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對漢學研究貢獻可觀的二十年 馬悅然
我個人非常幸運地與蔣經國基金會之間有著歲月悠長而美好的合作，因而獲致這份榮幸來為其慶祝二十週年的專書寫一篇序文。
本書卷討論的問題是：何為漢學？我六十多年前開始學中文的時候，這個問題是比較容易回答的。那個時代的漢學，主要包括漢語和漢語歷史、中國文學、歷史、思想史與宗教。研究的一大部分是用來研究古代文化、早期的中華文化。我尊敬的老師高本漢奉獻他七十多年的學術生涯，大多數的光陰是拿來構擬中古和上古漢語、研究先秦的著作與早期的青銅器的花紋。對高本漢來說，現代的中國是從東漢開始算起的！
最近幾十年，漢學的領域漸漸擴大了，研究朝現代的路子走去，增添例如經濟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的學門。比較保守的漢學家為這樣發展的趨向感到可惜，其他人則是歡迎其為傳統的漢學增添必要的補充。我也非常欣賞蔣經國基金會對漢學研究的支持過程中，對於傳統與現代的學術研究計畫給予相等的份量。
不能否認基金會的名字是有些政治敏感的。然而多位董事會的成員是優秀、廉正的台灣學人，歷年來已證實了基金會與政治絕無關係。
蔣經國基金會的建立，該算是漢學走上全球化的第一步。早在一九八九年基金會成立，並在美國設立辦事處。一九九○年八月，執行長李亦園教授在荷蘭的萊頓大學出席第三十四屆歐洲漢學學會雙年會。那時我做為歐洲漢學學會的主席，有機會跟李亦園教授討論歐洲漢學跟蔣經國基金會的合作。我們討論的一個結果是，一九九二年四月在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行的「歐洲漢學史國際研討會」。出席這個研討會的學人包括四十五位來自歐洲十四國的資深漢學家，四位優秀的日韓漢學家與六十多位台灣的學人，這個研討會對促進歐洲與台灣的學人之間的瞭解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特別高興的是，七十多位台灣的研究生和年輕的學人有機會旁聽這場研討會。
一九九四年，李亦園教授出席在布拉格舉行的第三十五屆歐洲漢學學會雙年會議。原來做為一個重要的漢學中心的布拉格東方學院，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遭到蘇維埃侵略者的嚴重破壞，當天正好是第二十三屆歐洲漢學協會雙年會該在布拉格開幕的日子。李亦園教授訪問布拉格的結果是，基金會的國際漢學中心一九九七年建立在古老的查爾斯大學。要是我已故的友人，布拉格漢學學派的創造者普實克（Jaroslav
Prusek）教授，在九泉之下看到這個中心的建立，一定非常歡喜。
基金會的大型贊助案包括國際敦煌計畫、台灣現代文學英譯系列計畫、四館合作數位典藏，以及與杜賓根大學共同成立的歐洲當代台灣研究中心。這些國際性的運作，無疑會大大地促進這四個領域上的研究。做為一個翻譯家，我對中書外譯特別感興趣。翻譯家應該算是不同文化之間建築橋樑的重要人物。瑞典學院常務祕書霍爾斯．恩達爾曾說：唯一的世界文學是翻譯！由王德威教授與齊邦媛教授領導的「台灣現代小說英譯選集」，從一九九七年起，陸續把三十部台灣文學著作領上世界文學。
蔣經國基金會這二十年來的貢獻是非常可觀的，我深信基金會一直會以相同、極好的模式促進世界漢學的發展。
【緣起】一本書誕生的故事 朱雲漢
這本書說的是蔣經國基金會的故事，但這本書也有它自己的故事。
這本書的原始構想誕生於一年前的一場午餐約會，當天張作錦先生約了天下文化出版公司負責人高希均先生與我見面。當時張作老與我有一個粗粗的構想，希望能物色一位合適的作者，透過報導文學的筆觸，將基金會二十年一路走來的故事，寫成一本能引起一般讀者興趣的小書。
當時我們並不確定，這樣一個構想是否可行。因為，畢竟二十年來基金會所從事的是清淡如水的學術獎助業務，這是一條非常孤寂的道路，因為對人文與社會科學基礎研究的補助，是很難馬上看到立竿見影的成效。更何況，基金會補助的主要對象是國際漢學，這是人文社會學術領域中的陽春白雪、曲高和寡。要讓習慣於數位科技時代脈動的一般讀者，對基金會的故事感到興趣，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其當我們聽到高先生談到晚近台灣出版業的不景氣，以及擁有閱讀習慣的年輕人愈來愈少的趨勢時，頓時心頭涼了一截。出乎我們意料的是，高先生對於我們所提的出版構想，非常積極地回應。在美國學術界任教數十載的他，覺得基金會的故事應該讓更多人瞭解；而且他還建議將來這本書，不但應該出正體字版，還應該出簡體字版，好讓所有華人世界的社會菁英都瞭解，在台灣有這樣一個在國際漢學界默默播種、耕耘與灌溉的基金會，二十年如一日。
高先生當場答應願意促成此事。儘管如此，張作老與我在這頓飯結束與他握別時，心中還是不完全篤定。直到一星期之後，高先生打電話給我，說他已經說動了《遠見》雜誌的副社長刁明芳女士，來執行這本書的採訪寫作計畫，這時我心中的一塊大石頭才落下。回想起來，當初高先生氣定神閒地答應幫忙，一定是他心目中早有理想人選。
刁女士接下這個臨時任務後，一分鐘也不敢耽擱。跟基金會從未有過接觸的她，開始消化大量的相關背景資料、構思寫作大綱、規劃訪談對象，以及草擬訪談架構。跟她密切配合的是基金會的主任祕書游淑芬女士，游主祕從基金會創立的第一天開始，就跟隨李亦園先生到會服務，她對基金會二十年經歷過的大事小事如數家珍。為了配合這本書的寫作，游主祕經常需要翻箱倒櫃，把一些陳年的檔案調出來核對時間與地點，也把許多同仁們幾乎遺忘的老照片找了出來。她還擔心刁女士一個人遠赴歐洲進行訪談，人生地不熟，特別將手邊繁重的工作暫時擱下，親自陪同刁女士去歐洲走了一圈。
本來刁女士還計畫去美國跑一趟，沒有想到幾乎所有她預定要訪問的幾位資深學者與代表性人物都正好在過去這八、九個月陸續來到台灣。其中包括多年沒有返國的余英時先生，難得來台北的余寶琳教授，應邀出席總統就職典禮的丁大衛先生，正好來台北參加古漢籍善本數位化計畫工作會議的鄭炯文館長、馬泰來館長與居蜜主任，再加上原先就預訂秋天返台的許倬雲先生與王德威教授。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這也算是一種機緣吧。
刁女士接手這個寫作計畫後，就發現基金會二十年的故事數不完，前前後後有許多國內外重要學者曾為基金會的志業付出心血，還有許多有心人在幕前幕後細心呵護基金會的學術獨立地位，他們都是國際漢學的重要推手。但一本小書的容量實在有限，因此在取材上必須作一些揀選；還有許多應該訪問的人物，值得披露的往事，由於時間與篇幅的限制，只能暫時割捨。
在這本書中出現的訪談對象中，我大概是資歷比較淺的一位。我參與基金會工作將近十年，雖然也算是人生中一個不短的片段，但相較於從二十多年前就參與基金會籌畫的幾位長輩，我的經歷與體驗還是十分有限；而且當我在十年前開始參與基金會工作時，基金會的國際聲譽早已建立，制度已經十分完備，也發展出特有的風格與傳統，這些都是創會董事們與首任執行長李亦園先生的心血結晶。這幾年來，我一直有一個心願，希望能透過一本小書，讓眾多讀者有機會聽聽他們幾位娓娓道來基金會走過的關鍵歲月。
我非常感謝高希均先生與刁明芳女士，能趕在基金會成立二十週年的前夕，幫助我完成這個心願。我也要特別感謝張作老，沒有他的一路情義相挺，這本書絕不可能如期問世。在書稿的準備過程中，基金會的王璦玲老師與宋翠英女士，非常用心地幫忙核對資料與校訂文字；在編排與製作過程中，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吳佩穎先生，非常精確地掌控出版進度。他們都是這本書的幕後功臣。
