀錄、整理和寫作。我廣泛地閱讀，也常常有新的觀念。讀書，開闊了視野、瞭解了新觀念、認識成功人物，也為教學、演講、做廣播等找到素材。在寫作時，經常查詢，以確認自己所引述的正確無誤。「相信閱讀、熱愛寫作」是我特別快樂與快速成長的關鍵。
當我透過寫作改變自己之後，我也努力透過寫作改變社會。瑪莉?派佛告訴我們「用筆，改變世界」，這條路我已經走了二十多年，多多少少為了世界的好，付出了自己的智慧與愛心。我至少已經先有一個收穫，就是「用筆，改變了人生，擁有美好的人生」。
你覺得自己平凡嗎？多動筆吧！多整理、多思考，熱愛寫作，改變自己。先享受自己進步的快樂，並對社會和世界的真、善、美，付出更多心力。
導讀
這是人類有史以來頭一次遇上叉路，一條通往絕望，另一條通往滅絕。請大家一起禱告，祈求我們能發揮智慧做出正確的選擇。──美國名導演伍迪．艾倫
或許事情並不像伍迪艾倫所說的那麼糟，不過也差不多了，雖然生活本就不是件易事，但現今我們面對的問題之廣泛更勝於以往，在過去這一個世紀以前，人類原本只需應付眼前的環境，譬如肚子餓了，就種植作物、捕魚或是狩獵；如果孩子哭了，或是父母死了，就加以安撫或慰問；天氣冷時，就生起火來取暖；當一頭動物或是一個人遭到攻擊，就想辦法將加害者擊退．雖然很多問題有待解決，但至少都是眼下的問題。
以前的人連隔壁那座山發生了什麼事都不清楚，哪會管另外一個大陸的問題﹖人們只懂得能看到、聞到、聽到、嘗到及摸到的事情，像是發現了成熟的果子就摘下來當晚餐，人們知道能為彼此做些什麼，如果某個鄰居的房子燒掉了，大家就一起出力幫他再蓋一間，如果哪家孩子的爹娘死了，大家就收養他們。
但如今我們人類的知覺因為科技而大幅擴增，我們可以接收到來自全球各個角落的訊息，日復一日，我們看到房子倒了、孩子沒飯吃，以及整個村子的人死於愛滋病，我們的大腦和腎上腺系統會對這些事件產生電子與化學反應，可是我們的身體，對於這些災變卻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很多人因為被這種對人體有害的過度刺激與無力感不斷衝擊而變得焦慮和絕望。
世界正面臨的各種嚴苛考驗說也說不完，像是臭氧層的破壞、樹木被濫砍殆盡，以及各國的氣候異常等等，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有兩千七百萬人被當做奴隸差使，貧窮國家的孩子當童工為富有國家的孩子製造玩具，聯合國的「世界糧食援助組織」（World Food
Program）因為資金不足而刪除救援行動，然而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卻有肥胖症的問題；人類變成酷愛核子武器與屠殺的生物，可是這類武器不但會害死自己，還會殺光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此刻，美好的民主制度正在我們的眼前崩解，譬如，我們的政府公然違反日內瓦公約，把刑求當成訊問犯人的一種方式，在我國的歷史上，這從未是一項正式的政策，但是歷來，權力往往是根據人擁有的財富而非智慧或慈悲來分配，所以世上到處可見強凌弱的景象，逐漸地，我們愈來愈感覺中古世紀的危機－－十字軍與伊斯蘭教徒大戰－－再度重演。人的悟性不見了，科學不斷開發卻也遭到忽視，科技不斷進步但人類的集體智慧卻不斷消失，美國成了一個很會消費但難以滿足的國家，在我擔任心理治療師三十年期間，我從未看過美國人像現在承受如此大的壓力，如果把新聞當做天氣預報，那每天的天氣都會是一樣的：烏雲蔽日，颶風來襲。
我感受到全然的孤寂與靜默，靈魂也枯槁了，因為人們一心只想要拯救我們的憲法、國家與地球，卻不知道該跟路上遇到的人打招呼問好。 山姆．史密斯（Sam Smith，美國記者兼政治論家）
人往往藉口遠水救不了近火而撇清責任－－蓋．戴文波（Guy Davenport，美國作家、詩人、畫家及插畫家）
我們現在正活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安東尼．路易斯（Anthony Lewis）所說的「存在的盲目」（existential blindness）的時代，兒童福利聯盟（Alliance for Childhood）所出版的《科技補藥》（Tech Tonic: Towards a New Literacy of
Technology）一書指出，美國人平均可以說出一千種品牌的名稱，卻認不出十種本土的植物或動物。我們明明知道世上很多事情的真相，卻故意忽略其意義，也不想採取應有的行動，我們這個世界亟需英明的領導人，因為世界各地的人都覺得無助和迷失方向。
雖然我們自誇這是個資訊的時代，可惜人們卻普遍缺少智慧，而用來表明我們思考模式的語言，卻淪為一種行銷的工具，戰爭被偽稱為和平，破壞卻被說成是發展，環境的浩劫遭到嚴重忽視，各種假說掩蓋了真相。有時語言甚至被當成一項武器，譬如威斯康辛州眾議員森森布萊納曾主張加強查緝無合法證件逃離祖國並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的人，理由是希望「遏阻恐怖份子利用政治庇護制度混進美國」，但是他卻刻意不提尋求政治庇護者與恐怖份子之間根本沒有任何關連，再者，他顯然不認識我所知道的尋求政治庇護者－－譬如逃離中共士兵追殺的西藏僧侶、逃離祖國壓迫的人權鬥士，有些美國的偉大朋友是因為其祖國害怕實施民主政治而不得不離鄉背井。
語言也是用來打擊異己的一項利器，只要把某人貼上「非我族類」的標籤，就可以對對方採取不文明的舉動，像「非法居留外國人」就是明顯的例子，以「非法居留」及「外國人」這兩項標籤把這些人與我們加以區隔，美國對這些所謂的「非法居留外國人」極不友善，其實這世上哪有所謂的「非法居留」及「外國人」這種事呢？
像「司法正義聯盟」（Coalition for a Fair
Judiciary）的凱黛莉，便以火力強大的語言毫不留情地攻擊立場不同的人，她抨擊的對象包括她所謂的「左派份子」，她說：「你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也見過他們，他們是支持墮胎的瘋子以及激進的婦運份子；對宣誓效忠及十誡提起訴訟的無神論者；環保人士、保護動物人士；在聯合國的祭壇前膜拜、主張世界一家的人；好戰的同性戀以及反戰的嬉皮….」黛莉的這番話既不是在討論某些人物也非聲明其主張：而是在區分敵我及破壞－－這樣的作為已經在二十世紀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音樂家紐金特（Ted Nugent）在全國來福槍協會中的演講也是針對某些人：「我希望劫車的人死掉，我希望強暴犯死掉，我希望搶劫犯死掉，我希望對幼童性侵的人死掉，我希望壞人死掉，世上再也沒有訴訟案，再也沒有保釋、再也沒有假釋，我希望壞蛋全部死光光，趕緊給自己弄把槍來，只要他們攻擊你，就給他們一槍。」
革新派人士也有他們詆譭別人的方法，他們以嘲弄的口吻稱別人是「基本教義派」、「頑固派」、「右翼保守派」，同樣也是容不下別人與自己有不同的立場或觀點。
我個人對武器毫無興趣，不管是語言或是真正的槍砲都一樣，我只想加入救難隊，拯救我們這個疲憊不堪、過度擁擠的地球，凡是想要幫助別人獲得正確思考、能夠學會誠心待人及開放心胸的人，都可以加入地球救難隊。我們將化身為一帖解藥，解救那些喜歡區分敵我的人，讓他們變得能夠體諒別人、包容別人，以實現哲學家巴伯（Martin Buber）所說的「我－你」關係。
巴伯主張，人與人之間有「我－它」及「我－你」兩種關係，在「我－它」的關係當中，我們是以一元論的方式對待世上萬物，所謂的「它」只是為了服侍我們而存在的事物，銀行裡的自動提款機只是讓我們拿到錢的一台機器，森林裡的一棵百年老樹只不過是等待人類砍伐的一根木材，但是在「我－你」的關係中，自動提款機跟我們一樣，也是個有欲望、有夢想以及有愛戀對象的人，而一棵百年老樹也絕非只是一根等著被砍伐的木材，當我們以「我－你」的關係看待自動提款機和百年老樹時，就會給予尊敬，於是我們跟自動提款機和百年老樹之間便產生了美好的關係。
如果我們對於人己之間抱持著壁壘分明的觀念時，就會做出難以想像的事，譬如我們會不想看到街上流浪漢的臉，可是如果我們願意正視他們，就會發現其實無家可歸的人和我們是一樣的人，我們就會停下腳步關心對方，而不會匆匆走過避之唯恐不及。在越戰期間，美國大兵以充滿貶低意味的名字稱呼越共，到了伊拉克戰爭，我們的士兵又稱反抗者為「鼠輩」，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殺死鼠輩要比殺死饑餓、疲累、受驚的年輕人容易多了。
與世人產生連結後，隨之而來的是責任，因為缺乏責任，所以美國的選民才會支持那些讓印度或非洲的村落沒水喝的惡劣跨國企業，我們眛著良心不願意承認我們的行為會對這些素昧平生的陌生人造成傷害性的後果；給人貼上標籤也是幫兇，只要將對方冠上「民兵」、「鄉下人」、「反抗者」、「敵軍」甚至是「抗議份子」似乎就可人人得而誅之，只要我們把對方貼上一只與我們不同國的標籤，我們就可以漠視他人的性命，身為寫作者的我們，有責任昭告世人這樣的行為是不對的。
寫作者的任務是要讓讀者知道世上所有人的故事，真實呈現出這些人的一切，包括他們的過往、家庭、情感以及與生俱來的需求，我們可以用多元的面向取代一元化的刻板印象，讓讀者能夠辨知，在打造「我－你」關係的美好世界時，寫作者身負重責大任。
世上每件事都與另外一件事息息相關。－－穆爾（John Muir，美國環保大師）
我們只是人類這棵大樹上的一片葉子。－－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智利詩人聶魯達
為說真話而寫作
好的作品能夠令讀者敞開心胸，認真思考、討論與行動，從而讓萬物產生連結。世上所有的專制政府都是藉由恐嚇與孤立人民來實行獨裁，並且禁止人民誠實地公開討論事務，所以若要促進社會與經濟的正義，我們必須反其道而行：我們必須說真話，鼓勵人民對一般事務從事公開的討論。
好的作品可以增加讀者對世界的知識，或賦予讀者力量多做一些符合公眾利益的事情，或甚至激發出別的好作品。我們每個人都是透過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參考架構來了解世界，將我們吸收到的知識變得有意義，寫作者能幫助讀者打造更大、更寬闊的參考架構，讓我們能夠更正確地接收到世上的訊息。
好的作品能夠將人與人、人與生物、人與故事和觀念、人與行動等連結起來，好的作品能讓讀者從新的觀點看到世界，寫作者總是不斷地問讀者：「你的經驗是怎樣的？」他們會傾聽、觀察，然後分享他們從別人身上學到的訊息，透過寫作與世界連結是一種同情心的訓練，就像作家、也是婦權先驅史坦能（Gloria Steinem）曾說的：「同情心是所有的情緒當中最具革命性的。」
而這種讓人與人之間產生連結的寫作，就是所謂的「改變式寫作」（change writing），它就像一套很有效的心理治療，能夠創造出讓人們產生改變的狀態，改變式寫作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喚起讀者產生某種觀念、情感及行動，而是要喚起人們的知覺和成長，心理學家梅肯邦（Donald Meichenbaum）形容心理治療師是：「帶來希望的人」，從事改變式寫作的作家也是如此。
寫作者是指那些樂於跟其他人分享想法的人，我們既不悲觀之人，更非憤世嫉俗之輩，因為如果我們是這樣的人，根本懶得管別人的死活。反之，我們非常想要跟世人連結，所以願意把一些想法寫下來，讓大家都知道。
每個城鎮都有些一些非常熱心的文化連絡人，他們知道當發生危機時該跟誰連繫，他們還會幫人介紹工作，幫忙解決法律問題，找房子、修理學校，並為一些專案募集資金。他們讓大家互相認識，他們尊重及了解每個人，寫作者對於其讀者群也具有類似的功能。
在《天涯為家處處家》（The Middle of Everywhere）一書中，我曾寫下；「文化經紀人」一詞，用來形容那些熱心幫助難民的美國人，他們非常熱心地教導難民一些生活須知，告訴難民如何上醫院看病、如何搭乘大眾運輸系統，在哪裡採買日常用品，哪裡有學校、圖書館和公園，還幫難民尋找同鄉。
寫作者則是觀念的文化經紀人，我們的工作是儘可能地把我們所知道的每件事物跟世人分享，我寫本書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夠讓我們的世界成為一個四海一家的大家庭，套句美國喜劇演員古丘．馬克思（Groucho Marx）的名言：「任何一個不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加入的社團，我不打算參與。」
偉大的戲劇必須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否則只是在賣弄技巧而已。我無法想像我會浪費時間觀看無意改變這世界的一齣戲。──美國名劇作家亞瑟米勒
文字有時－－在蒙受天恩的狀態下－－可以產生如行動般的力量。── 維瑟爾（Elie Wiesel，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意第緒語作家）
充滿熱情並善加表達的觀念的確可以改變世界，想想創建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他制定了世上第一篇人權宣言，想想柏拉圖的作品，聖女大德蘭（又稱阿維拉的聖德肋撒Theresa of Avila，西班牙天主教修女，神祕主義者，在阿維拉建立女隱修院），美國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描述蓄奴制度的慘無人道），再想想希特勒、馬克思、毛澤東或何梅尼（他那充滿激情的作品導致了伊斯蘭共和國的成立）等人的著作所產生的影響，即使雄偉的建築物崩解後，寫作者的作品卻能繼續流傳於世。
現今許多寫作者有幸住在某些國家，不管他們寫些什麼，都不會被關起來或禁止其言論，可是我們必須記住，不同時代及地方的寫作者，曾冒著生命的危險才能把真相昭告世人，凱撒大帝曾將詩人歐維德（Ovid）流放異地，史達林曾囚禁無以數計的寫作者並施以苦刑，包括詩人巴斯德內克（Boris Pasternak）及索忍尼辛，而且他還曾殺害詩人曼德斯坦（Osip
Mandelstam），德國的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則因寫文章拯救猶太人而賠上自己的性命。
我則深受劉荻（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學生，也是一名小有名氣的網路作家，以「不?鋼老鼠」的筆名在網路發表文章）的網路文章感動，她利用學校的電腦把人權的觀念傳達給大陸人民，結果遭到逮捕，被判好幾年的勞改，並關在環境非常惡劣的秦城監獄。
只要，拿起筆
當你想用紙筆有番作為時，你就加入了寫作者的陣營，寫作者是最重視文字和主張的。或許你是位小兒科醫生，你想要教育為人父母者關於疫苗的事情，或是一位想要把證道寫得更精彩的神職人員，或許你是位想要寫一篇關於酒醉駕車文章的高中生，或是一位想要教移民來的農工他們有哪些權利的勞運人士，或許你是位抗議政府假愛國法案之名破壞人民自由的人權律師，或是一位為拯救海牛而奔走的佛羅里達州居民，如果你想要用文字來改變世界，本書就是為你而寫的。
身為一名寫作者，你或許抱持著某個我想像不到的偉大人生目標，不管那是什麼，你都是很幸運的，人權鬥士戴維斯（Ossie
Davis）曾說，他們那一代的非洲裔美國人真幸運，因為人權領袖馬丁路德給他們出了一項艱鉅的道德功課必須完成：為所有人的爭取民權，所以他們的整個人生就環繞著這個目標，戴維斯為現在的年輕人感到憂心，因為他們的生命就缺乏如此明確的目標，誠如美國小說家金索芙（Barbara
Kingsolver）所言：「快樂的人與不快樂的人之間的差別在於，快樂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用處，讓自己成為一把好用的工具。」
有回我坐在東非一座古老的湖岸邊，心中突然靈光乍現，頓時明白所謂社群的意義，其實就是大家圍坐在火堆旁聽故事。－－莫耶斯（Bill Moyers，美國資深記者）
故事是連結你我的最基本工具，研究顯示說故事不但需要運用我們所有的感官，而且會讓左右腦同時活動，正因為說故事會引發全腦/全身的反應，所以它比任何一種寫作都更能激起強烈的情緒。人們聽了故事，回味故事，然後受到故事的啟迪，因為故事是由許多有意義的小單位組合而成，就像是充滿營養的母乳。
健康的文化會將健康的故事代代相傳，阿拉斯加的原住民會說些追尋神聖的生命圈的故事，以及他們與水牛及所有生物間的關係，他們的神話創造了一種信仰系統，讓他們得以在一個堅固的群體生活中發展出堅強的性格，澳洲的原住民認為，大地是身、而他們是舌頭，所以他們應當為土壤、水、植物及動物發聲，正因為他們對於世界以及他們此生所扮演的角色有著這樣的信念，所以才能成為周遭所有生命的照護者。
現在的美國，膚淺、廉價的故事像骯髒的雪一樣漫天蓋地席捲我們，市面上充斥著妓女的電影，電視的談話節目也盡談些連環殺人兇手的事情，而很少關心到銀髮族的生活，顯見電影或電視對於老人或是普通人或是弱勢的人的故事沒有半點興趣。
由於媒體的渲染，讓性變成一種不必經過討論、保護或需要就得以隨便產生的關係，發生性關係就像買東西一樣簡單，不需投入任何感情。而媒體呈現暴力的方式，則是把它當成解決一些芝麻小事的方法，而且往往是解決問題的第一個而非最後的手段。最糟糕的是，媒體避談暴力的後果，他們不報導因為暴力事件而哀慟的祖父母、傷心的朋友，或是自力更生成長的孤兒，結果暴力跟性一樣，在媒體的刻意舖陳下都成了簡單而閃亮的事情。
在商業世界裡，生命的全部被濃縮為兩個字：「獲利」，但誠如環保大師穆爾（John
Muir）所言：「只要可以換算為錢的東西沒一樣是安全的。」廣告商拼命設計一些美麗的辭藻推銷自我污染、不健康及無用的產品，香菸和酒被說成是提神的東西，廣告誤導孩童對快樂本質的認知，與世上偉大的宗教所標榜的善行善念完全背道而馳，簡言之，廣告不斷對人們洗腦，你必須購買一些不需要的東西才會感到快樂，喜劇明星喬治卡林對於此一現象有著傳神的見解：「想藉由累積物品來讓自己快樂，其實就像是用三明治拍遍你的全身好讓你感覺吃飽了。」
那些想要賣東西給我們的人所說的故事，根本無法解救我們，我們需要聽的是一些教導我們要有耐心、懂得與人分享，以及認真看待事情，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對財富的定義是：「不需要的東西愈多，你就愈富有。」媒體教育基金會的蘇特傑利估計，一個人平均一天要看或聽三千個廣告訊息，請大家想像一下一個沒有廣告的世界，或是想想如果那三千個訊息是鼓勵我們每天多吃蔬果、好好刷牙、打電話跟長輩問安，以及跟每個人以禮相待，那這個世界肯定會變得更美好。
一些撫慰人心的故事能夠帶給人們希望，教人們要有同情心，並鼓勵大家採取行動，這些故事有著不同的主角，不一定都是英雄人物，他們有的是消防人員、神職人員、老師、醫生、生物學家、演員以及為人父母者，只不過每天都做出良善及勇敢的事情。許多半工半讀的大學生，仍能在百忙中抽空擔任義工，還有一些身體有障礙的學生，努力用功獲得好的成績，還有一些乖巧的學生從不欺負及傷害別人。
美國人一向對那些作奸犯科者偏愛有加，但其實真正的英雄應當是守法的，還有一些是幫助我們度過一生的好人，許多人不信任公僕及做好事的人，然而現在我們的國家正需要這樣的人，願意負起責任採取行動，讓大家的生活變得更好。
本書的書名《寫出好世界》聽起來或許會令你覺得似乎是個遙不可及的偉大目標，但我真心相信，唯有善良的人正派行事才能讓世界朝向正面發展，不管是在政府單位、公司行號或是公私機構裡工作的人，大多數人都是每天兢兢業業在做好事的，當我在撰寫本書期間，不禁想起我的外祖母艾妮，打從一九二零年代起她跟祖父一直定居在科羅拉多州東部地區，夫婦兩人在經濟大蕭條期間胼手胝足養大五名子女，外祖母一輩子辛苦工作，死時銀行裡的存款還不到兩千元，但她卻對苦日子甘之如飴，並且備受親人的敬愛，她在艱困的生活環境中為自己打造了一個充實的宇宙。
我大四的時候，趕去見外祖母最後一面，那時外祖父早已過世，外祖母又罹患癌症，我在學校學的是大眾心理學，頗自以為是，我在病榻前問外祖母：「您這輩子過的開心嗎？」她迴避我的問題，但我並不死心，不斷問她，好像她沒聽到似的，外祖母有些不高興，最後甚至有點生氣地回答說：「我並不覺得我這輩子過得很苦。我只問自己”我有善用時間及才華嗎？我有對這世界盡一分心力嗎？」
謹以本書獻給那些像我外祖母一樣的人，他們一輩子努力不懈希望此生沒有白過，多少能為這世界盡一點心力。
我希望本書能幫助你釐清自己的想法，體驗新的希望和能量，並且能夠明確地把你的想法讓大家知道，我的目標是希望能幫助各位把你的熱忱和理想化為行動，這並非一本教人寫作的書，而是如何透過寫作讓世界變得更好，本書是獻給那些慷慨大度、勇敢開創的寫作者。
這是一個由語言構築的世界，語言幫我們向世人傳達出身份、意義與觀點，寫作者可以分成兩類，有的會污染人心、有的能淨化人心，就像權力和貪婪的語言會毀掉一個人，而理性和慈悲的語言卻擁有拯救人的力量，寫作者可以藉由其書寫而讓世界變得更良善、更公平且更美好，但也可能讓世人變得更自私、更暴力且更壁壘分明，寫作者可以凝聚世人也能分化你我。
在後續的各章節中，我將告訴大家如何透過寫作表達自己的想法，因為寫作就是我與世人溝通的一個媒介，我寫書、文章及演講，不過我也希望寫詩的朋友或是寫小說的朋友多少也能從本書獲得一些有用的資訊，我在撰寫本書時為自己立下了兩個目標：跟大家分享寫作的訣竅，以及展示如何透過寫作表達作者的想法，這兩個目標讓我的功課變得更加複雜，不過也讓我得以暢所欲言且獲益匪淺，我雖然為了寫作而絞盡腦汁，卻也因此而學到更多。
我會在本書中把我最擅長的看家本領使出來，也就是透過說故事的方式跟讀者「搏感情」，目的是要激起大家的認同感進而挺身幫助世人，不過俗話說，條條大路通羅馬，所以我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些寫作風格或想法都跟我大不相同的作家，不論是挖苦派、幽默派、憤怒派還是實事求是型的論述，都在寫作風格上各有其一席之地。
我是從心理醫師的身份開始寫作的，我也深信在心理治療這門學問當中，對於如何與世人建立連結進而讓世界產生改變，有許多值得你我借鏡和參考的地方。像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傑斯（Carl
Rogers，他堅信人們的內心深處永遠存在著強烈的、正向的發展傾向）便對透過人我關係進行改造這方面別有見解，他發現要改變一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徹底接受其原本的樣貌，他的教誨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心理醫師，讓我們對人抱持不批判的態度，並以同理心及真心誠意待人。
不論是從事心理治療或是寫一些喚醒世人的文章，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是非常重要的，唯有互相尊重與信賴才能讓彼此的心靈成長，這兩者都需要你我尊重別人的想法，並且願意重新思考自己的觀點，以及拓展自己的視野，人際關係打造了讓人類能夠擴大其關懷圈的環境，在一九七零年代，心理醫師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提出著名的新理論，他指出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你和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過六個，也就是說，最多通過六個人你就能夠認識任何一個陌生人），但在我們這個電腦化、手機化、外包的世界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緊密了，如果現在米爾格倫還活著，他說不定會修正先前的理論，他或許會發現人與人之間只存在著二至三度的分隔。
詹森總統曾說：「希望我們這個世界千萬別在變成天涯若比鄰之前就先變成天涯若”鄙鄰”。」九一一事件以及其他所有的恐怖攻擊事件就是最佳的寫照，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上的人們，竟然不能了解及幫助彼此，我鼓勵大家一齊努力，讓我們的世界變成四海一家，寫作能讓我們與世界各地的讀者連結起來，還可以讓我們支持及影響一些畢生不會見面的人，雖然我們不一定能夠修補另一個國家所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